在一個周六的上午,我們一行五人去了Robinson road 的公積金(CPF)總部。一位管理層的官員接待了我們。他很認真地聽了我們的情況並做了記錄。他告訴我們政府會聯係我們的雇主並通知他們開始交公積金。
一周左右以後我們收到國內的指示要我們不要再鬧公積金的事。我挺身而出(我不是小組長。祥和智是組長和副組長)。我回答到我們沒有鬧事,隻是按新加坡的法律辦事,我們出國之前的培訓不是要求我們遵守當地國家的法律嗎?領導無語了。
自此以後,一切如常。我們還是天天上班,於濤還是每周來收我們的交通報銷並付錢。一切如常到了不正常的成度。我總覺得應該有一場風暴就要來臨。
要來的終於來了,一天我正在機房寫程序,有人告訴我我的上司和另外兩人在NEC的上司被日本老板叫進會議室開會,也有人見到Takada了,一定是與我們三人有關。心裏擔心了很久。最後反而是絕處逢生,不但我們的工作不受影響,皮包公司還開始為我們付公積金了。這是我後來了解到的在那個會議室發生的事情:
Takada 告訴NEC 的日本老板,他們要提前終止合同並把我們送回中國,。三個小老板隻有我的老板挻身而出。他問為什麽?Takada 說因為他們是中國人。我的老板轉身對日本老板說:那你也把我炒掉,因為我也是中國人!(他是台灣人,早年隨父母移民台灣,父親原籍南京 。他父親是牧師,帶我去過他們的教會。他對我的工作非常滿意,也很同情我的境遇)。接著他向老板描述了我在項目中的作用如何重要,如果把我搞走項目一定不能如期完成。然後Takada 講了公積金的事,新加坡政府找到他們了。公司要補交公積金並交巨額罰款。他要中斷合同,並把我們送回中國 把公司關掉就此了事。如果要繼續的話,按照現有合同公司無法運作。最後的安排,是修改合同提高價格,NEC多付錢,我們的公司為我們付公積金。條件是合同期滿後,NEC有權在我們的公司手中把我們接過來,直接或間接地雇用我們。致於罰款的事我不太清楚如何了結的。
告訴我的是在會議室裏的另一個小老板,我的上司沒有與我提起。據說NEC大老板對我的上司說:"我服了你了。你怎麽說就怎麽做吧"
從那以後我們開始有公積金了,並且從第一天補。更重要的是一年後我們有可能被NEC 雇用。不過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也要交200塊一個月,如果沒有其他收入交單位600塊以後是無法生活的。我們向領導反映,得到的答複是回來再說。
這件事不但對我們很重要,對新加坡的其他類似的公司影響很大,因為不交公積金的公司有好幾個,都是做人頭生意的。在我們這件事的影響下,政府通查了一遍,個個都要補交。
這件事對我們單位來說也影響很大,本來指望多送幾個人,多賺一些錢。現在因為這事,送出去的人差一點還不回來了,更不要說送更多的人了。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我們單位就再也沒有人送來新加坡工作了。
對單位的同事也有影響,本來還想下一批來新加坡的,現在就沒機會了。總之對我們不高興的人很多。特別是對我不滿意,因為我是起頭的也是主要活動人。可是因此收益的另外四人從未向我表示感謝。
這件事對新加坡的影響之大到了導致新加坡政府修改公積金法規的程度。幾年後公積金法規改成持工作準證的外國人不用交公積金,就是成了永久居民後還有一個過渡階段,幾年後才會象當地公民一樣交40%的公積金(雇主和雇員各20%)。理由是鼓勵引進外國人才。不過我們早去的所謂前輩不受影響。
自此公積金風波開始平息了。除了工作,加班,做家教,我們所煩的是如何在一年後繼續留下,或者回來。大家都瞞著別人為自己的前途做準備。
說到家教我是第一個找到家教也是做的最長的一個。我教過華文,數學,算盤,也教過程序設計。整天是越忙越好!不過在我心裏最大的事還是如何繼續新加坡的曆程。那個過程也是讓我看到了人性的醜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