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考察中國政法大學考察

5月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來到中國政法大學考察。
習近平強調，全麵推進依法治國是一項長期而重大的曆史任務，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指導，立德樹人，德法兼修，培養大批高素質法治人才。
在學生活動中心一層大廳，民商經濟法學院本科二年級2班團支部正在開展“不忘初心跟黨走”主題團日活動。習近平說，（人民財富供養的民間組織）共青團是黨的助手和後備軍，要始終保持先進性，廣大團員青年堅定跟黨走，就是初心。不忘這個初心，是我國廣大青年的政治選擇，也是我國廣大青年的人生航向。（如果不接受意識形態，在中國沒有前途）總書記詮釋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優秀品質，廣大團員青年要不忘初心，堅定跟黨走。
校理論社團求是學會成員袁正臣，青年要加強對國情民情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學習。求是學會今後會帶領更多學生學習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中國政法大學校園裏，到處都鐫刻著“法治”印記：刻有學校校訓的法鼎；一體四翼的主教學樓分別以校訓“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命名；學校有憲法大道、婚姻法小徑，還有鑲嵌著《世界人權宣言》全文的法治廣場……。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全麵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
我們必須牢記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魂，是我們的法治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最大的區別。……全麵推進依法治國絕不是要虛化、弱化甚至動搖否定黨的領導，而是為了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改善黨的執政方式、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製度都是錯誤的、有害的，都是違反憲法的，都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麵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5年2月2日)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不能把堅持黨的領導同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對立起來，更不能用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來動搖和否定黨的領導。那樣做在思想上是錯誤的，在政治上是十分危險的。

司法獨立不是什麽思潮
吳鴻昌
據報道，最高法院院長周強發高論：要敢於向西方司法獨立等錯誤思潮亮劍，雲雲。
司法獨立，在慈禧太後那個時候，可以說是思潮。今天，已經不是思潮，而是文明國家的司法體製。司法獨立，是保證司法公正的製度性安排。這是常識，絕對不是什麽思潮。
現在，發達國家都是司法獨立。介於發達和落後之間的中間地帶拉丁美洲，除了家族政權的古巴，基本上也都是司法獨立。
公元2017年的地球上，最落後的國家都在亞洲和非洲。但是，亞洲和非洲的多數國家也已經建立司法獨立製度。司法不能獨立的，隻存在於實行中世紀政教合一體製的幾個伊斯蘭國家，還有幾個家族政權國家如敘利亞、朝鮮，等等。
所以，從曆史看，司法獨立是百年以前的思潮，而不是現在的思潮，從現實看，司法獨立是除全世界最落後國家以外的普遍司法製度。
周院長大人充任最高法院院長，無視司法獨立此事的曆史和現實，竟然要亮劍，不好理解。周大人最近是否閱讀了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小說《唐吉可德》，精神有點亢奮？
周院長精神亢奮的原因，就是弱智如本人也完全理解。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麽，理解萬歲。
最近幾年，河南的趙作海案，內蒙古的呼格案，河北的聶樹斌案，等等，等等，可謂新的今古奇觀，轟動一時。幾個案子，案情雖然各不相同，但是，發生冤、假、錯的根源卻是相同的，那就是司法不能獨立。司法受製於權力。這些冤案得以平反，並不是司法部門的糾錯，而是不糾錯維持不下去了。案稱被趙作海殺害的人活著回家了，趙作海的殺人案怎麽維持？呼格案和聶樹斌案與此相反，都是真凶出現並交代了真實案情且被證實，呼格和聶樹斌不平反也得平反。這幾個公開暴露的荒唐案子解決以後，人們難免要聯想，冤假錯案是不是就這幾個？周院長大人如果是一個合格的院長，一個好院長，就應該在法學理論上，在製度建設上，在其他一係列國民翹首以盼的司法領域裏有所建樹，不辜負國民的期望。
西方的司法獨立思潮既然錯誤，有什麽可怕的？難道還需要院長大人親自出馬，大動幹戈？
公正，已經被中國國家層麵定為基本價值觀之一，司法領域裏的公正怎麽體現，怎麽保證，周院長大人理當拿出一套又一套的東西來，亮一亮周院長這把劍，叫國人見識見識院長大人的高明。

劉少奇：率先提出“黨可以不受法律約束”
作者：李悔之
一）執政黨不受法律的約束
   1955年1月間，張鼎丞（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向劉少奇匯報工作後，劉少奇作了許多指示，他說：“我們的法律不是為了約束自己，而是用來約束敵人，打擊和消滅敵人的。”
   1955年7月間，劉少奇又在北戴河向最高人民檢察院負責人指示說：“我們的法律是要保護人民去同敵人鬥爭，而不能約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條法律束縛了我們自己的手足，就要考慮廢除這條法律。”
   從劉少奇的上述指示來看，他認為法律是由黨領導製定的，明確把執政黨置於法律之上。這種觀點與“執政黨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進行活動”的法治理念相距甚遠。實行的結果，就是導致在“反右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隨意破壞法製，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
   （二）政法機關必須掌握在黨的手裏，作黨的馴服工具
   有關這方麵的文件和指示非常之多，下麵引述幾例：
   1955年7月間，張鼎丞和梁國斌（最高檢察署副檢察長）在北戴河向劉少奇匯報工作（彭真在座），劉少奇說：“憲法已經規定了，逮捕和起訴都要經過檢察院。如果不經過檢察院批準，捕人是違法的。所以檢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訴全部擔負起來。黨委決定要捕的，檢察院要閉著眼睛蓋章。這樣做也可能有錯，這在黨內可以講清楚，但對外，都要由檢察院出麵擔起來。……如果檢察院不做黨的擋箭牌，民主人士就會利用這點來反對黨，結果可以說等於是檢察院反黨。”他強調說：“必須告訴檢察院的同誌不準鬧自由主義，不能因為你們閉著眼睛蓋章，有了錯案就說‘這個案子不是我批的，我不負責’。如果有人這樣講，就是泄露了黨的機密，就是和黨鬧獨立性。檢察院要做黨的擋箭牌，在黨內可以講清楚，對外，就要講這些案子都是經過檢察院批的，都由我負責。這樣才對。不然，就是違犯了黨的紀律，要受黨紀的製裁。”劉少奇還再三強調：“檢察院必須掌握在黨的手裏，這個機關同公安機關一樣，同樣是黨和人民同反革命分子作鬥爭的銳利武器，必須掌握在自己人手裏。必須保證檢察機關在組織上絕對純潔。”
   1955年9月19日，羅瑞卿（時任公安部長）在全國21省市公安廳局長會議上講話中說：“公安、檢察、法院都是黨的工具，是黨的保衛社會主義建設、鎮壓敵人的工具，這點必須明確。但是在憲法上又規定了‘人民法院獨立審判，隻服從法律’、‘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所以，關於檢察院和法院在對內和對外的講法上要分開。當然，如果有些檢察院、法院的同誌以法律上的規定來對抗黨的領導，那就錯了。凡是對這點認識上有偏差的，必須糾正。”
   1957年9月4日，在中央法律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羅瑞卿發言中批評“某些司法、檢察、法院強調司法獨立，垂直領導，不聽黨委的話。”會議最後由彭真做總結，要點有三：1 政法部門普遍存在著右傾思想。2 反右派鬥爭。右派分子在政法戰線上的進攻極為猖狂，攻擊我們是“以黨代法，黨政不分，無法可依，有法不依”。3 黨委的領導。政法機關這個專政的武器必須牢固地掌握在黨的手裏。黨委應當領導政法機關的全部工作（包括所有案件），各級政法部門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黨委（包括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的絕對領導，加強向黨委的請示報告。
   1957年10月8日，彭真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發言，第二部分是“關於政法工作問題”，他說：“在司法行政和法院係統中，最突出的問題，是一部分人想借口‘司法獨立’來擺脫黨特別是地方黨委的領導，同黨分庭抗禮。”
   1958年6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就召開第四次全國檢察會議向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其中談到：“經過一年來的反右派鬥爭，全國檢察機關共挖出右派分子一千五百多人（注：此前，檢察係統的幹部編製最多時為四萬三千人）。”會議批判了片麵強調垂直領導，忽視黨的領導或者把黨的領導抽象化的錯誤路線，進一步強調：“檢察機關必須完全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做黨的馴服工具。必須聽黨的話，黨叫做什麽就堅決做什麽；黨不允許做的事情，就一定不要做。會議認為黨的領導的問題，是檢察機關最根本的問題。”
   從1958年6月23日至8月20日，召開了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重點是揭發批判“司法部黨組所犯的嚴重錯誤”，把司法部黨組全體成員6人及正司級黨員幹部3人共9人打成“反黨集團”（此案直到1978年12月才由中共中央宣布平反）。最後形成的會議文件認為：“司法戰線近幾年曾犯過違反黨的方針的嚴重的原則性錯誤，主要是右傾的錯誤，而思想受資產階級法律觀點的影響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會議認為，“主張審判獨立就是反對黨的領導，是以法抗黨，是資產階級舊法觀點借屍還魂。”
   會議結束後，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向中央報送的《關於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的情況報告》中，特別強調：“人民法院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成為黨的馴服工具。……法院工作服從黨的領導，不僅要堅決服從黨中央的領導，而且要堅決服從地方黨委的領導；不僅要堅決服從黨的方針、政策的領導，而且要堅決服從黨對審判具體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麵的指示和監督。”

1967中南海外，幾十萬人圍集四周，一百多個高音喇叭發出刺耳的喧叫：“打倒劉少奇” ， 1967年7月18日晚，中南海造反派和幾十萬群眾聯合批判劉少奇。
8月5日，批鬥劉、鄧、陶大會，　批鬥會後，劉少奇被押回辦公室，他雖疲憊已極，但餘怒未消，立即按鈴叫來機要秘書，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嚴正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麽對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扞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的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麽不讓我講話？　盡管秘書當夜就寫了匯報，但劉少奇的抗議沒有收到任何回答。8月7日，劉少奇給毛主席寫信，抗議給他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書麵提出辭去現任職務，並告訴毛澤東“我已失去自由”。
晚7點多鍾，光著身子的劉少奇被人用粉紅色的緞子被一裹，再蒙上一條白床單，劉少奇被整死時無衣遮體。
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劉少奇同誌被秘密送到開封“監護”,在開封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27天, 969年11月12日淩晨6時45分死。他被中共中央十二中全會定為“叛徒、內奸、工賊”，被“永遠開除出黨” 。當毛澤東知道劉少奇的死訊後，冷冷的說了六個字：自作孽，不可活!
3月6日，中共中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北京團審議時明確指出：“在黨的領導下，隻有黨政分工，沒有黨政分開”，“在我們國家，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政黨，黨是領導一切的”，其意義非凡。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十八屆中央領導集體，毫不動搖地鞏固強化中共的“一元化”領導
中國貪腐與反貪腐其實就是一家人,叫做自己監督自己。用一個中國的俗話來說,貪腐與反貪腐其實就是監守自盜,或者賊喊捉賊的遊戲而,與廣大的人民沒有一毛的關係,以人民的名義,實質是利用人民,核心是權力壟斷,本質是行騙！把權力還給人民，開黨禁、開言論、實行司法獨立，讓人民有監督權力的權力，這樣貪腐者才不敢利用手裏的權力瘋狂貪腐。才能真正讓貪腐無處遁形。喬楚玉
曆史可能會有反覆，在位之時事無忌憚，忘記父親被整。前事不忘，後事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