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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度不改革反腐還能走多遠?蔡慎坤

(2017-04-22 09:41:10) 下一個

十八大以來,反腐可謂轟轟烈烈,可是產生腐敗的製度依然在運行,如果製度不改革製度,這樣的反腐還能走多遠?誰能保證現在和將來的當權者不會繼續腐敗?實際上,現在的反腐如同渾水中抓魚,抓出幾條大魚小魚並沒有什麽意義,因為水是渾濁的,被抓出來的魚隻是運氣不好罷了。
在高壓反腐之下,腐敗依然根深蒂固依然以不同的方式在泛濫。如果我們把反腐敗的希望寄托在某個人身上,那是非常荒謬的一種想法,不僅與民主法製背道而馳,而且還是封建皇權思維的延續。中國之所以腐敗泛濫,是製度性的腐敗,不是某個人或某群人的問題,建立監督腐敗的製度才是根本,僅靠運動式的反腐是遠遠不夠的。
但是要對現行製度進行改革,必然會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必然會導致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和阻撓!從今年春晚的官方報道可以看出,這個既得利益集團正在不遺餘力,竭盡全力打造一個充滿謊言和顛倒是非的社會。意識形態領域充斥著更多的謊言、欺騙和盲目的歌功頌德,上上下下都以說假話為樂,曾經點燃希望之光的改革離我們漸行漸遠。
中國改革走到今天,我們不得不承認,幾乎所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基本完成,內部推動改革的動力早已喪失殆盡。對於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特別是能夠影響中國未來走向的人物來說,主動發起改革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我們再也看不到力圖有一番政治抱負的改革者出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實際上,自清末光緒以來,中國力主改革的政治人物要麽是曇花一現要麽是以悲劇收場。
30多年前鄧小平力挺胡趙力行的改革,曾經喚醒昏睡愚昧的一代中國人,無論是作為一種官方的意識形態,還是作為一場範圍廣大、無所不在的實驗,改革都是鄧小平時代無可爭議的核心價值,也深刻影響並且改變了中國人的命運乃至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
那個時代的改革,不僅僅是中國人的精神訴求,更是現實社會中普遍的人心所向,一個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也因改革而得以誕生。人們從物質極度匱乏、思想極其禁錮、智力極其愚昧的曆史深淵中出發,幾乎所有中國人都在這場改革所帶來的思想解放、物質繁榮中獲得了巨大的滿足感和認同感。這種全民共贏的的改革,得到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響應和支持,也成為凝聚社會共識不可替代的民族願景,那個時代的改革,是屬於全民的改革,積聚了全民的力量也汲取了全民的精華。
然而那個時代的改革,僅僅隻是涉及經濟,並未觸及僵化的製度。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隨著胡趙政治生命黯然謝幕,中國的改革突然轉向抑或脫離了原來的運行軌道,既得利益集團迅速崛起並且掌控了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命脈。表麵上看,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但這個國家已在不知不覺中被既得利益集團所壟斷、被綁架,甚至連改革的路徑和話語權也被既得利益集團所把持或操控。改革徹底背棄了初始的全民契約,變成了一種不受監督、不受製約、不需要全民共識的官僚利益集團和壟斷利益集團雙贏的格局。
既得利益集團相互勾結,利用各種手段來影響大政方針政策,甚至影響立法的進程。中國的社會財富也在不知不覺中被既得利益集團公開掠奪和瓜分,所謂的“利益博弈”早已成為過眼雲煙,中國社會呈現出來的是一番弱肉強食的光景,即沒有任何規則,沒有任何道德,沒有任何良知,絕大多數人被排除在財富掠奪的遊戲之外。
當更多人被當作包袱被改革所拋棄的時候,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礎自然就越來越脆弱。於是,一種關於改革、增長、穩定的惡性循環就開始了:越是不穩定,就越要推動GDP高速增長;越要推動經濟高速增長,就越要推動符合既得利益集團的所謂改革舉措;而越是推動這種改革,就越是造成社會巨大的貧富差距和尖銳的社會矛盾。
改革於是變成一種贖買精英階層的私相授受的權宜之計、一種刺激短期經濟增長的純粹的機會主義遊戲;改革不僅從內部被完全腐蝕,也從外部徹底失去了社會基礎以及曆史推動力。高速的經濟增長固然可以為蛻變了的改革塗脂抹粉,但卻很難說服那些在改革中被剝奪了基本權利或遭到無情拋棄的弱勢群體。
日趨嚴重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司法不公,加劇了社會動蕩和道德滑坡的速度,造成了富人與窮人,官員與平民的對立,造成了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地,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的巨大反差!也加重了人們對政權的失望乃至一夜暴富的投機心態。於是,摻雜使假、摻假使黑、坑蒙拐騙、權錢交易、權色交易、貪汙腐敗、勾心鬥角、恃強淩弱、仗勢欺人、唯利是圖、爾虞我詐成為中國社會的常態。
實際上,高層也有人看到了這些問題,隻是因為既得利益集團太過強大,改革一直無法觸及製度層麵。2010年8月,深圳特區建立三十周年之際,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深圳考察時強調:“我們不僅要推進經濟體製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保障,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複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溫家寶在當時重提政治體製改革,不僅僅是一種表演,更需要政治擔當,在那個特殊的曆史時期,也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
在中國改革初期,鄧小平就預見性的看到:“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製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講話,成為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遺憾的是,一群年邁八旬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未能完成改革的宏圖偉業,也很難讓他們下決心在人生的最後時刻站出來革自己的命。
30多年來,中國經濟突飛猛進,GDP高速增長,但是由於政治製度改革的滯後,致使經濟領域的很多重大問題始終難有突破,經濟改革的成果並沒有真正轉化成民生的福祉,人們期盼政治改革,是希望共同分享中國改革的成果,而不是繼續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掠奪斂財格局。
然而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政治改革幾乎成了敏感的話題,似乎隻要一談政治改革就會國無寧日。在這樣僵化的思維下,那些不願承擔改革成本卻獨享改革成果的既得利益集團,勢必采取各種手段來反對和阻撓中國的改革進程,甚至假借“改革”之名,擴大權力的幹預範圍和尋租空間。
今天的中國,需要建立一個公平、透明、民主和法治的社會,改革的重點應該指向既得利益集團!正如.經濟學家吳敬璉所說:“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麵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私有化的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後者咄咄逼人,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潮流對於我們民族前途和未來的威脅。麵對深層的社會問題,當務之急是從最基本的地方著手,構築起法治社會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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