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政治改革的推進，周永康案無意義

陳行之   著名作家  來源：鳳凰網博客  共識網思想者博客
極權主義國家特征是：一黨製，個人或政黨決定的領導權，人民有一定程度的選舉權但僅限於讚成政黨候選人，缺乏憲政，極其有限的政治自由，國家決定社會結構，政府牢固控製經濟，政府控製大眾傳媒。在上述極權主義之外，還有一種被稱之為絕對極權主義的國家，特征是：絕對一黨製，人民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人民沒有個人自由，政府高懸於社會之上，控製新聞媒體，被強製的經濟和社會分層，政府完全控製經濟，嚴格的思想控製，個人良知泯滅。
一個國家曆史和政治、經濟、文化結構決定那個國家的國家形態和政府形態，是中國獨有的曆史，是中國獨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決定了周永康案的必然發生。扭曲變形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決定了中國必然連續不斷發生周永康案之類帶有黑暗性質的政治事件。
於是出現了“如何處理周永康案”的問題。
有兩種選擇，一是在某種政治強製狀態下，不觸動政治、經濟、文化架構，隻是將其視為偶然發生的腐敗案件，讓人民在淺層次的反腐敗幻象中陶醉，施行綿延數千年的法家路線——表現為高度體現國家意誌、將人民排除在政治過程之外的酷法統治——將他們引入到對新皇的崇拜與效忠之中；二是在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的氛圍中（哪怕僅僅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那種極為有限的政治自由），還給人民思想的權利，釋放人民的政治智慧，以普世的自由、民主的方式而不是以“具有中國特色”的不允許民意進入的方式，審視這個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和架構，按照人民的意願，刻不容緩地對所謂特色製度和特色體製進行深刻的反思、變革和改造——即本文標題所謂全麵推進政治改革。
依據曆史記憶，依據我們卑微生存中的過往經驗，依據被置身於政治過程之外的當下處境，我的直覺是，做前一種選擇的可能性會更大一些，即便是在看到高層發出“依法治國”的宣示之後也是如此。對案件的審理和解說必定會以“可控”作為第一位的政治原則，僅隻是就案說案，隻在反腐敗層麵淺嚐輒止，那就意味著必定會有很多不能規避、不能切割的問題被刻意規避和切割，而這些問題又如此重要，重要到讓“腐敗”這個詞都失去分量，重要到所謂“周永康案”有意義或者沒有意義，重要到關乎中國的未來政治走向，重要到這個關乎這個國家得以涅槃重生，還是在一片岑寂中走向沉淪死亡。
他是怎樣攫取國家權力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是什麽樣的製度、體製、機製把他送到了如此令人驚歎的權力高位？在這個製度、體製、機製中，國家權力的來源究竟是什麽？是人民經由選舉權表達的同意，還是更大權力帶有黑箱政治色彩的私相授予？人民的意誌和願望為什麽無法進入國家政治過程？中國何時可以將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宮廷政治轉變為開放的民主政治？我們應當從周永康案中追究怎樣的製度責任、體製責任和機製責任？
周永康是偶然出現的個體，還是製度性麇集起來的團夥中的一員？有沒有同級別或者比他更高級別的人用同樣的手段攫取了國家權力？有沒有人仍然人模狗樣地一邊接受膜拜一邊還在巧取豪奪？除了周永康之外，還有沒有人讓子女親屬盤踞在國家最重要的經濟命脈部門，通過所謂“國企”的方式壟斷資源、壟斷經營，在金融、電力，通訊、水利、交通、礦產領域瘋狂饕餮和掠奪社會財富和民脂民膏？關於“500戶”的傳聞究竟是真是假？《紐約時報》披露的家族財富真的是“西方敵對勢力”編造的虛假新聞嗎？如果剔除了周永康仍舊不能阻止利益集團的其他成員繼續為非作歹，如果人民麵前仍舊虎狼當道，如果人民仍舊被掠奪，如果社會仍舊喑啞，如果思想仍舊被視為洪水猛獸，如果政治、道德、人性仍舊繼續潰爛並無可抑止地向全身蔓延，又該怎麽解釋作為局部事件的周永康案與全局性的中國政治結構、政治形態的關係呢？
周永康以“維穩”之名肆無忌憚地破壞法治，恣意侵犯公民權利，僅隻是他的個人行為嗎？如果沒有一整套嚴格的製度保證和機製遮護，如果沒有集團式的國家級政治運作，周永康個人能做到嗎？賦予這個人國家權力的更大的權力者當時在幹什麽？如果周永康個人就有那麽大的能量，我們又如何評價在他上台之前和下台之後幾近相同的社會政治形態呢？在一個因為統計地震遇難孩子人數和姓名就可以受到指控的國家，在一個因為為舉牌要求政府官員公布財產就被以尋釁滋事罪遭到逮捕的國家，在一個因為對不合理製度、體製、機製發表幾句非議就會被“喝茶”的國家，僅隻是周永康一個人在用國家暴力踐踏人權嗎？究竟誰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又是誰在以國家的名義消解和褫奪了公民的權利？就連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想要挪動一下腳步都不得不將個人生死毀譽置之度外，究竟是什麽樣的黑暗勢力擁有如此強大的脅迫力量？
特殊利益集團是國家和人民的共同敵人
倘若仍舊緣木求魚，讓作為掠奪集團的豺狼、老虎來做回答，人民將得到什麽，已經被慘痛的曆史一再證明過了，我們看得到大地上流淌的鮮血和遊蕩的冤魂，隻能是政府暴力，猶如我們目前隨處可見、已經見怪不怪的征地強拆一樣，死人都已經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何況“說法”乎！
特殊政治利益集團已經把中國政治弄得如此肮髒腐爛，中國的大好河山已經被他們掠奪得如此貧瘠破敗，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已經如此形單影隻，他們除了用一個又一個疊加的謊言繼續欺騙和蒙蔽民眾之外，除了成癮性地強化使用國家暴力壓製民眾意願和利益訴求之外，他們比任何局外人都深知，哪怕後退一步都將遭受滅頂之災，咆哮的民意是不可能放過他們的，必將像驚濤駭浪一樣把所有醃臢與醜陋蕩滌一空……如此跌宕激越的政治前景，即便是稍微的想象也讓他們膽戰心驚。
每一個個體，不管他的地位多麽卑微，都是這個國家的主人，與所謂的官二代、富二代沒有任何區別，他們有權利審視這個國家的事物，有權利理直氣壯地要求政府履行對人民的義務與責任。難於上青天——在討要說法的過程中，你非常有可能流淌鮮血，也非常有可能成為冤魂，猶如在此之前仆倒的那些人一樣。
特殊利益集團大比例地裹挾了國家政治權力、經濟權力與文化權力，已經很難把他們與國家區分開來了。他們的經濟掠奪越來越具有國家特征。為了保證這種掠奪持續進行，他們對人民越來越頻繁動用國家暴力。人民在伸張自己的權利時，遭遇的往往是以“國家”麵目出現的政治力量的阻滯和鎮壓，他們就像寄居蟹一樣鑽進了“國家”的軀殼，並且以此對人民耀武揚威。我們通常所看到的權力罪惡，幾乎都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如果說有什麽中國特色的話，特殊利益集團對國家的綁架和對人民的勒索，才是最大的中國特色。
特殊利益集團，哪怕是把傳說中的“500戶”聚攏到一起，也畢竟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國家，它隻是國家肌體中的侵入性力量，這就決定了特殊利益集團必然在終極意義上成為國家和人民的共同敵人，是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上下其手呼風喚雨的特殊利益集團，而不是什麽他們借助於國家宣傳機器所指認的“國外敵對勢力”，更不是什麽秉持自由民主信念的公共知識分子，把國家和人民同時置放到了生死攸關的危險境地，他們用腐敗和饕餮掏空了人民的國家認同和愛國意識，國家又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為根基的人民的合法性支撐……還有什麽比這種情形更危險的嗎？！
一個國家強大與否，取決於那個國家的人心背向。如果現在發生一場高烈度的國家間的戰爭，特殊利益集團也一定會摒棄這個國家，攜帶著天文數字的民脂民膏逃向美國，在前線浴血奮戰的，將是那些被排除在國家政治進程之外、既無選舉權又無言論自由、無法表達利益訴求的人的子女。
倘若人們內心的對統治的同意發生了動搖，就會覺得沒有必要遵守一個不合法並且不公正的政府的法律。不遵守法律不再被認為是肮髒的和不誠實的，因為政府本身就是肮髒的和不誠實的。權力橫行無忌，社會人群大麵積道德畸變、良知泯滅和人性扭曲……國家狀態“沉淪”。
政府仍舊作為國家力量強製性地褫奪公民權利和公民自由，繼續無止境地攫奪社會財富，並且無法也不可能在自身利益與民眾利益的博弈中做出妥協和讓步，那麽，這個國家就有可能爆發全麵內亂，人的利益訴求會以極端的方式進行爆炸式的激烈表達。
特殊利益集團裹挾的那部分國家權力，這種被基於同意基礎上的合法性鬆解了，潰散了，它成為了高懸在國家和人民之上的一種政治異在。這是觀察當代中國的最重要視點。
無論他們如何處心積慮地用“特色”把中國與世界隔開，然而中國人的人性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性是一樣的。並不會由於特殊利益集團利用國家公器肆無忌憚地抹黑人權、詆毀普世價值而終止。
特殊利益集團“哪怕身後洪水滔天”的凶殘掠奪和對民意的嚴酷壓製，必然會一步步增加社會壓強，並最終製造出劇烈的社會爆炸。
一個裹挾和綁架了國家的強大特殊利益集團，擁有的幾乎就是國家力量本身，這就決定了它是一種很難對付的黑暗力量。
處理得好，中國也許會在經年堆積起來的政治廢墟中涅槃重生，融入到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秉持的價值體係當中；處理得不好，則有可能繼續沉淪，在對“特色”的堅持中進而成為對內對外意義上的非正常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