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大亂前必有三種前兆

王橙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f6958280102yc4u.html
清末，曾國藩曾說，社會大亂之前，必有三種前兆，將曾國藩的文言文譯成今天的語言就是說：
其一是無論何事，均黑白不分。
其二是善良的人，越來越謙虛客氣；無用之人，越來越猖狂胡為。
其三是當問題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之後，偏偏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認，不痛不癢，莫名其妙地虛應一番，沒有人願意為這艘破船補補窟窿，卻權當沒有看見。
實際上，曾國藩是說亡國的三步曲：
1.黑白不分，社會喪失了應有的淨化與清算功能，就沒了正義與邪惡之別，自此踏上了死亡的第一個台階。
2.由此一個社會越是小人就越猖獗，而好人就隻能忍受壞人的猖獗了。由此就踏上了死亡的第二步台階。
3.當事態嚴重了，於是乎越是醜惡，就越容易被人所默認，有如今天的專家教授大放獗詞，連允許有限腐敗的狗屁話都敢講了。
從晚清延至民國，於右任老先生在《亡國三惡因》中，出於特殊時期，說得更有些意思：民窮財盡——社會破產——國家破產。概括出一部亡國滅政的三步曲。
國有金，吝不與人，為他人藏。此其一。
善不能舉，惡不能退，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貪，使學而為盜。此其二。
宮中、府中、夢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窺伺中、霄小撥弄中，國際偵探金錢運動中，一舉一動，一黜一陟，墮其術中。此其三。
其一是說，百姓貧窮，物價飛漲，社會呈敗落之像。
而老百姓為什麽會貧窮？是因為“國有金，吝不與人”，財富不往普通人手裏流動，國與民爭利。財產歸權貴私有。勞苦民眾雖竭盡勞作，所得不足以維持生計，兩極分化嚴重。殘民，掠民，擾民以自肥，最終也就隻能民不聊生，由此種下了亡國惡因。
其二是說，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揚，作惡的不能受到製止，社會道德急劇下滑。
官員雖多，但不作為，忙於吃喝嫖賭，聚斂財富，使“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善惡本人兼而有之。所以於右任說“化善而作貪，使學而為盜”。其中的“化”、“使”兩個動詞很生動地說明了官員普遍貪腐、社會道德敗壞原因。在社會層麵上，“善不能舉，惡不能退，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貪，使學而為盜。”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社會就呈現出潰敗的狀態。
其三是說，財富有了貧富不均，權力有了兩極分化，財產聚於權貴之家，而社會又喪失了自我更新的功能，也就有了“此哭中、彼笑中”的現象。
於是乎“外人”——列強，“窺伺”中華大地，伺機撈好處；“霄小”——內奸，挑動撥弄，出賣國家利益。搞金錢外交，用通商拉攏外國政要“助紂為虐”，維持其禍國殃民的統治。“偵探”滲透國外華人社區，“金錢”收買外國政要，甚至行為舉止，罷免升遷，都以金錢利益為動因，用這樣方法維持其統治，豈能不使社會敗亡？
於右任老先生的三步曲，是一步步走向滅亡的三部曲，有其一，就必有其二，有其二就必有其三。作為民國的監察院長，作為孫中山先生提倡的五權分立的監察院，想來於老先生，再聯想到曾國藩，不能不承認，這些先賢比常人有先見之明。    

      中國維穩費用已接近軍費，誰是維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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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立龐大的維穩機構。各地政府紛紛成立“維穩辦”、“綜合治理辦”、“應急辦公室”等機構，由地方重要領導親自擔任負責人。群眾工作室、維穩信息中心、人民調解委員會、矛盾糾紛調解中心也建到了街道辦。
中國也有超過200萬的警察部隊。其中100萬武警，此外，還有約400萬名各類保安。保安人員400萬的數據是2008年統計，四年裏在數量上突飛猛進大幅增長，截止2012年，專家保守估計，全國正式登記在冊的各類保安人員在900萬人以上，這些人員被公安部當作非官方的警察部隊使用。
其次，花巨資進行維穩。據清華大學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的研究成果，2009年全國內保費用達到5140億，已經接近軍費的5321億元。並且，公共安全支出成為政府財政支出增長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達47．5％。隨後有學者公開評價：該數字已逼近全年軍費開支，完全可以用“天價維穩”來形容，維穩經費年年破紀錄說明社會越來越動蕩，水漲船高的安全成本也越來越令社會難以承受。
第三，維穩對象是誰？是迫害民眾的貪官汙吏？還是蒙冤受屈的上訪群眾？顯而易見，群體性事件是維穩的對象。而群體性事件大多是群體性上訪。上訪製度是中國特有的。本來是一個好的製度，它不僅幫助群眾解決困難，還能了解基層情況。然而自從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後，由於政策不公，大批下崗職工衣食不保，被逼無奈開始集體上訪，訴訟合理要求和反映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於是政府就把上訪群眾看成了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信訪總局對每年去北京上訪的群眾人數和來源進行通報，那個省市多，就會受到批評。於是各地方政府開始動用警力阻截群眾去北京上訪。“駐京辦”變成了“截訪辦”，幾乎所有的信訪群眾都有被劫的經曆。有的地方官吏視訪民如寇仇，毆打、拘禁、虐待是家常便飯，有的地方把人拉到荒效野外扔下作懲罰，有的地方把人抓回來後開大會示眾批鬥，有的送精神病院或者判刑坐牢。通過信訪渠道解決問題的，百分之一都不到，更多訪民遭遇的是折磨淩辱，很多人從黑發告到白發，最後在冤屈中悲慘離去，此等行為嚴重違法和侵犯了公民權。從法理上講，政府既然設置了信訪部門，那麽群眾上訪就是合法的。其實，群眾上訪是對政府的一種信任，是對“青天”的一種期盼，也是中國幾千來“官本位”思想的一種行為習慣。其實誰都不願意越級上訪，本地能夠解決的問題，誰還願意冒著被刑拘的風險跑到北京呢？勢必是冤屈在身，不得已而為之。然而，各地政府不是想把問題解決好，而隻是想用高壓手段阻止群眾上訪，把上訪群眾視為大敵，百般刁難、欺壓、淩辱和迫害，這反映出了政府政策和立場的前後矛盾和對人民的冷酷態度以及內心的恐懼。這種做法隻能把自己及早地推到人民的對立麵，激化社會矛盾，增加社會的反抗情緒，是極其愚蠢的行為。
任何一個政府，如果不去治理群眾上訪的源頭，不去懲治貪官汙吏，不去幫助群眾解決困難，而隻是想解決有困難的群眾，無論花多少錢，雇傭多少打手，安插多少攝像機，購置多少先進武器和設備，最終都會在人民的唾棄中消亡。

以上文章分析,箭頭指向基層政府，地方五套班子，特別是導致清朝滅亡的都察，在政法體係帶頭，黨領導的地方監察，扮演的官官相衛角色。官民矛盾是當前中國的主要矛盾！官民矛盾也是政治體製的表現，世事輪回，步步如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