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權力場人鬼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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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落馬的中國貪官，除了搜出家裏隱匿的巨額賄賂和一大串醜聞惡行，還能搜出苦心編織的榮譽光環和一大串廉政名言。中國貪官不但貪財、貪色，而且“貪譽”，更善於裝廉表演。借用一句民間俚語，那就是“台上道德文章，台下男盜女娼”，既要做婊子又要樹牌坊。

       中國貪官把好話講盡，也把壞事做盡。貪官級別愈高，廉政名言往往愈感人。著名貪官陳良宇經常諄諄教誨下屬：“要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真正做到為民、務實、清廉，永葆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大貪官成克傑更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想到廣西還有一百萬人沒有脫貧，我這個當主席的是覺也睡不好呀。”前不久被“雙規”的浙江省紀委書記王華元，東窗事發前兩天還在反腐倡廉大會上慷慨陳詞：“反腐倡廉是全社會的事，公開是監督的前提，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貪官們的語錄，如果不注明出處，真會被人誤讀為當代清官格言。

       早有中共黨建專家洞悉到，當前中國政壇最不能忽視的是，一些執政黨員幹部黨性不純，理想信念缺失，“兩麵人”現象突出。所謂“兩麵人”，就是陳良宇成克傑之流，台上道貌岸然，台下貪贓枉法，徇私舞弊；大庭廣眾之下正襟危坐，一副正人君子模樣，私下卻包二奶養情人，腐化墮落，樣樣全能。“兩麵人”幹部，是目前中共黨內最危險的因素，他們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仰和黨性，淪喪了最起碼的做人品德。如此“兩麵人”愈多，執政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就愈掃地。

       看來，不隻是倒下的貪官都是“兩麵人”，還有不少光鮮亮麗的台上領導也是“兩麵人”。中國官場幾近成為清代小說《鏡花緣》講述的“兩麵國”，個個長著兩張臉，前麵是一張笑臉，慈眉善目；腦後藏著一張惡臉，青麵獠牙。中國黨政官員每每玩出的“兩麵”伎倆，處理公眾事件中屢屢耍出的“變臉”把戲，可能川劇大師都要自歎弗如。“兩麵人”的最大禍害在於製造假象蒙騙幹部群眾，借助假麵具混進各級領導崗位，給國家和人民的事業造成損失直至災難。此類“兩麵人”深知背地裏幹了些什麽名堂，惟恐被他人發現破綻，所以一方麵在公眾場合表現得很“積極”，信誓旦旦，一本正經；另一方麵在本地區本部門努力尋找“保護傘”，他們的信條是隻要“上麵有人”，就可以“不拘小節”；而一旦其“興趣愛好”與主子相投之後，還可以形成利益聯盟，相互照應，主子不好出麵辦的他來辦，更會得到庇護和寵愛。

         李宗吾在《厚黑學》中，曾點破中國官場和人情世故中“說得做不得”、“做得說不得”的兩麵人規則。中國曆史上許多貪官汙吏、亂臣罪子也都是“兩麵人”。壞人的臉上不會寫著“壞”字，壞人的臉麵往往比一般人還要光鮮豔麗的多。秦之趙高蒙君惑主，唐之李林甫口蜜腹劍，宋之秦檜裏通外國，明之嚴嵩一意媚上，清之和珅擅長逢迎，他們或為大司馬或為宰相或為太師，官至極品，權傾朝野，表麵上冠冕堂皇，私底下卑汙不堪。巧言令色、道貌岸然之下，泛濫著的是貪贓枉法、禍國殃民的惡行。

       中國官場“兩麵人”自古有之。為何在政治文明日漸進步的今天，仍然愈演愈烈呢？

        一是傳統使然。封建專製遺毒在作怪。中國千年封建專製造成的是被高壓的官僚機構和壓得透不過氣來的社會，對中國人健康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極大的負作用，誘致了一種雙重人格的形成。儒家“修己”是為了“治人”，將道德手段化。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目的而去“正心”、“修身”，顯然是把個人的道德修養當成了一個手段。這種人生修為，對於那些想成為“大人物”的人們說來，固然是道德升華的一種有益提示，卻難免有教人“做秀”之嫌，並且它事實上也造就了中國人常態性虛偽、兩麵、強迫型的人格。

        二是製度使然。中國官場流傳這樣一條明規則：做官最基本的指導思想是，要深刻認識到中國的官僚政治最寶貴的“遺產”，是當官實行層層任命製。大小官員不是經由人民選舉產生，而是由上級發現、考察和任命的。

凡做官非常成功的人，一般不是做事特別成功，而是做人特別靈巧，對組織意圖領會得更充分，為上級長官服務得更舒心。中國官場高升之路，是走對路線、跟對上司。蓋因官吏考核與任免，主要不在政績，而在於忠誠度。

上司滿意是最大的政績，要把“報喜不報憂”、“欺上壓下”作為做官的鐵律，牢牢記住。

    正直不阿、老實做人的，被視作迂腐無能；投機鑽營、逢迎拍馬的，反而步步高升。堅持真理，往往需要付出血與生命的代價。那既然謊言可以換來飛黃騰達，虛偽可以求來榮華富貴，何不爭做“兩麵人”？初涉官場者，對種種歪風邪氣從看不慣到旁觀，從旁觀到司空見慣，從司空見慣到同流合汙，惡性發展下去，最終從馬列信徒淪為“厚黑門徒”，從“為民執政”到“厚黑執政”。

       三是信仰使然。中國人普遍缺失信仰。建國六十年來，中國大陸把舊的儒家信仰核心（仁義禮智信）都隨著國民黨敗退台灣而砸爛。舊的信仰沒了，新的信仰又難以普遍樹立。對普通中國人來說，盲從多於理解，迷信多於宗教。盲從多於理解，導致了理想信念的缺乏；迷信多於宗教，導致了精神信仰的缺乏。正因為中國人缺失信仰，對天對地都沒有敬畏心，中國官場才會道德淪喪，不擇手段，卑鄙無恥，沆瀣一氣，你貪我貪大家貪。坊間戲言，中國處級以上官員大都可以先抓後審，搜集貪汙罪證，保證一個都不冤枉。

       四是社會使然。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必帶來一個正在墮落的社會。缺失信仰導致中國官場人格危機，進一步加劇全社會的墮落。一個在台下對腐敗口誅筆伐的人，一旦上了台很可能也就成為了腐敗分子。甚至在台上的人一方麵對腐敗大加鞭撻，另一方麵暗地裏又大肆貪汙受賄，形成“兩套話語係統”、“兩套遊戲規則”的“兩麵人”現象。

異化的“政績思維”，固然與一些人受狹隘價值觀的驅使密不可分，但部分上級領導的好大喜功，也助長了異化“政績思維”的苗頭，以致一些人趨之若鶩，也使“兩麵人”權力觀產生異化。一是權力私有化。認為手中的權力是自我奮鬥的結果，是上級對自己的器重，是自己官運好。這種錯位的權力觀，導致他們產生“趨上”心態，以“上”為本，唯“上”是從。二是將權力商品化。權力被弄成了商品，把權力當作獲得金錢、美色等私利的工具。三是將權力庸俗化。有些人遊戲權力，耍手腕，投機鑽營，視人民的權利為兒戲，對人民賦予的權力極不負責，敷衍塞責，得過且過，甚至胡作非為。

       五是教育使然。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教條之國、八股之國。漢武帝獨尊儒術肇始，中國以孔孟之道為教條，不得越雷池半步。科舉製度進一步嚴密，八股文迫使知識分子們循規蹈矩，尋章摘句，創造力萎縮，個性能力被壓抑到最低，培養出來的絕大多數儒士都是奴性十足的庸才。文革時期的知識分子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實則是一種紅色奴性教育。當代應試教育依然可見封建科舉製度之弊端。學校急功近利，忽視人文素質教育，忽視人的全麵發展，培養的是無思想、無個性、溫順服從、隻會死記硬背、應付考試的“有用人才”.

       當前中國學校德育不重視培養基本的公民素質，而浪費在空洞的道德說教中。德育長期被當作政治教育、理想教育、集體主義教育來實施，忽視了讓學生學會做人的基本道德教育，結果理想過於抽象，難以實施。“公而忘私、大公無私”，這兩個道德概念除了聖人，凡人誰能做到？中國德育教育聖人化的結果，隻能讓道德名詞僅僅停留在口頭上。學校長期以來還把德育當作一門功課，德育內容演變成為一些可以讓學生背誦後得高分的材料，局限於道德知識傳授、道德原則灌輸，忽視道德情感、道德意誌、道德行為習慣的培養。試問，德育考試一百分是否就意味著這個學生具有完美的人格魅力？中小學生假話作文屢見不鮮，孩提時候就萌發了作文人格和真實人格的“雙重人格”。中國德育教條主義常常淪為培養謊言家和偽君子的工具。

         中國封建專製主義下的科舉製度，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格分裂的兩麵人。而今中國德育教條主義，脫離實際、簡單灌輸抽象理論的教育方法，往往使學生成為道德知識上的巨人和道德行為上的矮子。長此以往，莫非想把中國引向鮮廉寡恥的“兩麵國”不成？

     《荀子》雲：“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一個謊言成風的國度，必定腐朽缺德；一個政治清明的國度，必會至真至善。

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不僅是一種個人品德，更是一種社會責任；不僅是一種公民道義，更是一種國家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