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右派兒子的知青生活：6. 我看知青上山下鄉

1962年9月毛澤東高調重提階級鬥爭，並要求“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從這時開始，通過廣播、報紙，各種影視文藝作品的渲染和連篇累牘的理論文章的灌輸，人為製造的階級鬥爭尖銳激烈，把全社會籠罩在沉重的階級鬥爭氛圍中。階級鬥爭理念落實到社會操作上的重要內容，就是在大中專學校的招生和軍隊的招兵，企業的招工，入團、入黨、提拔、重用等方麵“堅決貫徹階級路線”，在教育領域裏貫徹的階級路線，主要是在高、中等學校升學錄取過程中實行對所謂“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學生”尤其地、富、反、壞、右家庭出身的學生，“一刀切”地“不予錄取”。而且操作的過程和方式是秘密的，隻有少數學校信任的班主任和黨員政工幹部可以參與。像1965年裏閬中中學的楊麟遊和張化育等人，在對學生政審的具體操作中不僅有“原則”可依，甚至有可大做手腳的餘地，敢於對如我這樣不夠順眼的右派子女做出對上和與本人見麵迥然不同的的雙份鑒定（上報的這份鑒定還決定了我下鄉11年都無招工資格，參見《到涼山去》和《從褲襠溝到馬敞河壩》）。這樣，成批與我類似的青年學生自然流入社會。
在招生中因“政審”被不予錄取淘汰下來的人，在招工中大多又被第二次淘汰。本來1963年以後城市經濟開始複蘇，用工量也在增加，如那兩年四川省渡口市和成昆鐵路的建設需招收數萬職工，所以這批人的就業問題原本是不成問題的。但他們偏偏遇上了“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過不了政審關，被升學和就業“雙拒”，招工指標當然分到了農村。而日漸龐大的城市社會青年隊伍的這些成員，唯一合時宜的出路，就隻有當時被宣傳得震天響的“上山下鄉”。閬中縣城關鎮舉辦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正是奉上級之命、當逢其時地舉辦的。
關於上山下鄉的動員，鑒於壓縮城市人口和將不可靠人員逐出城市這一原因絕不能公諸於世， 所以對運動必須包裹一層美麗的政治外衣，這就搬出了毛澤東在1955年12月“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的批示，開始了一場鋪天蓋地的，發揮到極致的宣傳。像“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移風易俗的革命行動”，是“消滅三大差別(腦體、城鄉、工農)的重要舉措”，其重點是強調光榮、偉大、崇高和意義深遠。而“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上山下鄉是背叛家庭，走向革命的第一步”等內容，則給當時如我一樣的數百萬走投無路的青年掛起了“指路明燈”。當時不少人確實是真誠地接受了那些宣傳，以脫胎換骨的決心和意誌到農村去的。1965年到涼山的272名閬中知青，80%屬於“非勞動人民”或地、富、反、壞、右家庭出身，他們被動員和最終離開閬中時，其絕大多數難以意識到這是政治歧視下的製度性安排。文革中曾有下鄉知青到北京造反，從中央安置辦公室發現了相關文件，頓時群情嘩然，他們的第一感覺是“被騙了”!什麽“大有作為”，什麽“移風易俗”，原來這風光無限的革命行動，其實就是在“不予錄取”“不予招工”等一串“不予”之後把他們處理下鄉。
幾十年後，可能出於對自身經曆的珍視或包裹的動機，有人在對上山下鄉過程的回顧中喊出了“青春無悔“的口號，其實這是需要嚴肅審視的。有悔無悔，要建立在自身選擇確定的基礎上，四五十年前的那場運動，處於完全被動狀態的知青因”不得已”而行動，與“自身選擇確定”毫無關係，何來“有悔無悔”？即使是做出了拚搏之舉，也大半是為了衣食生存，因為一切光明的前途都與青春年華的自己無緣，自己也不可能去能動地實現什麽理想的目標。當曆史將大躍進、人民公社、城鄉公共食堂等堅決否定，也將強製性的上山下鄉運動實際上堅決否定後，拋出下鄉“青春無悔”的假命題，客觀上是對這場運動再披美麗外衣，絲毫無助於對曆史的全麵認識，無助於在教訓和警戒中促進社會進步。
但是，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到農村的廣大知識青年，在嚴酷的社會現實中，在完全被安排的道路上和完全被規定的環境中，表現出的頑強精神和生命力卻是不可抹殺的。這種作為人，作為青年人應有的本性，在他們身上難以泯滅。文革前的城市下鄉知青尤其閬中赴涼山的這類知青，與回鄉青年的最大不同是身負政治歧視，同時離鄉背井。與下鄉或搞中心工作或“鍛煉”的幹部的根本不同，是政治經濟身份和奮鬥前景的天地差異。這樣比較之後，閬中赴涼山下鄉知青的特殊之處才可以突出，他們頑強生命力的表現才令人驚異。而且可以看到，下鄉知青在這種情況下收獲的不僅有苦難，更有刻骨銘心的受侮辱、受歧視的心靈折磨，正因為如此，他們對在農村勞動生活中越西的廣大農民和社隊幹部對他們寶貴的關心照顧分外感激（這是今天許多老知青回訪第二故鄉的基本原因），對長期親身經曆積累的曆史經驗教訓和奮鬥精神銘記深刻，對今天的社會分外感恩，在今天的生活中更充滿了幸福感。這些，是現在無視真實曆史的人或不諳世事的一些中青年難以理解的。
也正因為如此，閬中下鄉到涼山的知青難忘越西山水，對越西人民有深切的懷念之情。無論是在農村的勞動生活，還是在後來的招工、升學中，越西幹部群眾的真切情誼和關懷保護都讓閬中知青沒齒不忘。所以我與田成華、桂元倫在遠離涼山後的幾十年裏，兩度專程赴越西，到春景、新民訪故尋跡，絕不願在有生之年失去與越西朋友聚首懷舊的機會。我永遠記得，在瓦岩公社，革委會主任阿恩比子把我放回春景，避免了陳富元的追打；在新民公社，領導們決定將我定為民辦中學教師後又把我落戶到五湖四隊，每年除84元的補助外，還分得上千斤糧食（大部水稻）；在領學生改土修堰時，學生得罪了時任區委書記的詹永需，他是怎麽地到我家來“興師問罪”，而後又怎麽地為我招工問題奔走相助……我也永遠記得，桃園村的彝族社員為我燒的玉米棒子又甜又糯，新市的女孩在馬敞河壩為我補的衣服線腳又密又結實，新民小學的教師們對我既親熱尊重又尊重，大河的米又香又有油氣幾十年還餘味在唇……
2015年5月28日，我和田成華兩人到當年落戶的春景溝，踏訪50年前的蹤跡，親睹了那裏天翻地覆的變化，為山頂渡槽和上萬千瓦電站的修建驚歎不已。老社員們為慶賀我們的到來，竟專門殺了一隻豬，與我們把酒話滄桑。瓦岩鄉的鄉長陪同我們訪問全程。第二天，鄉黨委書記和鄉上主要幹部又特別自費宴請，對我們不忘故裏表達感謝之情。5月31日，我40年前的農村木匠朋友楊再成當公務員的兒女們為慶賀他們父親與老朋友相見舉行宴會，還請了縣上的領導幹部作陪。這樣毫無功利之心的真樸舉動，不是當事人在當今已經很難理解了。而那幾天，我一直心盈感動，越西人民與我們一樣，非常珍視閬中知青與他們的患難之情，珍視共度的曆史上的每一瞬間。我在想，閬中知青到涼山越西，不幸之中有大幸，大幸之恩，恐怕我已難以報答了。
文革前的上山下鄉運動和閬中知青赴越西的曆史一頁，即將翻過去了。在全中國人民已掙脫桎梏，建設美好家園和強大國家的奮進道路上，我們一定能多點反思，少走彎路，充分發揮全體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去取得最偉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