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右派兒子的知青生活：4. 文革中的那些事

（一）
1966年12月初，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各地早已搞得轟轟烈烈，我們涼山州的動靜似乎不大。又一個意外來了，這就是我接到瓦岩公社通知，要我帶上行李，去越西縣委宣傳部報到。我雖然莫名其妙，但總還是有點高興，畢竟是到縣委宣傳部哇，怎麽也是好事。一到宣傳部，部長潘益成便對我說，縣委決定成立一個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到各區社宣傳文化大革命、宣傳毛澤東思想。那天，縣上從學校、縣級機關、工廠、汽車58隊和養路段等單位抽調的二十多個文藝骨幹都到縣委來報到了。記得當時教育係統的鄭顯倫，張宗傑（作曲，拉手風琴），省運輸公司58隊的楊立（跳舞），養路段的徐作善（拉二胡）等，都是那個時候的佼佼者。我雖然是文藝愛好者，可唱歌跳舞器樂沒有一項可以上台，完全不曉得是怎麽把我選上來的，而且全縣知青那麽多，卻隻選了我一個。我把自己不能勝任工作的擔心給潘部長說了，但潘部長要我安心幹，不行的話可以學，還講了一些東西來鼓勵我。
宣傳隊在越西縣城訓練了一段時間，排了十幾個節目，就開始下鄉演出了。先到的順河公社，那天來的群眾很多，效果也不錯。有一個歌舞是直接歌頌文化大革命的，歌詞的頭一段是“山在歡呼，海在歌唱，紅日東升，明燈高照。黨中央，發號召，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高”。我在節目中是舞大旗的。還有個《老倆口學毛選》的對唱，我在樂隊打碰鈴。充當這些類似跑龍套的小角色，我自己都覺得腰杆不硬。但演下來後的小結會上，潘部長竟然還表揚我態度端正認真，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順河公社的旁邊就是正在修成昆鐵路的鐵二局第九工程處。我們宣傳隊在順河演出，引來鐵路上的關注，當天晚上，九處的領導就找到潘部長，要求宣傳隊到他們那裏演出。考慮到地方與鐵路上的友好關係，潘部長隻好同意了。到了九處禮堂，大家積極性都很高，演得更好。當然鐵路老大哥的接待也非常到位。哪知九處演過後，幾個鐵二局的工程處都來邀請我們去演出。這下潘部長不願意了，他考慮的是我們宣傳隊是為本縣的區鄉這些基層宣傳演出的，沒有到鐵路演出的任務。再則這些隊員們應當多吃點苦，受點累，真正當好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員。到鐵路上去吃得好，睡得好，會養成大家貪圖享受的毛病，與建立這支隊伍的初衷背離。所以按他的指揮，我們馬上就轉移到蘇姑等區鄉了。
人在宣傳隊，可心裏還是經常在想我們瓦岩和春景。不久宣傳隊回越西縣城休整，我們小組的知青到城裏看我，擺起文化大革命，又說起瓦岩的公社書記張力如何討厭，他對我們知青除了個別人外，態度都很不好，更沒有過什麽關心。我當即決定，趁休整殺回春景，召開全公社最大規模的群眾大會，批鬥走資派張力。
當天下午，我們步行三十多裏回生產隊。晚上便緊緊張張地作準備，還派人分別趕到桃園、魚洞、後山等大隊去通知。第二天，大家雄糾糾地戴上“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袖套，拿上特別為張力做的高帽，走到公社所在地開會。那天確實來了不少社員，可事實證明，他們隻是來看稀奇的。鬥爭走資派，對這些掙工分的彝胞來說，離生活和勞動都太遼遠了。何況，管你什麽鬥爭，還把領導板得翻嗎？
批鬥會形式上是成功了的，那天張力被揪到了台上，我們的口號也喊得響，公社幹部還被喊來陪了會的，可我除了質問張為什麽對知青不好，空洞地說他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外，什麽實質性的東西也拿不出來。從社員的臉上也看不出什麽義憤填膺的表情來。我想還是隻有及時收兵了。跟大家商量了一下，我就宣布散會。實際上，批鬥會什麽作用也沒有起到，“走資派還在照樣走”。沒兩年，張力就把這件事作為我們亂整的證據想給我們穿小鞋，還把自己沒被鬥倒作為光榮曆史來到處宣講。幸好他那時已經調到營業部去了。
不久，回閬中過春節。春節後再返越西縣宣傳隊，除了唱唱跳跳外還拉二胡，不過隻是個“半罐水”。1967年3月，縣宣傳隊突然解散。後來才曉得，據說中央下了通知，凡是1966年5月16日《通知》（即《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下達以後黨政部門所招收、提拔的幹部一概不著數了，上一年我參加學習過的社教工作團中留下的知青，雖然後來分配過工作，這次也一概作廢，“哪來哪去”，又各回自己原先的生產隊了。縣委宣傳隊隻有我是農村來的，我當然隻能回春景了。
現在回想，早在幾個月前就到處震天響地喊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口號形勢下，越西縣委在自身已受到衝擊的境況下，還以縣委名義組織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為了改變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狀態，努力去宣傳毛澤東思想、歌頌文化大革命，顯然是一種積極的選擇。但是，在緊接著的1967年初的奪權鬥爭、全國絕大多數基層黨委均癱瘓的背景下，解散宣傳隊卻是一種不得已的無奈選擇了。
（二）
轉眼到了5月，作為知青的我們，我們聽到除紅衛兵外，好多同齡人去年也參加革命大串連，走了全國許多地方，心中癢癢的，實在太想趁機出去看世界。雖然早就宣布停止串聯，要求“就地鬧革命”，但是我心想未必就有好嚴格，加上下鄉以來早就有了爬飛車，混火車的經驗，完全可以出去闖一闖。我最想去的，首先便是北京。找到田成華（田老板）一商量，兩人一拍即合。
身上沒有幾個錢，怎麽走？買車票的話，一張成都去北京的單程車票都要30來元，往返六十元，哪買得起？我給高中同學鄧丹華去了一封信，講了我的心情。鄧是駐閬中的海字445部隊政委的女兒，作為高幹子女的她，在班上大概是唯一能與我正常平等交流的團幹部，我對她印象很好。沒幾天，鄧丹華真就搞了一張成都到北京的車票，並且給我寄了過來。接到來信，對老同學的感激油然而生。
我和田老板製定好了行動的方案後，就先爬汽車到甘洛，到甘洛後買張短途票上了火車，在火車上我們又與列車員玩迷藏（躲避查票），最終在成都的小站沙河堡下了車（成都是大站，出站檢查極嚴，小站便於混出去)。就這樣基本靠混，坐火車先來到成都。
我們到成都工學院（後來的成都科技大學，今為四川大學的一部分）去找我的同學譚周福，他跟我從小學起就是好朋友。聽我想去北京，先熱情地請我們吃了飯，送我走時又給了我20元錢。那時的20元，已是一個科長半個月的工資了。加上出發時帶的，這樣我就有50多元了。記得田老板比我有錢，可能跑這一趟問題不大了。
記得是6月6日，我們到火車北站，準備乘坐34次成都直達北京的快車。當時車站是人山人海。按計劃，我買了一張報紙。田老板則買了一張站台票，裝作是送我上車的人。我一上車，迅即將自己剛用過的車票夾在報紙中，強行拉開車窗（車開行前不準開窗），手拿報紙對著“送行”的田老板招呼，田當即接過報。可車站那位中年的工作人員警惕性太高了，一麵喊著不準開窗，一麵要查田老板手中的報紙，形勢危急得如同反特電影中的緊張鏡頭。我隻有大喊：“一張報紙有啥查的嘛？”那位工作人員聽了猶豫了一下，大約旁邊事還多呢，也沒全顧得上了。田老板迅速走開，取出車票，到了距離較遠的另一節車廂上了車。
我們在車上重見後，不能不百般慶幸。可那時到北京不是簡單事，沿途的查票次數甚多，因為車廂裏很擠，每次我們都“機智”躲過。到了石家莊就不行了，車廂裏的人不那麽多了，列車員像過篩子一樣把所有人查了個遍，老板終未能幸免，被趕下了車（後來聽說進首都的火車都查得極嚴）。但下了車的老板第二天就趕到了北京，並按原定計劃在一個接待站會合。當時的接待站已經不是僅接待紅衛兵小將，更重要的是接待各地進京的革命群眾，動員他們返回原地“就地鬧革命”。但是，還有吃有住，而且接待站為動員這些人返回本地，需要準備車票車輛，當然也需要時間。所以，不但我們在北京的食宿不成問題，而且有遊玩的足夠時間，尤其返回越西的車旅費和難購的車票問題都能完全解決。這完全符合我們出發前的分析估計。
我在接待站住了一晚便離開了，因為我要去找同學，那麽大的北京，我們人地兩生，肯定需要人幫助。按我出發前的尚不算充分的準備，隻有先到北京工業學院（今北京工業大學）找二班的曹順基同學。
曹順基是農村出來的，對老同學十分熱情，他說正好寢室有個上鋪，是一個同學回家了，短時間還不會回來。我便在他那暫住了下來。才一兩天，他告訴我非洲讚比亞的總統卡翁達明天訪華，他們學校要組織隊伍到長安街去歡迎，當時北京去歡迎外賓的隊伍首先都是由各大院校的學生組成的。當然不光是學生，還有很多單位的幹部工人。那些年外國領導人訪華時，北京動輒幾十萬上百萬歡迎的陣勢就是這樣組織的。第二天才四五點鍾，大家就起床了，從海澱路到長安街路很遠，而且全是步行。我們吃過飯走到長安街指定位置時大約不到9點，9點前後，來自各處的歡迎隊伍陸陸續續地也都到了，10點前開始清場。我自是被當作學院的學生混過去的。下午3點左後，人群有了騷動，大家互相傳“來了來了”，我抬起頭來，踮起腳尖一邊鼓掌一邊向東張望，果見一輛黑色的敞篷大轎車上周總理和卡翁達並排坐著從我們麵前過去了。有學生心痛地說“又瘦了，又瘦了”，說的是周總理太辛苦了。我最大的遺憾是未能多看一眼就過去了，而且經過我們麵前時，卡翁達總統碩大的黑色頭部又擋住了大半視線。
曹順基告訴我，任雪平與他有聯係，就在距他們不很遠的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我又去拜訪這位還是農村出身的二班老同學。任雪平對我同樣熱情，他告訴我第二天要去人民大會堂看三軍聯合演出。人民大會堂是我神往的宏偉建築，三軍聯合演出是當時全國最高水平、也是最有吸引力的盛大演出，我一個四川來的知青哪有可能錯過這樣寶貴的機會呢。看得出來，任雪平挺有本領，他居然把那麽難找的演出票給我搞到手了。
真叫人民大會堂啊，外觀的宏偉壯麗就不說了，現在大家都在電視裏看得多了，可隻有人親身走到會堂大門口一站，建築的宏大氣派才真正感受得出來。門廳外的柱子起碼要兩人才能合抱，而門廳的上頂起碼也有七八個人高。進入會堂，被稱作萬人大會堂的會場更是氣勢磅礴，我不可能去數是不是真有上萬個座位（我想這個約數是絕不會錯的），隻是先把自己的座次找到，再坐下來細細觀看欣賞。先看電影裏多次出現的頂穹，那顆巨大的五角星，那閃閃的數不盡的彩燈，那深蘭色的天穹……再麵對舞台（大會的主席台），驚異那華美厚重、從未想象得到的那麽高，那麽寬的前台帷幕。坐在座位上，感到座墊比四川的縣市影劇院硬椅寬大舒服得太多了，而麵前的雙層排桌漆水透亮。
那天主要是解放軍總政、海政、空政三個文工團的演員上台演出的，這個三軍聯合演出的全稱其實叫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演出。當時的林副主席等中央領導人大都觀看過。要開場時，許多人一下子站起來朝後張望，旁邊的人說不是林副主席就是周總理，可很短的時間大家便又坐下來了，因為沒有哪個中央領導來。
演出怎麽精彩，現在已沒多少記憶了。對當時的歌舞明星的名字，我也不熟悉。畢竟從少數民族的深山溝走來，與外麵的世界幾乎“失聯”，我隻是憑著兩年前所了解的知識來認識首都，認識我新見到的東西。我隻記得那晚該是我這輩子在劇場看到的最高級的演出。後來在北京的日子裏，我們去了渴望目睹的天安門廣場、頤和園、天壇等名勝。在頤和園外的川菜館吃回鍋肉，感覺與川味不沾邊。在大學路第一次喝啤酒，感覺如同泔水。不過注意到下啤酒的黃瓜，北京人愛吃的沾醬黃瓜，在成都最多值五六分錢，可在北京的餐館起點價就是一元，這可是我們一天的勞動日值也吃不起的價格啊！
我和田老板要實現出發前的計劃——看海。地圖上天津就在海邊，離北京很近的距離，買了去天津的火車票（好像是兩塊多錢的車票），在天津的和平路、海河邊逛了逛，看不到海。街上打聽到哪裏可以看海，卻被告知很遠。有人說塘沽大概可以吧，記得塘沽到天津是6毛的火車票，我們隻能去那了。兩個人又往塘沽趕，快到塘沽的時候，窗外是茫茫的沙灘，大海似有似無，與想象差距太大。這時查票的乘務員又來了，田老板當時不在座上，我是無奈地下了車。在車站問了問，到海邊還遠，有人笑著說哪有到塘沽來看海的，隻有到秦皇島北戴河才行啊。
隻有故伎重施了。晚上我又買了兩毛錢的車票再上車。一路混往秦皇島（事後聽田老板說他那天回座位時沒看到我，便直接到了秦皇島）。淩晨到了秦皇島，很容易地就混出了站，街上轉了轉，買了棉籽油炸的油條（難吃得要命，不知當地人怎麽會以此為主食的），又問行人哪裏看得到大海，回答說這裏不行，到北戴河去吧。
不是有人已說過“秦皇島外打漁船，一片汪洋都不見”嗎？到底是有“一片汪洋”，還是“都不見”見呢？我沒辦法，但看海之心不渝。到下半夜我再上火車，趕到了北戴河。
在車站踡睡了一會，就覺得好像太陽出來了，可站裏的大鍾好像還沒到早上四點，北方的時辰真的足足比我們四川早兩個小時。走出站區上了大路，眼前一亮，從沒見過的美景令人陶醉。一片綠野中，一條端正潔淨的水泥大路，向天邊的大海方向延伸。兩旁茂密的莊稼鮮活碧綠。大個成串的海椒已經泛紅，苗架似乎比我們四川的還茁壯；紫色的茄瓜沉甸甸地吊在樹上，分明還帶著露珠，格外惹人喜愛。金色的陽光灑滿了大地，也和煦地籠罩了全身，讓我覺得心裏都是亮堂堂的。路上沒有汽車，我大踏步地向著目標前行。先前已打聽好了，北戴河景區到火車站不過五公裏左右，果然走的沒一個小時，就看到我魂牽夢繞的大海了。
清晨的大海真安靜啊，跟我夢裏的大海一模一樣。蔚藍純淨的海水像天空一樣，顏色由淺而深，放眼看過去，天海一色，引人產生無窮的遐想。我完全說不出心中的興奮和激動，隻是呆呆地望著，腦子逐漸進入了空白，好一陣子才清醒過來。順著海邊向綠樹掩映著青磚紅瓦的、如仙境般的建築群走去。
可惜我進不去，因為在第一處一個敞開的大門左右突然冒出來兩個解放軍戰士，先問了句“你找誰？”，然後馬上就要我離開這個地方。我一下就明白過來，這是首長居住的禁區。可樹葉空隙我分明看到橫招上有“工人療養院”的字樣。
顯然我不並是所謂“不受歡迎”的不速之客，而是一個根本就毫無資格走近這裏的人。我在戰士眼光的逼視下慢慢地折轉身來，走向遠處另一片有沙灘的海邊。在那裏，我脫光身上的衣物，跳進了大海。
在僅距沙灘幾十米的海水中遊了兩個來回，感受了“無風三尺浪”是怎麽回事，看似平靜的海麵，你下去後才知道浪頭一個接著一個，不會遊的人，是很容易嗆水的。現在隻我一個人，對這裏的海底毫不了解，遊兩轉足矣。在水中，還特別品嚐了海水，證明確實是鹹的後，我才上了岸。
回到北京，按約定的失散後聯絡辦法，我們又碰頭了。總共玩了一個月的時候，我們拿到接待站辦的返程火車票，就回了成都。
（三）
1968年，各地文化大革命中的武鬥進入高潮。川東的重慶（當時屬四川省）、川南的宜賓和瀘州、川北的巴中等地是著名的戰場。很多地方機槍都上了陣，甚至高射炮都從軍械庫中拖出來了。我們新民 就有兩個知青在巴中的戰場上付出來自己寶貴的生命。越西的武鬥也在升級，涼奴（與紅衛兵成都部隊一個“觀點”群眾組織）與兵團（與成都工人造反兵團一個”觀點”的群眾組織）由一般的刀矛棍棒也發展到手、步槍和手榴彈、炸藥上陣了。下屬的新民區的兩派組織也由一般的對立狀發展到隨時就要“擦槍走火”的地步。當時，我們知青大半都沒介入兩派的鬥爭，倒是趁亂都回了老家或者到成都吃“支左飯"(那年省上為全省各地被武鬥打出來的人在成都專門設了若幹食宿點）去了。望江公園是一個點，經常幾百人在這裏吃住。吃是管夠，常有浪費發生；住是涼席加棕墊（我們去的時候是夏天），有些是住在親戚家。長住的主要是閬中一帶來的人，也有越西的閬中知青。我住了一段時間又回老家，繼而又到越西春景。勞動的時間不多了。春景的幹部（尤其大隊幹部）對我們知青很寬容，照樣分口糧。
1969年4月14日，新民屬於兵團派的頭目郭文武和王家樸指使人抓捆了副區長靳萬懷和營業部的尤俊臣，並把他們關在新市大隊二隊的一座四層碉樓裏。我那天剛好在二隊的周友珍處玩，絲毫不知道有這樣的事，到現在都還不清楚他們為什麽、又是怎麽抓到這兩個人的。隻記得在周友珍處剛坐下不久，突然槍炮聲大作，而且就在新市大隊（老街子）這邊。一種本能的逃跑念頭產生，周友珍又說往後頭跑，出門沒幾步，神差鬼使地就到了那座碉樓前，剛好碰到王家樸（新市二隊的），叫我跟他去碉樓，說那安全。我一上碉樓，就看見金瓜子（我的同學金啟業）、李憲娃（李成憲）在那，靳萬懷和尤俊臣被捆著，另外還有幾個不熟悉的社員，肯定是一派的人。這時外麵的槍對著碉樓放，金瓜子對著窗子剛要伸出頭去看外麵，一槍端端地打在窗板上，差幾公分就擊中腦袋。外麵的人一直喊話，要碉樓裏的人把靳區長和尤師傅放出來。可樓裏的人就是不放。當時裏麵的人沒有槍支（大約是事發突然），而外麵不僅有槍，而且很快就證明有炸藥，因為對峙不久，“轟”地一聲爆炸，震得我們都搖晃起來，不知是誰說了句“狗日的想炸垮我們碉樓了“。裏麵的人都開始驚慌了，不過仍堅持頂住大門。又過了一陣，”轟轟“地幾聲，我們晃得更厲害了。靳萬懷和尤俊成都在哀求放他們，說不出去大家就隻有死在這裏了，並且保證隻要放了他們，一定會保證大家的安全。但樓裏的人還是不放，還要金瓜子和李憲娃把靳和尤帶到4樓。這時外麵爆破仍未停，而我們這座土牆碉樓居然還在挺立，其原因是越西的修得好的碉樓不僅牆厚實（最厚可達一尺以上），而且底層基礎紮實，最了不起是砌有一人高的大石條底牆。碉樓之所以不垮，全靠這石牆。可是我們不知道，對方已經炸垮了大門，隻不過懼憚樓上扔炸彈或用其他武器，所以沒敢往上衝。
天黑下來了，對碉樓的進攻似乎已經停止。我們已鬆了一口氣。突然樓上有了越來越濃的煙味，越來越嗆鼻，原來樓下燒起了大火，下麵的嚷嚷聲是“燒死那些龜兒子”。火勢越來越猛，直撲上了二樓。有人喊快跑，在三樓的我看到四樓的人已飛跑下來要下二樓了，是誰根本看不清楚。我跟著跑下二樓，在大火中從二樓不顧命地往底樓一縱，衝出了大門。
好在跳下底樓時我沒撞上雜物，衝出門時也沒撞上對方的人，否則即使不受重傷也會被逮住。門口看到李憲娃，我就喊“快跑”，趁黑夜串過馬路。這時天上猛地下起大雨，四周都是“逮到，逮到，不要讓他們跑了的”的聲音。我們在公路邊的水溝裏匍匐爬行，向著越西河邊的新建大隊方向逃跑。可以從呐喊聲中聽出合圍搜查的陣勢很大。全靠老天的救助，我們一口氣跑到了河壩，估計搜查的人已被甩遠了，或者大雨已經把他們趕回去了，這才緩過氣來，然後大步走進褲襠溝。
褲襠溝裏的鐵路九處911隊有我的幾個朋友，我們找到苟輝能。因為他在施工中腿部受了傷，當晚不會進洞（隧道）工作。看到我們如此狼狽，他忙問怎麽了，我隻是叫他趕緊給我們打飯吃，而且要多。結果他打了一麵盆飯來（鐵路工程隊裏，因為24小時施工，全天都有夥食），我們狼吞虎咽，幾下子吃個精光，然後我簡單地給他講了遇到的事情，要他馬上給我們找到去甘洛的汽車。第二天一早，我們逃離了越西，然後從甘洛上火車到了成都，這才完全安全了。
過了一段時間，我才聽說那天逃出去的幾個人都被逮了，包括我的同學金啟業。無一人幸免地都遭到毒打。金啟業挨的輕些，原因是靳萬懷和尤俊臣證明了他參與了解救他們倆人的行動，和李成憲一起為他倆鬆綁，讓他們順利逃出碉樓。原來當時我在三樓看到的四樓衝下來的就包括靳和尤。郭文武被逮後不僅是吊打，對他氣恨的對方又一刀刺進胸膛，殺死了他。而我的逃跑，其實隻是一種下意識的行為。因為我根本就沒參與兩派的鬥爭，抓捆靳、尤與我也毫無關係。但是，後來新民傳的隻是李憲文（誤將小名作真名）怎麽怎麽救靳、尤和郭文武等被殺的事，至於對碉樓裏的人幹了什麽或是怎麽在碉樓裏的，沒有聽到傳說，這讓我感到隱隱不安。懷疑那一派會將糊裏糊塗跑進碉樓的我一鍋燴成郭文武這一派，並且作出我也是這場武鬥的參與者的判斷。不幸的是我這隱隱的感覺還真變成了現實。
我在成都等到周友珍從越西出來，都住進了武侯大街的反帝旅館。後來又回閬中。八九月份，估計越西武鬥平息，就都回了越西。那天剛在她家安頓下來，又是一陣槍聲，區武裝部長陳富元指揮著手下的武裝民兵（即圍攻碉樓的那派群眾組織）在新民街上到處抓知青。後來才知道，知青中原先有不少人與郭文武這派有交情，而看不起對立那派。而更重要的原因是知青中有人發現並傳說了陳富元奸汙女知青的事，這位軍官一直是懷恨在心，所以把他認定的相關者包括我和周友珍姐妹十多個知青的都抓去，晚上押著我們在公路上毒打。第二天又把我押到瓦岩公社，晚上公社革委會主任阿恩比子（原公社武裝部長）問我到底怎麽回事，我把4.14武鬥的整個情況給他講了。 第二天他就把我放了。
4.14武鬥是越西縣涼奴派與兵團派最大的一次武鬥。這次武鬥以兵團派抓人為導火線，涼奴派肆無忌憚的進攻和爆破、放火和殺人把事件推到高潮，而區武裝部的支持使一派有恃無恐。我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並受害的經過，真成了“沒有偶然就沒有曆史”的注釋。在黨的“九大”召開（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開的正在廣泛宣傳的“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期間，4.14武鬥雙方尤其進攻方的行為是肆無忌憚的。在發生4.14武鬥的1969年以後，特別是在區武裝部長陳富元被逮捕、支仲欽到新民區主政後，全區很快進入一個和平生產的局麵，知識青年也完全停止了外出。1970年越西縣團結電站上馬，1971年，州內企業陸續在知青中招收工人，1972年，馬廠河壩的改造開始，由起始的林專隊繼而的青年隊。我的命運又有了新的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