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12日，對於億萬中國人來講，實在是一個平常不過的日子，可是川北閬中縣的縣委縣政府當日的工作安排顯然與往日大不相同。閬中曆史上首批、也是唯一的一批經‘動員組織’後‘自願’赴少數民族地區大涼山的272名知識青年，上午即將出發。歡送會設在人民廣場，領導們當然地坐滿了主席台。這種表明重視的姿態，至少意味著一個特殊任務的順利完成。組織起來的縣城各單位的職工分列在場下的兩旁，正中則是我們這些剛從‘青訓班’結業的十五六到二十二三歲的學員。台上彩旗飛揚，台下鑼鼓喧天。
沒有多少人去關注272名青少年及家長們的心情和表現。我的父親鄭弗名和在場的領導們一樣的是也麵帶笑容，不一樣的是眼飄淚花。閬中縣最大的右派分子今天來送自己最愛的幺兒子鄭國璜(華)遠去千裏之外的荒涼的大涼山。如果不是因為1957年那場運動，如果不是因為自己滿懷赤忱和熱情，提出那些今天聽起來再也正確不過的意見建議比如‘黨員要認真學習變外行為內行’之類，他不會招受殘酷的批鬥，繼而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不會離開他勤懇工作了五年多的副縣長崗位。他的心愛的老四，今天肯定應該是正專心地端坐在哪個重點大學的課堂上。
作為鄭弗名的兒子，我對即將開始的毫無疑義的艱苦勞動和也許是更顯艱苦的生活是有比較充分的思想準備的，盡管後來的勞動和生活比想象更為嚴酷。當1965年的高考結束時，我竟能把英語考題和自己的答案憑記憶默寫出來，寄給大學當教授的舅舅,他曾數次參加過高考閱卷,而這次他給了我”至少可以得80分”的估評。至於其他學科，我更是對母親說‘這是我這幾年考得最好的一次’。‘如果能錄取，當然是好大學，要不，就連專科學校也別想上’，在將右派分子幾乎等同現行反革命，甚至比地主、壞分子更壞的政治評價體係和社會待遇中，作為一個天天被叫右派兒子的中小學生，我如花的少年時代是在屈辱、憤懣和眼淚中度過的，至高中畢業時已經當了整整8年的賤民。高考後的那一個月，我也做過體麵地走進北京大學、北京外語的夢，但清醒時也知道我將麵對的現實隻會與夢相反。對智商的自負和對境遇、前途的悲觀交織，所以高考錄取通知書發完後，在母親轉達班主任張xx所說‘這次錄取是按成績來的’時，我隻能對這一真正天大的謊言憤懣而無可奈何。1966年在校的學生們造反，翻出張xx和楊姓校長對我和其他幾個同學竟製造的雙份檔案(即給學生本人看的和上報招生辦的是完全不同的鑒定檔案)，已足以證明那個年代階級鬥爭和”重在表現”政策的宣傳教育是如何地殘忍、虛偽，卑鄙者得勢敢於如何不濺血地虐殺青年，也證明了我小小年紀居然可悲地具備了預料到最壞結果的能力。
高考結束不久，我在打聽到縣蠶種場需要人挖土方的消息後，沒有任何人要求，就與平民出身的幾位同學去幹活去了，現在的說法是打工。8月酷暑，坐在家中都汗流不止，我們卻是在驕陽之下、堅硬的老屋基上開挖新屋基。一鋤一彈，震得手臂發麻，手上一天就打起血泡，用手巾包起來又挖。不久，在一些同學先後接到錄取通知書離開工地時，我掙到了人生的第一筆工資，大概是四十多元。當更多同學如願甚至是大出意外地走向北京、天津、重慶等地成為天之驕子時，我又到上海內遷到西門的綢廠工地上去幹活了。這次是先在鋼板上調和碎石、水泥與河沙，挑起這些混凝土，顫巍巍地在一閃一閃的跳板上爬向十多米高的廠房頂端。沒有人會問這些零工的來曆，更沒有人來調查他們的階級出身，我在這最底層的、毫無保障的崗位上，因為不需要填報家庭出身，竟然還莫名地感受到一點作人的尊嚴。記得那時是每周結算一次工錢，完全憑勞力領取報酬，我所掙到的，較之一道的工友，竟然相差無幾。大學夢雖然還沒做完，但生活好像在給我一些灰色的、但畢竟是新的暗示。
9月，據說有在河壩挖沙運沙的活路，工錢還不是很低。我背了一個背篼便到西門河壩去了。頭兩天老老實實地下河床去把沙裝進背篼，再背到城牆邊，與其他大半是婦女、半大小子的勞動力同樣，每人碼一個方堆以供量方算錢。這種活路比之以前的要幹淨一點，似乎也不算太苦，當然磨破肩背的肉皮之苦是少不了的，一天大概能掙一塊到兩塊錢。一個中年男人李君如是我們這群人的組織領導者，後來的說法叫工頭。他的慧眼居然看清了我高中學生身份，幾天過去，這位工頭，其實該算是我的社會老師便“提拔”我作了他的助手，專門從事量方計算的工作。他給我所上的人生之課，大概就是管理者高於勞動者，勞心者高於勞力者了。幹了一個月左右，李老師給大家結賬了，其他人的工錢從三四十到八九十不等，而我竟有一百多元，李老師好像是三四百元。那天他把我拉去吃東台井的牛雜麵，那一頓吃得實在是好，以致多年來我都念念不忘，至今似乎還餘香在唇。記得他還喝了幾口，我當然不會，高興之餘，他又要給我加錢，我自是惶恐地推卻，他卻硬把錢塞進我口袋，加上先前的，總共有二百元了。
口袋滿了，而心中是空虛的，我看不到自己任何的人生前途，招工、參軍、當幹部、入團、入黨，任何那個年代被認為是正經的工作和政治身份都絕不可能與我有緣，一切大門都對我緊閉著。我記得很清楚，讀高中時我前後寫過8次入團申請書，卻沒有哪一次得到過班主任和團支部中肯、靠譜的答複。一年以前，派出所的領導到學校來，說是選招空軍飛行員，那位領導清楚我家的情況，當我問他我能報考嗎，他肯定地說行，隻要體檢合格。結果是，我的身體初檢時門門過關，複檢名單上名落孫山。入團夢、飛行員夢和大學夢，沒有哪一個不被現實擊得粉碎。我不知道何時才有自己一絲絲的人生機會。
10月，突然有居委會的幹部上門來，通知我參加城關鎮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培訓班。我實在是懞了。雖然我沒有關於未來的藍圖，但我實實在在沒有下鄉的打算。從小學到高中，我曾很多次到農村參加夏季‘雙搶’和秋季‘四秋’的農業勞動，農村的貧窮和農業勞動的艱苦絕不是一般的城裏人可以輕鬆忍受的。而常見常聽的到農村紮根，當一輩子新型農民的宣傳，隻該與那些完全自願、又真正懷著改造和建設農村大誌的邢燕子們相關。像我這種完全被權力和社會歧視，連所有就業之路都被堵死、所有能見到亮光的洞和縫都被堵死的人，下鄉當農民就可能有前途嗎？
但很快我又有了新的想法。這個“青訓班”不僅是“動員”人下鄉，更重要的是被“動員”下鄉的人要去的是遠在天邊的大涼山。憑著多年來還算喜歡的課外閱讀，我知道那裏的荒蠻，但正因為如此，便可能存在著具有一定知識與能力的人展示自己、開始新生活的希望。盡管這希望可能微茫，但總強於“毫無”。我永生不能忘記的，有讀初小同年級學生哄笑地叫我“小右派”，甚至成績和表現都很差的幾個學生追打我不成後高喊“打倒小右派”的情景；有在高小課堂上袁姓教師在全班學生麵前手指著我大揭父親“罪惡”的憤慨神色，因為我在他的課堂上有不敬之表情；有在中學合唱團被鄧姓音樂教師突然當眾宣布開除的疾厲聲色，因為他讓我整隊時我竟還在與同學說話，他說這說明我沒有以右派父親為教訓…………我必須完全離開了這讓我時時悲恐、處處驚懼，天天在謹小慎微中生活、日複一日地完全將我置身於絕望之中的閬中，離開這令人傷心屈辱的環境。隻有如此，身邊才不再有用歧視眼光掃視你的老師、幹部和校長主任，才不再被一些人當麵或背後叫你“右派兒子”。不會有無休無止的思想改造的匯報，不會有人隨時隨地把父親的“罪惡”與我的任何“過失”緊緊地掛起鉤來，要求你背叛家庭。因此很難說，到一些人認為是特別艱苦、人煙稀少的高寒地區大涼山去，就一定是倒黴。也許恰恰相反，這說不定是我能撫平心靈深處的道道刀痕、走出魔魘徹身籠罩處境的機會了。荒蠻嚴寒的大涼山成了令我動心甚至向往的地方。我把自己決定到涼山下鄉的動機、行為，稱之為“避籍”。
下鄉上山知識青年培訓班就辦在南街上城關鎮政府的大院裏。我在那裏與近三百名幾乎從不認識的少年男女們開始有了接觸。我們的培訓的內容，不外是上山下鄉大有作為，有反修防修的偉大意義，用我們的文化知識能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等等。甚至講到今天的上山下鄉同當年紅軍過雪山草地一樣意義偉大。在學習中，我認識了鎮政府的鎮長何乾元，鎮團委書記陳昌明，縣印刷廠的團支書祝桂珍和似乎是她小姐妹的殷永碧。我到現在都還不太明白陳書記為什麽對我那麽重視，當他那麽熱情地鼓勵我入團，又在僅僅一個月後便讓我加入了團組織後，當他每次都那麽放心地讓我組織開會、並且把組織文藝節目的工作交給我的時候，我幾乎忘記了我的賤民身份，特別積極認真地完成他交給我的每個具體工作，比如開會時領唱歌曲，代鎮上通知人開會做事等等。尤其晚上排練節目，經常練到10點11點，我也因此與殷永碧有了相對密切一點的接觸，而且居然以文藝節目組織者的身份對她進行“指導”(今天想起來還有點可笑，盡管那時是很認真的)。而殷永碧以她那清亮、純淨的歌喉演唱的，是很流行而難度也很大的<<唱支山歌給黨聽>>。每晚排練結束，走在空曠的回家的大街上時，我總是豪邁地引吭高歌。我相信，我的歌聲，一定充滿了青春的活力。
青訓班裏的領導把我們全體知青按城東、城南和城西三部分分到計劃要去的越西縣的幾個區，絕大部分都安排在平壩漢族為主的地區落戶，基本上是一個生產合作社（生產隊）一個小組，一個小組大約三至五人。唯有一個小組是10個人，將特別安排落戶到純彝族的山區。領導大會小會都明確地講，這個地方很艱苦，吃的是粗糧，氣候寒冷，是鍛煉人的好地方。但是，到這裏去也最光榮，因為這個合作社是涼山州的一麵紅旗。安排去的這個小組的成員，是組織上精心選擇的。而最後，經過組織上的慎重考慮，我被光榮地選中進入這個組，而且擔任組長。女知青王鳳蘭和閬中絲廠的勞動模範的兄弟桂元能任副組長。
在青訓班的日子裏，我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充實，第一次感受到做人的尊嚴，第一次感受到政治上可以被人、尤其是被組織信任的幸福。
學習期間，涼山州的越西縣來了兩位知識青年的代表，原來1964年成都市就已經組織過知識青年到涼山了。這次閬中縣把他們的代表接來，是專門給我們講經驗體會的。內容已經記不得了，但他們帶來的歌<<請到我們涼山來>>卻沒忘記。原因是這支歌的曲調分外沉重悲涼，盡管歌詞中有什麽唱歌跳舞，應該是歡快的內容，但那似乎帶著原始、呆板味道的曲譜實在令人快樂不起來。而過了沒幾個月，我們在涼山的勞動和生活，真就滿是悲涼沉重的味道了。
成都知識青年代表返回越西沒幾天，我們閬中知識青年就準備出發了。
到今天，我對我們閬中知識青年隊伍的組成才有了稍微全麵、深入一點的了解，而這在當時，則是完全糊塗的。272名知識青年的隊伍主要是由小學生和初中生組成的，甚至還有文盲(比如我們組在臨出發時加進來的王天成)。高中生總共隻有十幾個。大約百分之八十的家庭不是所謂剝削階級就是有這樣那樣的政治問題，如右派、曆史反革命、被關管殺等等。上山下鄉運動的組織者領導者非常清楚，按當時的政治標準(尚不說文化水平)，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光榮偉大”的曆史使命顯然不是以這種方式組織的我們這種人可以完成的。不管是100萬還是1000萬這樣的知識青年，都不可能完成。文化大革命中3000萬知識青年到農村，除了鄧小平說的知青、家長、農村三不滿意外，實在說不出體現當初預定的目標意義上的收獲。至於要說文化大革命前製定和實施上山下鄉政策的令人信服的戰略考慮，恐怕上層也難以啟齒了。
也是到了今天，我又才知道，如我一樣在“避籍’”動機支配下‘“自願”下鄉到涼山去的，不止三五十個。那個時代上千萬青少年的處境，絕不是現在的中青年可以想象的。他們極其卑下的政治地位（而政治在當時是高於一切的），艱難的社會處境，決定了他們與所有聽聞過的人間美好事物有著無限遠的距離。“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美好宣傳，與殘酷現實形成的鮮明反差，讓企圖逃脫或改變眼下處境的青少年應該是成群結隊。記得在培訓班聽到有個叫青叔九的小夥子說“到涼(梁)山去找宋江”時，我當時是吃了一驚，這不是反動言論嗎？我在匆匆走過之際，生怕有什麽沾染。現在回想起來，說者不一定有什麽深意，但話中表達的意思，卻是夠琢磨的。
總之，我們下鄉了，目的地是不少人聞之生畏的大涼山，計劃是幹一輩子。這與今天人們瀟灑地去旅遊是地下天上的兩種概念。
歡送會上，領導們講話之後，是知識青年代表發言，接下來是授旗，登車。十來輛解放牌貨車，下層裝滿了行李，人坐在行李上，車隊搖搖晃晃地出發了。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公路基本上都是土馬路，坑坑包包十分顛簸不說，路麵狹窄而且彎道多，一天隻能前行100多公裏，當天晚上在三台縣城，兩百多男女把自己的行李搬下車來，在禮堂打起地鋪睡覺。第二天，到了心儀神往的省城成都，我利用放的一天假去看望戰旗文工團的表哥趙世繡，他是文工團的導演，我們還在東珠市街口吃了一碗他最愛而閬中還不時興的鱔魚麵。
第四天晚上住雅安，然後便是翻越泥巴山了。車開得很慢，天氣是十分的冷，路上又結滿了冰，在行李冒過車沿的位置上搖晃，危險不說，冷風陣陣灌進來，渾身發抖，那滋味說不出的難受。司機停了車給車輪上防滑鏈子，我們也紛紛下車來活動身子。我們街上的李成憲看到路邊居然還有豬在風雪中活動，於是高喊起來；‘同誌們，我們要學習豬不怕嚴寒的精神啊!’，邊喊邊跳，”叭”地一聲，就重重地摔趴在泥巴山的公路上了。
第五天住漢源縣城，第六天便進入涼山州境的甘洛了。甘洛縣城之小，抵不上內地一個鄉場，估計兩三百知識青年的住處不是好找的，所以晚上便在縣電影院也是縣禮堂裏打地鋪。男女隻能用背籃(一種竹編的、可以緊扣上鎖的能背的容器)等行李隔開了。外麵北風呼嘯，禮堂內哭聲震天。原來大家過去完全不知道涼山到底是什麽模樣，動身之前多少還有些理想、浪漫的情懷和想象。今天下午才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涼山縣城。荒寂的街道，破舊的房屋，周邊是似乎望不到頂的蒼莽大山，腳下是喝了燒酒便在簷下路邊踡睡的彝胞，想象與眼前情景反差太大，思家思鄉之情油然而生。開始是有人小聲哽咽，後來便成了悲歌大合唱。隨隊的領導們緊張了，到處勸說開導。
1965年12月18日上午11點左右，我們的車隊終於抵達下鄉的目的地—--涼山州越西縣。縣上組織的歡迎的隊伍排在縣城東門外。當車隊距離縣城約一裏遠時，我們下車了，也整好了隊伍。按領導的布置，我高舉著在閬中授給的大旗，引領著272名知識青年走向歡迎的人群。這裏是越西河穀的平壩地區，後來我才了解到，從西頭的大河、大瑞，經中所到城郊、河東等公社（鄉）及城關地區，是一條真正的米糧川。隔了個天皇崗，又是產水稻的大屯公社和新民公社壩區相連。但在當時，我腦子近於空白，這是因為，天空灰蒙蒙的，壩區兩側的大山也是灰蒙蒙的，田地一片荒禿，而凜冽寒風正沿河穀無情地掃蕩過來，冷氣直逼五髒，我舉旗的雙手完全凍僵，痛到骨髓。連應有的光榮豪邁感也被壓住了。
大涼山，你就這樣接納我們了？
有人說毛時代沒人偷沒人搶，實際上窮得沒什麽可以偷可以搶。當然，偷雞摸狗是大大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