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春景生活的主要部分，當然不是吃飯睡覺。按上級的要求或當時的宣傳，我們下鄉是來當“新型農民”的。不過，“新型”該是什麽樣兒，誰都不知道，而當時最重要的，是當舊式農民，尤其是要當少數民族山區的舊式農民。
上山積肥，即把山上青杠林中掉下的青杠葉收集起來，運到山下生產隊的堆肥處，這樣的事兒誰不會幹？
天剛蒙蒙亮，我們就揉著還難以完全睜開的眼睛，背著從沒見過（甚至該說是從沒想象過的）奇大無比的背篼出發了。背篼是用竹條編的，上口直徑大約有八九十公分，體積相當閬中農民所用一般背篼的四五倍——裝樹葉的工具，哪能不大？背係也是竹條的，絕不是家鄉農村是用棕絲編織。按社員的指點（他們當中有些人會最基礎的漢話），我們過了河溝，就往半山上爬去，遍山的青杠林，冬天必定是遍地的落葉，用手去抓肯定一抓一大把。
我們錯了，我們甚至進青杠林後連爬幾步都不是那麽容易。樹下都是大半人高的荊棘（家鄉話叫刺巴籠）,手伸進去極易掛傷，尤其我們這些大半皮肉還不老的少年男女。而背著那麽大的背篼，在荊棘中前行，每步都被拉著扯著，實在有點困難。掉下的青杠樹葉很多是掛在荊棘上的，落在地上的雖然更多，但一則已開始腐爛，二則是都在荊棘腳下，需要把手伸進荊棘中才能刨出，有多髒或有什麽咬人的蟲子根本就不要考慮了。總之，無論你怎麽去檢去刨，都是困難的。我們是來鍛煉、來當農民的，能被困難嚇倒嗎？於是大家什麽都不顧了，隻是奮力地去刨去抓，抓刨起來再往放在地下的背篼裏按——如果幹葉多了，是沒有什麽重量的，不僅成績小，更掙不到工分。所以必然是多裝腐爛的樹葉。
在山上爬來鑽去，大約兩個小時後，各人的背篼算是都裝滿了，而且是手按過腳踩過的，當然分量有差距。隨身帶去的繩子則是用來捆冒起來的樹葉的。蹲下掙紮著把背篼背起來了，而走出荊棘到小路下山，也是不容易的，好在已是有了勞動成果了。
一個冬天，有多少次這樣去積肥，我也記不得了，隻知道兩點，一是農諺講過“莊稼一支花，全靠肥當家”，春景人不用人糞作肥料，隻用腐爛的草、葉之類作莊稼底肥，所以我們的這種勞動在春景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幾天下來，大家雙手劃滿了傷痕。
比起積肥，“戰天鬥地”的另一種活路（工作）就危險了，這就是改田改土中的鑽石放炮。我們學著村裏的一些勇敢的年輕人，就像電影《我們村裏的年輕人》中的小夥子那樣，腰上栓著火藥線，扛上大錘到工地，在臥在田地裏的巨石上打炮眼。記得那時我和桂元倫常掄大錘，田老板（對田成華的專稱）和黃貴雄常掌炮釺。初學甩大錘，危險的便是把大錘砸到掌釺人的手上，而這種事在工地上絕不是沒發生過。幸好我們沒有發生過嚴重事故，更沒有砸著人頭的事，否則12個人的組便早早“減員”了。
甩大錘不僅需要氣力，特別需要砸得準。一下一下把錘頭砸在鋼釺頭上。桂元倫做得不錯。後來我們在團結電站“重操舊業”，天天開山放炮，這與在春景打下了基礎是分不開的。炮眼打好後是往眼中塞炸藥筒，紮進火藥引線，在口上堆按泥土，接著便劃火柴或用煙頭點燃引線，人跑得遠遠的，躲在坎下或什麽遮擋物的背後，等著炮響——要是半天不響，不僅是石頭顯然沒炸開，而且給人一個懸念，到底是藥有問題還是引線的火中途熄了呢？爆破工地最可怕的是人等了很久炸藥沒炸，走到炮眼前時突然就炸了——許多爆破事件就是這樣發生的——往往是去看的人非亡即傷。究其原因，大多是引線質量不好，因此燃燒很慢，預定的時間不爆炸，等人走攏時剛好遇上爆炸；也有炸藥質量不好的。有時是點炮人太緊張，根本就沒點燃引線。
好在一個冬天的改土勞動沒出事。可比上山積肥和改土打炮眼放炮，到高山上砍木料才是更累更危險的勞動。砍木料的活路都是夏天進行的，因為樹木長在我們背後的陽糯雪山的山腰之上，而陽糯頂部雪山幾乎終年積雪，冬天山腰也是積雪，一般的人根本不可能上山，更不說去砍樹了。從春景到目的地，還要翻越一些山頭，因為近處的樹子都砍得差不多了。一去一回，需要一整天的時間。新民、大屯來伐木的社員，大多都要上山的頭天晚上在春景住宿，第二天一早才開始爬山。
我們幾個男知青，好像基本上都幹過砍木料的活。記得第一次上山去的那天早上，每個人把頭一天準備的玉米饃帶好，工具是斧頭、繩子（用來背、拖木料的）和釘鈕（用來釘住木料好拖行的帶環鐵釘）。我那天心裏其實是很虛的，因為山高難爬不說，還對如何能把一根大樹伐成方木毫無把握，而且，還要從山上把這一兩百斤搬回來。但一個小夥子怕做艱苦的活路，就太沒有臉麵了。何況我還是一組之長，不勇敢上陣，怎麽給人做榜樣。
事情完全照我擔心的方向發展，甚至連細節都與擔心的一樣。不過最可悲的我先前都還沒有預料到。我們與社員一起踏上登山小路後，才知道爬這山跟在家鄉爬山是絕對不同的兩碼事：道路狹窄陡峭，有的地方還很容易滑倒（邊上可能就是懸崖）。氣喘籲籲地爬上一座山後，回看來路，覺得好高啊，可抬頭一望，才曉得這還在山腳。前麵的山更高，但要翻前麵的山得從這座山走下去再往上爬，而且路也更不好走了。記不清這樣翻了幾座山，已是累得要倒下了，社員莫坡才告訴我們就在兩邊的山坡上找合適的樹子砍。兩邊山坡本來是長滿了箭竹的，夾生在林中的草藤就不說它了，要砍的樹子就要我們鑽進竹林去找。我們分開後，我艱難地走了好長段路才發現一顆我認為完全符合標準的樹，而且從樹皮和樹葉的形態看，該是杉木，就是常用來修房做家具的那種木料。
我放下裝東西的口袋，圍著樹子轉了轉，用手卡了卡，樹徑（直徑）肯定在9寸以上，放倒後伐去圓弧，按我的數學知識，輕鬆算出可滿足6寸見方的要求，絕對符合標準。要用的一截樹幹本就端直，至少有八尺（隻要不低於6尺即可）長。我正經八百地做好架勢，舉起昨天磨好的斧頭，對準劃好的位置猛力砍去。
完了，這一端端正正砍在樹幹上的斧頭，竟然一下就彈了回來，而且力量不小，更可怕的是刀刃直砍向左腿膝蓋。我本能地一退，就勢坐了下來，趕緊拉起褲腳——慘像叫我不忍直視，膝蓋偏內處肉已翻開，傷處約有三公分長，接近一公分深，不知是砍斷的筋還是什麽東西在翻開的肉裏現出黃點。
並不覺得有多疼痛，但直感是左腿完蛋了。我試著站立起來，咦，沒有什麽哇。膝蓋骨和主筋好像沒有大問題呀。於是趕緊掏出手帕（那時的人都習慣身上揣一張手帕），像電影裏受傷的戰士那樣，用力地纏住膝蓋彎以阻止流血。再走了兩步，大喊莫坡。叫了好一陣，莫坡居然聽到了。他趕來問了一下，然後告訴我砍到鐵杉了，這是本地人都極少去碰的樹子，因為材質極堅硬難砍，特別重所以背不動，不是非常需要是不會去砍它的。我這才知道自己“假老練”了。莫坡在四周尋找了一遍，引我到另一顆大樹前，說這才是泡杉，你砍這株就合適。他一走，我便立馬動手，因為時間已經耽誤那麽多了，必須抓緊才行。砍倒大樹後，就要劈出方木的形體來。到下午了，才基本完成。這時山上的夥伴們已經在遠處招呼下山了，我捆好木料，推起來背上背，跌跌撞撞地向小路走去。
回去的路途，一點不比來時輕鬆，因為有了百多斤的負擔。山路是一會上爬一會下行。上爬時手腳並用，背上沉重極了，臉上的汗水常流進眼睛，氣都喘不贏，心跳得似乎自己都聽得到。下行時把木料放進前人放木料形成的土石溜槽，坡道較緩的地方拉住釘鈕釘住的木料跑。遇到陡坡，便是木料拉著人跑了。這時必須控製好速度，關鍵是看準方向，把握好力度。否則會被木料拉倒，如果這時木料再衝出溜槽，翻往懸崖，生命就危險了。等到回了春景村，長長地出口大氣，我覺得自己的命都像是才撿回來一般。
20世紀60年代中期，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基本不在政府的戰略考慮之列。連正規的森工局、林業局都隻把最多的伐木數量作為根本任務，沒有疼惜哪些即將消失的森林，何況農村的個人和社隊組織。陽糯雪山半腰的森林，因交通特別不便（周圍數十公裏無公路）等原因，更難有什麽對森林的有效保護，基本上是新民區的農村社隊甚至個人有證無證都在砍伐。像我們砍下的那些木料，6寸見方，不少於6尺的長度，體積為20x20x200公分=0.08立方米，大概市場上能賣六七元錢，抵得上普通社隊一個勞動力十天半個月的勞動工分價值了，所以不乏偷砍者。而春景社員上山砍來生產隊或個人使用，砍得也很任意。就像我們這樣為鐵路或本隊使用而上山砍伐的情況，顯然無所謂證不證件。砍木料所評的工分高，但願去的人還是很少的，因為活路艱辛而且危險。我們這樣初來的城市知青，竟然第一次就基本完成了這種任務，自我感覺當然算不錯了。
回來以後，傷口很快就發炎，潰爛，雖同組的女同學精心護理，仍無見好的希望。我跑了幾天醫院，畢竟未砍傷骨頭，大筋也沒砍斷，終於好了，無非是在那位置留了個疤痕。至今將近50年了，雖消退不少，但仍然辨認得出來，給我留下永遠的紀念
1966年5月，共青團涼山州委在全州表彰了一批優秀青年，具體情況我不知道，反正是社教工作組的安組長到州裏開會，給我帶回了一張“涼山州優秀青年”的獎狀。當時我特別意外，也激動得不得了。那個年代這麽高的政治榮譽，竟落到我這種在家鄉一直是“賤民”的人頭上，我隻能感恩。6月，又有了一個意外的小插曲。涼山州社教工作總團又調我去參加社教學習，原計劃是學習結束後與來自全州的近三百個幹部一起分到各地搞社教工作。我在那裏又結識了二十多個成都和閬中的下鄉知識青年，而且相處得很好。學了兩個月，快要結束時，縣委組織部的張部長找到我說，州委領導研究了我的情況，認為工作團不該從紅旗大隊抽調知識青年，我應該在春景發揮作用，要我愉快接受組織安排（文化大革命中我與當時同在社教工作團學習，後來還分配了工作的王士貴到張的家中去問張，他堅持當初的說法，並且舉出那時說話的州委領導和知情人）。
我自然回春景了。不久，文革初期全國全省大學大寫毛主席語錄的一股風也刮到偏遠的越西縣來了。瓦岩鄉已改建為人民公社，公社和大隊領導要我寫毛主席語錄牌，另派勞動力把語錄牌插到河壩和各大隊的村口。我覺得一個人搞不贏，就向公社反映請調大屯公社的閬中知青馬明琨來與我一起幹。我倆天天在河壩裏頂著大太陽用油漆在木牌上寫語錄。在木牌上塗紅漆做底，再用黃漆寫楷體字語錄。這也是當時的流行做法。我對自己的毛筆字並不是很滿意的，馬明琨寫得就比我好。不過在瓦岩公社，一個高中生去幹這個工作好像又是當然的事。這大概也是我在瓦岩和春景唯一用上“文化”的勞動，較之農活，談不上什麽體力和危險。隻不過沒有天天和組裏的夥伴們在一起，內心總有點孤單的感覺。但沒過多久，我們完成了任務，就又回生產隊幹了。
上山積肥，即把山上青杠林中掉下的青杠葉收集起來，運到山下生產隊的堆肥處，這樣的事兒誰不會幹？
天剛蒙蒙亮，我們就揉著還難以完全睜開的眼睛，背著從沒見過（甚至該說是從沒想象過的）奇大無比的背篼出發了。背篼是用竹條編的，上口直徑大約有八九十公分，體積相當閬中農民所用一般背篼的四五倍——裝樹葉的工具，哪能不大？背係也是竹條的，絕不是家鄉農村是用棕絲編織。按社員的指點（他們當中有些人會最基礎的漢話），我們過了河溝，就往半山上爬去，遍山的青杠林，冬天必定是遍地的落葉，用手去抓肯定一抓一大把。
我們錯了，我們甚至進青杠林後連爬幾步都不是那麽容易。樹下都是大半人高的荊棘（家鄉話叫刺巴籠）,手伸進去極易掛傷，尤其我們這些大半皮肉還不老的少年男女。而背著那麽大的背篼，在荊棘中前行，每步都被拉著扯著，實在有點困難。掉下的青杠樹葉很多是掛在荊棘上的，落在地上的雖然更多，但一則已開始腐爛，二則是都在荊棘腳下，需要把手伸進荊棘中才能刨出，有多髒或有什麽咬人的蟲子根本就不要考慮了。總之，無論你怎麽去檢去刨，都是困難的。我們是來鍛煉、來當農民的，能被困難嚇倒嗎？於是大家什麽都不顧了，隻是奮力地去刨去抓，抓刨起來再往放在地下的背篼裏按——如果幹葉多了，是沒有什麽重量的，不僅成績小，更掙不到工分。所以必然是多裝腐爛的樹葉。
在山上爬來鑽去，大約兩個小時後，各人的背篼算是都裝滿了，而且是手按過腳踩過的，當然分量有差距。隨身帶去的繩子則是用來捆冒起來的樹葉的。蹲下掙紮著把背篼背起來了，而走出荊棘到小路下山，也是不容易的，好在已是有了勞動成果了。
一個冬天，有多少次這樣去積肥，我也記不得了，隻知道兩點，一是農諺講過“莊稼一支花，全靠肥當家”，春景人不用人糞作肥料，隻用腐爛的草、葉之類作莊稼底肥，所以我們的這種勞動在春景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幾天下來，大家雙手劃滿了傷痕。
比起積肥，“戰天鬥地”的另一種活路（工作）就危險了，這就是改田改土中的鑽石放炮。我們學著村裏的一些勇敢的年輕人，就像電影《我們村裏的年輕人》中的小夥子那樣，腰上栓著火藥線，扛上大錘到工地，在臥在田地裏的巨石上打炮眼。記得那時我和桂元倫常掄大錘，田老板（對田成華的專稱）和黃貴雄常掌炮釺。初學甩大錘，危險的便是把大錘砸到掌釺人的手上，而這種事在工地上絕不是沒發生過。幸好我們沒有發生過嚴重事故，更沒有砸著人頭的事，否則12個人的組便早早“減員”了。
甩大錘不僅需要氣力，特別需要砸得準。一下一下把錘頭砸在鋼釺頭上。桂元倫做得不錯。後來我們在團結電站“重操舊業”，天天開山放炮，這與在春景打下了基礎是分不開的。炮眼打好後是往眼中塞炸藥筒，紮進火藥引線，在口上堆按泥土，接著便劃火柴或用煙頭點燃引線，人跑得遠遠的，躲在坎下或什麽遮擋物的背後，等著炮響——要是半天不響，不僅是石頭顯然沒炸開，而且給人一個懸念，到底是藥有問題還是引線的火中途熄了呢？爆破工地最可怕的是人等了很久炸藥沒炸，走到炮眼前時突然就炸了——許多爆破事件就是這樣發生的——往往是去看的人非亡即傷。究其原因，大多是引線質量不好，因此燃燒很慢，預定的時間不爆炸，等人走攏時剛好遇上爆炸；也有炸藥質量不好的。有時是點炮人太緊張，根本就沒點燃引線。
好在一個冬天的改土勞動沒出事。可比上山積肥和改土打炮眼放炮，到高山上砍木料才是更累更危險的勞動。砍木料的活路都是夏天進行的，因為樹木長在我們背後的陽糯雪山的山腰之上，而陽糯頂部雪山幾乎終年積雪，冬天山腰也是積雪，一般的人根本不可能上山，更不說去砍樹了。從春景到目的地，還要翻越一些山頭，因為近處的樹子都砍得差不多了。一去一回，需要一整天的時間。新民、大屯來伐木的社員，大多都要上山的頭天晚上在春景住宿，第二天一早才開始爬山。
我們幾個男知青，好像基本上都幹過砍木料的活。記得第一次上山去的那天早上，每個人把頭一天準備的玉米饃帶好，工具是斧頭、繩子（用來背、拖木料的）和釘鈕（用來釘住木料好拖行的帶環鐵釘）。我那天心裏其實是很虛的，因為山高難爬不說，還對如何能把一根大樹伐成方木毫無把握，而且，還要從山上把這一兩百斤搬回來。但一個小夥子怕做艱苦的活路，就太沒有臉麵了。何況我還是一組之長，不勇敢上陣，怎麽給人做榜樣。
事情完全照我擔心的方向發展，甚至連細節都與擔心的一樣。不過最可悲的我先前都還沒有預料到。我們與社員一起踏上登山小路後，才知道爬這山跟在家鄉爬山是絕對不同的兩碼事：道路狹窄陡峭，有的地方還很容易滑倒（邊上可能就是懸崖）。氣喘籲籲地爬上一座山後，回看來路，覺得好高啊，可抬頭一望，才曉得這還在山腳。前麵的山更高，但要翻前麵的山得從這座山走下去再往上爬，而且路也更不好走了。記不清這樣翻了幾座山，已是累得要倒下了，社員莫坡才告訴我們就在兩邊的山坡上找合適的樹子砍。兩邊山坡本來是長滿了箭竹的，夾生在林中的草藤就不說它了，要砍的樹子就要我們鑽進竹林去找。我們分開後，我艱難地走了好長段路才發現一顆我認為完全符合標準的樹，而且從樹皮和樹葉的形態看，該是杉木，就是常用來修房做家具的那種木料。
我放下裝東西的口袋，圍著樹子轉了轉，用手卡了卡，樹徑（直徑）肯定在9寸以上，放倒後伐去圓弧，按我的數學知識，輕鬆算出可滿足6寸見方的要求，絕對符合標準。要用的一截樹幹本就端直，至少有八尺（隻要不低於6尺即可）長。我正經八百地做好架勢，舉起昨天磨好的斧頭，對準劃好的位置猛力砍去。
完了，這一端端正正砍在樹幹上的斧頭，竟然一下就彈了回來，而且力量不小，更可怕的是刀刃直砍向左腿膝蓋。我本能地一退，就勢坐了下來，趕緊拉起褲腳——慘像叫我不忍直視，膝蓋偏內處肉已翻開，傷處約有三公分長，接近一公分深，不知是砍斷的筋還是什麽東西在翻開的肉裏現出黃點。
並不覺得有多疼痛，但直感是左腿完蛋了。我試著站立起來，咦，沒有什麽哇。膝蓋骨和主筋好像沒有大問題呀。於是趕緊掏出手帕（那時的人都習慣身上揣一張手帕），像電影裏受傷的戰士那樣，用力地纏住膝蓋彎以阻止流血。再走了兩步，大喊莫坡。叫了好一陣，莫坡居然聽到了。他趕來問了一下，然後告訴我砍到鐵杉了，這是本地人都極少去碰的樹子，因為材質極堅硬難砍，特別重所以背不動，不是非常需要是不會去砍它的。我這才知道自己“假老練”了。莫坡在四周尋找了一遍，引我到另一顆大樹前，說這才是泡杉，你砍這株就合適。他一走，我便立馬動手，因為時間已經耽誤那麽多了，必須抓緊才行。砍倒大樹後，就要劈出方木的形體來。到下午了，才基本完成。這時山上的夥伴們已經在遠處招呼下山了，我捆好木料，推起來背上背，跌跌撞撞地向小路走去。
回去的路途，一點不比來時輕鬆，因為有了百多斤的負擔。山路是一會上爬一會下行。上爬時手腳並用，背上沉重極了，臉上的汗水常流進眼睛，氣都喘不贏，心跳得似乎自己都聽得到。下行時把木料放進前人放木料形成的土石溜槽，坡道較緩的地方拉住釘鈕釘住的木料跑。遇到陡坡，便是木料拉著人跑了。這時必須控製好速度，關鍵是看準方向，把握好力度。否則會被木料拉倒，如果這時木料再衝出溜槽，翻往懸崖，生命就危險了。等到回了春景村，長長地出口大氣，我覺得自己的命都像是才撿回來一般。
20世紀60年代中期，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基本不在政府的戰略考慮之列。連正規的森工局、林業局都隻把最多的伐木數量作為根本任務，沒有疼惜哪些即將消失的森林，何況農村的個人和社隊組織。陽糯雪山半腰的森林，因交通特別不便（周圍數十公裏無公路）等原因，更難有什麽對森林的有效保護，基本上是新民區的農村社隊甚至個人有證無證都在砍伐。像我們砍下的那些木料，6寸見方，不少於6尺的長度，體積為20x20x200公分=0.08立方米，大概市場上能賣六七元錢，抵得上普通社隊一個勞動力十天半個月的勞動工分價值了，所以不乏偷砍者。而春景社員上山砍來生產隊或個人使用，砍得也很任意。就像我們這樣為鐵路或本隊使用而上山砍伐的情況，顯然無所謂證不證件。砍木料所評的工分高，但願去的人還是很少的，因為活路艱辛而且危險。我們這樣初來的城市知青，竟然第一次就基本完成了這種任務，自我感覺當然算不錯了。
回來以後，傷口很快就發炎，潰爛，雖同組的女同學精心護理，仍無見好的希望。我跑了幾天醫院，畢竟未砍傷骨頭，大筋也沒砍斷，終於好了，無非是在那位置留了個疤痕。至今將近50年了，雖消退不少，但仍然辨認得出來，給我留下永遠的紀念
1966年5月，共青團涼山州委在全州表彰了一批優秀青年，具體情況我不知道，反正是社教工作組的安組長到州裏開會，給我帶回了一張“涼山州優秀青年”的獎狀。當時我特別意外，也激動得不得了。那個年代這麽高的政治榮譽，竟落到我這種在家鄉一直是“賤民”的人頭上，我隻能感恩。6月，又有了一個意外的小插曲。涼山州社教工作總團又調我去參加社教學習，原計劃是學習結束後與來自全州的近三百個幹部一起分到各地搞社教工作。我在那裏又結識了二十多個成都和閬中的下鄉知識青年，而且相處得很好。學了兩個月，快要結束時，縣委組織部的張部長找到我說，州委領導研究了我的情況，認為工作團不該從紅旗大隊抽調知識青年，我應該在春景發揮作用，要我愉快接受組織安排（文化大革命中我與當時同在社教工作團學習，後來還分配了工作的王士貴到張的家中去問張，他堅持當初的說法，並且舉出那時說話的州委領導和知情人）。
我自然回春景了。不久，文革初期全國全省大學大寫毛主席語錄的一股風也刮到偏遠的越西縣來了。瓦岩鄉已改建為人民公社，公社和大隊領導要我寫毛主席語錄牌，另派勞動力把語錄牌插到河壩和各大隊的村口。我覺得一個人搞不贏，就向公社反映請調大屯公社的閬中知青馬明琨來與我一起幹。我倆天天在河壩裏頂著大太陽用油漆在木牌上寫語錄。在木牌上塗紅漆做底，再用黃漆寫楷體字語錄。這也是當時的流行做法。我對自己的毛筆字並不是很滿意的，馬明琨寫得就比我好。不過在瓦岩公社，一個高中生去幹這個工作好像又是當然的事。這大概也是我在瓦岩和春景唯一用上“文化”的勞動，較之農活，談不上什麽體力和危險。隻不過沒有天天和組裏的夥伴們在一起，內心總有點孤單的感覺。但沒過多久，我們完成了任務，就又回生產隊幹了。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