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江書屋
有時間看看書，打打字挺好的。
這是《周本紀》裏的說法，“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這個說法相當可疑。首先就文本來說，建洛邑太突兀了。前麵剛說武王從朝歌回到周原大封諸侯，然後失眠和弟弟姬旦聊天，怎麽又突然回到殷商之境，以大躍進的速度建了一座城池，然後又瀟灑地抽身而去？怎麽看這都是夢遊的節奏。還是《竹書》說得靠譜，洛邑是在“三監之亂”被平滅之後才有的，“遷殷民於洛邑，遂營成周”。有意思的是，《魯周公世家》與《竹書》吻合，而與《周本紀》矛盾，不知道司馬遷是怎麽想的。司馬遷當時肯定沒有看到過《竹書》，而《竹書》與《魯周公世家》對得上，這足以說明《竹書》不是偽書。
要給太史公的說法一個說法太難了，比“三五一十五”都難。武王那晚可能跟他弟弟談了談洛邑的重要性和日後的規劃，這便是《逸周書》裏《度邑解》的來曆，“度”即規劃，“邑”指洛邑。武王登基不到三年就駕崩了（《竹書》說是五年，《管子》則說是七年），哪來得及營建一座可以作為都城的城市？更何況當時周的新都城鎬京才建了沒幾年。不知道《周本紀》的記載來自哪裏，也許是聽了某個漢儒的報告吧。
根據出土的何尊銘文，洛陽是武王的兒子成王監製的，作為陪都。因為洛邑是成王營建，所以它有另外一個名字：“成周”。
“夢遊”之後，姬發華麗地出了一張大牌：馬放南山，刀兵入庫。《周本紀》說的比這八個字囉嗦得多，也浪漫的多：“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幹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複用也”。真的嗎？不管怎樣，“馬放南山”的典故由此而來，“華山之陽”即“華山之南”。倘若周朝自武王之後不複用兵，周朝不要說八百年，連八年都過不去。中國史書的一大特色便是睜眼說瞎話，而且說得特別認真，比東北小品還認真。
那天晚上，前來詢問武王為何不睡覺的周公旦自始至終未置一詞，可能睡著了也不一定。
司馬遷提到當時尚不存在的洛邑，卻未提一個重要的音樂事件：《大武樂》。《大武樂》是名副其實的周朝好歌曲，影響深遠，號稱是夏商周三代的代表作，相當於周朝的國歌。它還配有歌詞，便是《詩經•周頌》中的《武》、《賚》、《桓》。《竹書》和《左傳》都認為《大武樂》的作者是武王，我傾向於《呂氏春秋》的說法：作者不是武王，而是他的弟弟周公旦。
《左傳》宣公十二年雲：“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是《周頌》裏的一篇，最後一句確實是“耆定爾功”，意為大功告成。從這最後一句來看，倒確實像武王所作，取商而代之，當然是“大功告成”，一點都不驕傲。問題出在前兩句，“於皇武王，無競維烈”，意思好懂：“偉大的武王啊，您的偉業舉世無雙”，不好懂的是：武王得意忘形，以致如此喪心病狂地歌頌自己嗎？就算是“偉 光 正”，也是借別人之口唱頌歌，哪好意思自彈自唱自嗨？
如果《武》真是武王的作品，我隻能說武王當時瘋了。武王高興得發瘋，這個畫麵很難讓人接受，本人倒是無所謂，聖人們恐怕受不了，那麽最好把《武》的作者署名從姬發改成姬旦。再說武王不需要成為詩人，寫不寫詩對他來說沒有多大意義，李後主倒是能寫，寫得國破家亡，最後把自己都寫死了。
周公製禮，禮樂不分家，整本《詩經》都是可以唱的，相當於卡拉OK點唱譜。從五帝以降，音樂一直是教化的重要工具。虞舜時的樂官是夔，姚重華先生曾盛讚“若夔一足矣”，意思是像夔這樣的音樂家無與倫比，有一個就足夠了，周公的後人魯哀公連這句話都看不懂，問孔子夔是不是隻有一隻腳，估計魯哀公學的是白話文。孔子沒有笑場，認真地告訴魯哀公夔有兩隻腳，不是殘疾人。
據《竹書》記載，《大武樂》作於滅商的那一年，“巢伯來賓”。巢國是商朝的一個小諸侯國，地處偏遠的南方，是否為傳說中“有巢式”的後裔所建不詳。聽說商朝被推翻，巢伯趕緊向周朝表示堅決擁護新政府，作為一個小國，巢伯這麽做是明智的，他隻要獲得一紙官方委任狀，繼續做他的伯爵，保住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就好，天下姓子還是姓姬，關他什麽事？孔穎達給了隻求自保的巢伯一個感人肺腑的理由：“慕義來朝”，這四個字太高明了，一下子把主人與賓客都送上了一個“需仰視才得見”的高度。
《尚書》除了提到巢伯來賓，還有“西旅厎貢厥獒”，旅是西戎的一支，前麵從未提過，算是一支新款西戎。旅國進貢的是活物：體型很大的狗，具體樣式可以參考藏獒。那一年，大周五穀豐登，為“大有年”。
很多年、很多年以後，魯迅的師父章太炎先生在《討滿洲檄》裏說：“自周公兼夷狄 ，定九宇，四海之內，提封萬裏，旅獒、 肅慎無敢不若。”，這幾句話器宇軒昂，不過他老先生犯了個技術錯誤，“旅獒”不是一個國家，“旅”才是國名，“旅獒”是指旅國的名犬，相當於“藏獒”。如果章老先生明知故犯，那麽他就是存心侮辱了。順便提一下，章太炎有個英文名字，叫“Binglin Zhang”，挺酷的，我也有個英文名字：“Weidong Xia”。從章太炎的檄文裏，可以判斷他看過《竹書》。
新年好！
人說夏宜讀史，冬季不宜，可夏兄姓夏，一年四季均可。嗬嗬
等著看您的《禮記.月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