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千年”第二部《西風烈：西周篇》（三十五）

        姬發遵父命承包營建的新都城叫鎬，所謂“西伯使世子發營鎬”。鎬京在灃河東岸，和豐京隔河相望，合稱“豐鎬”。鎬京建成之後，豐京便成為姬家宗廟所在地，相當於周室先烈博物館。鎬京作為西周的政治中心長達二百七十五年，又稱宗周，皇甫謐說：“武王自豐居鎬，諸侯宗之，是為宗周”，皇甫先生擅長誇張，不過這回他說的沒錯。從此宗周成為周朝的代名詞，亦兼指豐、鎬兩個新舊都城。後來西周亡，周成王遷都洛陽，東周被稱為“成周”，不過周天子仍叫洛陽為“宗周”，以此緬懷故都。鄭玄說：“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也。”，那個王城即洛邑，就是洛陽。

        姬昌自羑裏歸來後，在薑子牙的輔佐之下，接連“伐”了多國，體現了“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風範，而且戰果顯赫，周的聲望與勢力大增。姬昌沒有敗壞父親季曆打下的大好基業，還更上層樓，是個相當不錯的官二代，公亶父地下有知，可以瞑目了，他當年相中的孫子對大周的建立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隨著地盤的擴大，姬昌覺得祖父公亶父當年在岐山下的舊都城太小了，於是遷都至豐邑，豐邑於是升格為“豐京”。姬昌很快覺得豐京也不如意，兩年後再建新都鎬京。姬昌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一直在體驗各類建築，豐京以及下文將提到的行宮靈台和辟雍，正在營建的鎬京想必他也去視察過。姬昌在鎬京開建的第四年去世了，否則他在鎬京住幾年，說不定又要遷都，最好一下子遷到朝歌去。

        姬昌去世前四年一直在搞市政建設，說得好聽點叫文治，沒有再“伐”誰。這是聰明的做法，打下來的地盤要鞏固、消化，否則很可能變成燙手的山芋。過度的征伐，對國力消耗很大，就像武丁和漢武帝在世時威風八麵，死後卻留給他們的兒子一個爛攤子。

        新都鎬京建成之後，“三十七年，周作辟雍”。“辟雍”這個詞後來一直被保留下來，成為皇家國立大學的代名詞，一直被延用至清朝，國子監內就有辟雍。《禮記·王製》：“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的國立大學才能叫做“辟雍”，諸侯的“民辦大學”隻能叫做“泮宮”，等級差異無處不在。《五經通義》：“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教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為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辟雍”字麵上是開啟淤塞之意，引申為啟蒙，故而成為古代大學的代名詞。現在國內大搞複古，什麽書院搞了不少，其實“書院”不夠古，叫“辟雍”才好。

不過如果你以為姬昌是原始“大學”的創辦人那就錯了。姬昌的“辟雍”跟大學毫不相幹，那隻是他狩獵的行宮而已，園林式建築，圓形建築物，風景秀美，四麵環水（這是“雍”的另外一個意思）。夏商周的很多建築都呈圓形，連監獄都是圓形，所以叫“圜土”。姬昌死後，到他兒子周公旦輔政其孫周成王時，“辟雍”才進化為學院，換句話說，姬昌隻是貢獻了“辟雍”這個名詞而已。

晚年的姬昌對建築有種病態的嗜好，幾年時間，先後建了兩個都城，一個辟雍。接下來，他又玩新花樣，《竹書》載：“四十年，周作靈台”。《詩經》證實了這點，《大雅》裏有首詩就叫《靈台》，可見其知名度。

靈台是什麽？說白了就是禦花園。上海豫園有個“三穗堂”，裏麵懸掛著的一塊匾額，上書“靈台經始”，那四個字是《靈台》的第一句，指的就是姬昌開始建造靈台。姬昌不但建了台，還有池塘，謂之靈沼。其實就是征民力建了一個禦花園，裏麵有亭台樓榭池塘，園中有鳥獸魚鱉，供姬昌和他的後妃們遊樂。孟子說：“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曰靈台，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孟子的話前半部分正確，結論“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卻是他自己臆想的。

《靈台》裏描述了靈台裏美景、美樂以及姬昌自個兒美美的享受，隻字未提“與民偕樂”，但孟子卻敢於把臆想當做論據提出來。眾所周知，編造論據最起碼屬於學術不端，如果以假論據教導別人真善美，實在太搞笑了。

當時被孟子教導的是梁惠王。梁惠王正站在池塘邊興致盎然地觀賞池塘邊的飛禽走獸，見亞聖來，有點不好意思，怕聖人笑話他不務正業，趕忙自我解嘲：“賢德的人也像俺醬紫喜歡這些東東嗎？”（“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的回答和煦如三月的春風，溫暖著梁惠王的心房，如果你情商低，不知道如何討領導喜歡，那麽學著點，孟子如是說：“正是賢者才能享受其中樂趣，不賢的人有這一切也不會欣賞。”（“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言下之意不言自明，然後齊哩喀嚓、嗚哩哇啦講起周文王建靈台、靈沼的往事。在聖人眼裏，周文王做啥都是真真極好的，紂王無論做啥都真真極不好。

        作為讀者，我可以弱弱地問一聲：為啥姬昌能建辟雍、靈台、靈沼，帝辛卻不能建鹿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