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江書屋
有時間看看書，打打字挺好的。
我們看曆史時，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不過被儒家編排過的曆史現象與本質往往不分，如同論點直接被當做論據，孟子擅長此道。
想當年成湯被囚於夏台，沒有一個諸侯去陪囚，出獄時才有諸侯開著奔馳、寶馬去接駕，已經很拉風了，可跟姬昌的“從之囚”相比，立馬低了好幾個檔次。《左傳》的說法極像“周辦”的新聞發言人爆料的，但我不清楚左丘明的說法所本何據。
韓非子就不買左丘明的帳，提出另一種令很多正義之士都受不了的看法。他說忠臣壞蛋費仲三次建議帝辛殺了姬昌，帝辛的回答正派得一塌糊塗：仁義關係到社會風氣，上行下效，社會和諧，姬昌喜歡仁義，不能殺他（“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這麽“高大上”的話怎麽看都像是央視主持人說的？！韓非子的結論是“三說不用，故亡”，說白了就是“不聽壞人言，吃虧在眼前”，韓非子夠壞的，他把帝辛說的那麽好，隻是為了說明“好”在王權角逐中等同於“傻”，倒是話糙理不糙。很多大牌聖人和韓非子正相反，話不糙理糙。
“帝王新聞發言人”皇甫謐先生把左丘明和韓非子甩出幾條街，在其著名的《帝王世紀》裏爆出駭人聽聞的猛料，姬昌之所以被放出來，是因為吃了長子伯邑考的肉！當時姬昌的長子伯邑考在殷商為人質，替紂王駕車，帝辛想出一個“絕妙”得變態的法子來測試姬昌是不是聖人，如果不是聖人就把他放了，免得關在監獄裏浪費納稅人的錢。
帝辛把伯邑考殺了做成肉羹給姬昌吃，認為聖人不會吃自己兒子的肉，姬昌不知情吃了肉羹，於是紂王得意地做出判斷：“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於是便把姬昌釋放了。皇甫創作的這個小故事，穩準狠地揭露了紂王的殘忍與無知，但也捎帶著涮了周文王一把。皇甫先生的猛料充滿了美劇變態殺人狂的想象，小說家許仲琳大為佩服，把它引進《封神演義》，並且添加了妲己色誘伯邑考的橋段，於是三級片的兩要素全有了：色情、凶殺。需要說明的是，作為小說，許作家那麽寫無可厚非，但讀者不應該把小說情節當作曆史細節。
從左丘明、韓非子再到皇甫謐，帝辛的形象反差太大，左丘明眼裏的帝辛膽小怕事，看到“從之囚”的諸侯，拍著胸脯直喊“嚇死寶寶了”；韓非子口中的帝辛則是倡導仁義的老好人，好到傻的地步，傻到亡國的地步；皇甫謐筆下的帝辛分明看過太多變態美劇或港劇，走上了“人肉叉燒包”的不歸路，建議讓黃秋生扮演帝辛，說不定又可以得個影帝。
不管以上哪一種情況或者根本不是以上任何一種情況，反正被關七年的姬昌刑滿釋放了。姬昌主動向帝辛獻出洛水西麵的一塊土地，不是為了報答不殺之恩，而是以此為條件請求帝辛廢除炮烙之刑。帝辛愉快地接受了土地，並答應了西伯的請求。
姬昌出獄後，風光無限，《竹書》報道“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於程”，逆乃迎接之意，不是叛逆。此情此景，宛若成湯當年自夏台釋放時，眾諸侯相迎的盛況，曆史果然驚人地相似。姬昌按理應該回到歧周大本營，但奇怪的是他去了被征服的二線城市程邑。那肯定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帝辛命令他這樣做。
帝辛不可能換一個人做西伯，誰也沒有那樣的資曆鎮住西部，除了姬昌。帝辛聰明地逼姬昌離開歧周，遷往被他占領的國度：程國，那裏明裏暗裏肯定有姬昌的宿敵，等待機會鬧複辟。對付姬昌，也許沒有比這更好的法子了，如果不殺他的話。
帝辛看到了效果，《竹書》雲：“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姬昌看上去還挺知恩圖報的，率領一幫陪他坐牢的兄弟一起來朝拜帝辛，那時帝辛應該很爽，心想：小樣，我還收拾不了你嘛？！一個過於自信的人常常會身不由己地落入自負的圈套，履癸當年對成湯完全就是帝辛對姬昌的翻版，兩大猛人隔著五百多年的時空犯著同樣的錯誤。
《史記》沒說姬昌被發配到程國，而是回歸故裏，像個潛伏者悄悄地行善（“陰行善”），生怕崇侯虎又去帝辛那兒打小報告說：姬昌不做壞事，專做好事，沒按好心。要是再被關起來，他可能就再也出不來了，就跟他爹季曆一樣。
諸侯不明白西伯做好事不留名的苦心，一旦有爭端都來找姬昌裁決是非。姬昌也不好意思讓人不要來找他，所幸帝辛沒有因此再邀請他去羑裏喝茶，看來姬昌“陰”功了得。
有一次，周西北部的兩個小諸侯國虞、芮因為領土與主權問題爭執不下，差點打起來，於是兩國分別譴使前往周原，希望“聯合國秘書長”西伯給他們一個公平的判決。兩國使者進入崎周時，立刻就看到感人的一幕：種田的人互讓田界，老人備受尊敬（“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老”）。使者們自慚形穢，覺得沒有必要再去麻煩“潛伏者”，深有感觸地說：“我們所爭的，正是周人所恥。再去見西伯，簡直是自取其辱”。使者們回國後，巡回演講，以頌周德。周圍的諸侯們聽聞虞、芮使者們的“東行漫記”後，發自肺腑地感歎：西伯就是奉天承運的君主！（“西伯蓋受命之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