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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 雪 的 殘 夢
·夏維東·
閱讀殘雪不是一個賞心悅目的過程。她的語言倒一點沒有拗口的地方，但她就是用直白的語言營造出詭異的夢境或者如同夢境的生活場景，日常的邏輯鏈條在夢境書寫中扭曲變形，人物像影子一般飄忽並且不可捉摸，這使得情節始終處於斷裂狀態。麵對如此支離破碎的仿夢敘事，進入故事並和人物一起走向故事終點的閱讀期待顯然是不可能的。它需要的是參與：暫時離開現實，進入夢境；當夢結束的時候，你會在現實中發現夢的影子，甚至可以說，所謂現實不過是夢的鏡像而已。
在小說中采用仿夢敘事的作家不算太少，比如象馬原和紮西達娃的西藏係列和餘華的早期作品如《十八歲出門旅行》和《在細雨中呼喊》，都有些夢境書寫的特征。但象殘雪這樣“長夢不醒”的作家在中國文壇是絕無僅有的。從處女作《黃泥街》到近作《鬆明老師》，殘雪始終固執地營造著夢境。隻是她的夢不是什麽“美夢”，而是“夢魘”，或者說是一個個殘缺的夢。營造夢境不是她的目的，而是手段，她最終的目的是粉碎夢境。她用建構的方式肢解了夢，讓夢的碎片折射著無言、痛楚、矛盾、焦灼、荒謬、天堂與地獄、美麗與醜陋的心靈現實。
《黃泥街》寫於八十年代初期，正是“傷痕文學”趨於沒落之際。悲情的故事已經被反複講述過了，所有的不幸都在英明的“撥亂反正”中得到了補償，那些轟動一時的小說不過是“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之類故事的翻版。先鋒作家們正是在“傷痕小說”的不足中突圍而出，除了對小說文本進行革命外，他們也更關注人物的內心世界：個性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這時期的先鋒小說裏，其中就有《黃泥街》。
《黃泥街》中有著明顯的時代背景，大量文革時期的語言不時可見。但殘雪講述的並非一個“平反昭雪”的故事，而是一個荒誕可怖的夢境，一個沒有結果的尋找過程。既是敘事者也是尋找者的“我”，遊離於夢境之外，在荒謬的現實裏尋找美與真的化身：黃泥街。結尾“我”的頓悟多少有些虛無主義色彩：美與真是存在的，但是無法證實，隻能在想象中接近。那種想象對於殘雪來說，是一種生活，就像她在《鬆明老師》中聲稱的：“在我的大腦的朦朧處所，我還擁有一種不為人知、卻總是隱隱地對我發生作用的生活”。
事實上，殘雪的言說激情和她筆下所有人物的生活激情都來自這種“隱隱發生作用的生活”。在這樣的“生活”裏，理性與非理性、意識與無意識編織在一起，以共謀的方式呈現出生命底層靈魂與本能的掙紮以及美與醜的律動。
自《黃泥街》之後，殘雪就有意或無意地抽離了作品的時代背景，因為在那樣的“生活”裏，時間已經失去了意義，剩下的隻是一個光怪陸離的無序的空間。
《黃泥街》之後不久，殘雪發表了一個短篇，叫《山上的小屋》。這篇小說讀起來非常不舒服。敘事者“我”似乎是個被迫害的妄想狂。小妹，父親和母親都是可怕的敵人，母親的目光讓“我”頭皮發腫，小妹的目光刺得“我”脖子上長疹子，而父親則在每個夜裏變成嗷叫的狼。現實中的一切都成了惡夢，後山的小屋是“我”心目中的避難所，可當“我”終於走上後山時，才發現那個小屋並不存在。這意味著小屋是“我”潛意識裏誕生出來的產物，是活下去的本能刺激了這種虛幻的想象，就像溺水者抓住的最後一根稻草一樣，悲劇感由此而生。深想一層，激情也由此而生，至少“我”還有走向想象（小屋）的可能，在小屋不存在的地方，“我”畢竟還是看見了“白石子的火焰”——新的想象和新的激情於是誕生了。作為讀者的我終於在這一刻被“我”感動。
不存在的小屋在概念上與卡夫卡著名的城堡有些神似。土地測量員Ｋ明明看見城堡觸手可及（就象“我”看見後山的小屋一樣），也聽到旅館裏的人們談起他們在城堡裏的經曆，可Ｋ就是走不進那個高高在上的城堡。當然，城堡和小屋在喻意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權力的象征，後者則是一種虛幻的安慰，相同的是“我”和Ｋ都被它們拒絕了。Ｋ最終選擇在城堡附近的莊子裏定居下來，可以想象的是若幹年後，Ｋ將和村民們一樣變得麻木不仁，他將不再以一個外來者的新奇目光打量城堡世界的不可理喻，因為他成了環境中的一分子，從而失去了觀察者的身份。卡夫卡的作品令人壓抑，不僅僅表現在敘述的過程，結尾的絕望更將壓抑推向高潮，這是卡夫卡作品叫人不安和顫栗的原因。
殘雪受卡夫卡的影響是明顯的，她後來的作品證明了這一點。卡夫卡的小說無論內容多麽荒誕不經，他的起筆乃至整個敘述過程都是非常寫實的，一點不帶中國先鋒作家們酷愛的“意象”（殘雪的早期作品裏也有大量的意象，比如《黃泥街》和《山上的小屋》）。即使是那篇人變蟲的《變形記》，卡夫卡寫起來也是“漫不經心”，仿佛格裏高爾一覺醒來不過是發現臉上長了個蚊子包而已，而事實上他是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這隻甲蟲後來在幹渴中死去，等到幹癟的時候才被他的家人發現。小說借曾經為人的蟲子眼觀照出人際冷暖和人對異己的排斥。卡夫卡在敘事過程中始終是冷靜甚至是優雅的，可是荒誕與間離就在冷靜和優雅中流露出來。
殘雪在這方麵走得比卡夫卡更徹底，但是不得不承認她不如卡夫卡那樣從容。卡夫卡是把夢寫得象現實，而殘雪則把現實寫得象夢，這注定了她的作品比卡夫卡的更難為讀者進入和理解。
殘雪的小說，開頭通常都清晰明了，擺出一副要講故事的架式，三言兩語便寫出很生活化的場景。但故事就像戈多一樣怎麽也等不來，那些人物在讀者滿懷期待的眼神中慢慢模糊遠去，日常的畫麵也漸漸變得詭異莫辯。
比如《阿娥》，小說開頭是七個小孩玩跳繩，跳著跳著，阿娥突然跌倒，然後她父親出現了，“摟起她的上身就往家裏走，而阿娥的下半身就在地上拖。看來這位父親已經熟悉了女兒的發作，一點都不感到奇怪”。到這裏一切看上去還算“正常”，盡管那位父親的動作透著股難言的別扭。跟著這對父女的背影，我們很快走進了一個陌生的世界：阿娥被裝進一個玻璃櫃、阿娥父親奇特的暴躁、“我”和阿娥逃往後山、住在後山的喜怒無常的舅舅和舅媽、阿娥夜裏坐在樹上唱歌、阿娥對父親微妙的感情、阿娥父親與“我”母親的微妙關係、冷漠而健忘的母親和最後“我”的出走，這些畫麵就像一個夢境的拚圖，活動在其中的人物我們連五官都看不清楚。情節也一再脫線，上下文之間的關係形同虛設，就像我們在夢中無緣無故走進了一個城堡一樣。但作者在寫作時畢竟不是在做夢，敘述得以進行下去的是那些五官不清的人物們的內心衝動。小說中的“我”甚至不知道他為什麽在小說開始的時候跳繩，但這並不妨礙他進入成人陰暗的內心世界。生活在這個孩子的眼中成了一場陰謀。小說結尾，我的出走顯然有“光明尾巴”的含義，我走出了惡夢，生活在一個大城市裏將重新開始。需要注意的，我的出走是在母親的支持下實現的，這就讓我們不得不問：這個冷漠的女人真的冷漠嗎？這個健忘的女人真的健忘嗎？殘雪筆下那些木訥、可憎的小人物經常在最後一刻才顯出他（她）們心底的熱情和美麗。
《鬆明老師》乍一看似乎是講一段師生情的故事，隨著“我”的回憶的深入，讀者象是被催眠似的，鬆明老師如同一個遊魂出現在字裏行間，一種宿命般的恐慌和謎團彌漫開來。在學生麵前落魄得象孔乙己的鬆明老師畏妻如虎，老婆叫他搬出去就搬出去，叫他搬回來就搬回來，老婆怒喝一聲就讓他張皇失措，他對老婆敬畏到了可笑的地步。他對學生說：“你師母隻要用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掌握全局。”鬆明老師的妻子在這裏顯然是權威的象征，就像卡夫卡《審判》裏的那個門衛，代表著法的權威。鬆明雖不象Ｋ那樣在牢獄中經驗權威，但他的生活又何嚐不像在牢獄之中？他的妻子製約著他，他又以老師的身份影響著他的學生們，他還以學生劉日作為曖昧的“武器”來反抗妻子。當“我”問師母長什麽樣子，劉日意味深長地說“一個人不能光看外表，經常是那些外表毫不出色的人左右著我們大家的命運。”至於眾人的命運是如何被左右的，小說中語焉不詳，但從鬆明夫妻的兒子與父母不相往來、鬆明老師家牆上那些一臉苦相的布娃娃和師母房間的小孩床、鬆明妻子與劉日和劉日父親的關係、結尾那個送信的小女孩等等這些暗示裏，讀者分明能感覺到“影響”已經發生了並且不可改變。
小說中的“我”和作為讀者的我一樣，顯然對“鬆明老師究竟意味著什麽”不甚了然，但有一點“我”是清楚的：“表麵上，他們毫不起眼，像穴居的田鼠一樣在隱藏的處所忙忙碌碌，但正是他們決定了很多人的命運。”接下來，小說寫道：“想到這裏我下意識地摸了摸衣袋裏的那兩樣東西，一股激情從我的指尖傳到心髒。”作為讀者，我不得不追問這個“激情”是什麽？既然鬆明老師和師母不過是不起眼的普通人，他們可以對周圍人的命運發生影響；那麽同樣是普通人的我們，又對其他人的命運產生什麽樣的影響？再推進一步，是什麽對人類的命運發生影響？在這樣的追問裏，“激情”產生了：在走投無路中突圍，盡管在突圍中會落入陷阱，突圍已經成了一種生存的方式。就像古希臘神話中那位受罰的西西弗一樣，明知石頭將會從山頂滑下來，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將石頭推上山頂，周而複始，以至無窮。
這種悲劇式的激情幾乎貫穿了殘雪所有的作品。她的作品之所以具有明顯的夢幻色彩，也許是出於對庸常現實的拒絕，隻有在夢幻的氛圍裏她的想象和激情才能飛翔起來。我記得她在一篇筆談裏說，有時候她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麽，寫出來之後才知道（大意如此，我現在找不到相關文字）。法國超現實主義的發起人布勒東也曾說過類似的令人目瞪口呆的創作經驗。這種“下意識”的寫作倒是與“做夢”相吻合的。
《開鑿》一開頭就象做夢。“我向往已久的穴居生活，父親先於我而達到了。”這篇小說中父親與母親的關係一如殘雪其他小說裏的夫妻關係一樣，透著股陰森森的曖昧，就像梅雨季節的陰暗天空。在這樣的生存現實裏，“我”和父親都不由自主地向往非常不現實的穴居生活。因為不現實，父親很快就從山洞回到家裏。回到家裏幹什麽呢？在黑暗的小雜物裏編花籃！這多像《百年孤獨》裏做小金魚的上校啊，對於他們來說，做出什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做”這個動作本身。父親編花籃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以至於“當我傾聽的時候，駝背的父親在黑屋子裏編花籃的形象便凸現出來”。小說“開鑿”出來的意義在於小說結尾“我”對父親的獨白：“我一邊說一邊哭出了聲，‘還有就是蘭花不用澆水了，它們的根須全被雨水泡爛了。’媽媽笑了笑，高舉手中的化妝鏡，她正在窗前往臉上搽粉……明天，明天我就要去那裏，侍弄那些個蘭花。”蘭花的根既已爛去，還侍弄什麽呢？這究竟是激情還是絕望？抑或是絕望的激情？無論是哪一種可能，都暗示了拯救之路還沒有被“開鑿”出來，開鑿的“意義”為注定是徒勞的過程。
在《開鑿》這篇小說之前，殘雪寫過一個小長篇《思想匯報》，裏麵有句話用來概括徒勞的原因似乎很合適：“我想找一個生活下去的理由，一個支點，但這東西分明找不到。”外求不得，於是轉入對內心幻象的尋求。藝術家在幻覺中捏造了一個首長，然後把這個首長當作至高無上的對象，向他匯報思想問題，借以獲得靈魂的“安慰”。誕生於人格分裂中的“自慰”是荒謬的，作者越是激情充沛、煞有介事地描述這種“安慰”，悲劇感就越強烈。
這篇小說讓我想起博爾赫斯的一個短篇《兩個博爾赫斯的故事》。在“交流”了關於藝術、曆史和記憶的看法之後，作者博爾赫斯準備“明天就把它記錄下來”，可是另一個“博爾赫斯”卻不再說話了：他醒了，“他”消失了。“我逃出房間。外麵沒有平台，也沒有大理石樓梯、寂靜的大房子、藍桉樹、雕像、華亭、泉水和阿德羅格城旅店的鐵柵欄大門。”緊接此段的是最後一句話：“在外麵等著我的是另一些夢”。這句話也同樣可以用在殘雪身上，可以肯定的是“另一些夢”也是殘缺的。她從一個殘夢中醒來，走向另外一個夢，這是她的宿命，也是她源源不斷的寫作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