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江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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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出的黑夜
－－讀左琴科《日出之前》
夏維東
這本自傳體的小說算得上是本奇書，居然是一個作家自己治愈憂鬱症的心路曆程。孤陋寡聞如我，此前真沒見過哪位作家寫出過類似的書。
俄羅斯作家左琴科經曆豐富，年輕時參軍，在衛國戰爭中立過軍功，後來因為身體受毒氣侵害不得不離開前線。離開部隊後，他從事的職業五花八門，警察、農場負責人、電話接線員等等，所有的工作他都幹不長。他不是因為地位問題才頻繁換工作，其實他在部隊時已經是營長了，根本沒必要去農場養雞養鴨、更用不著去做接線員，他選擇職業的目的是希望能從中找到樂趣，可是所有的工作都未能給他樂趣。因為他患有嚴重的憂鬱症，多次試圖自殺，多次接受治療，但病情沒有絲毫好轉。
有個“職業”，左琴科一生都沒換過，那就是作家。他以喜劇聞名俄羅斯文壇，是當時最富盛名的幽默作家。其代表作《澡堂》、《賣馬記》和《貴婦人》等被各大劇團搬上舞台，甚至在演出前，左琴科被劇團邀請登台親自朗誦自己的小說作為前奏，可見他當時受歡迎的程度。他的小說集洛陽紙貴，一麵世就被搶購一空。這個年紀輕輕便享有盛名、作品極其暢銷、帶給無數人快樂的幽默大師居然患有憂鬱症，實在令人意外。作者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在我的書中有笑，可是在我的心中卻沒有。”（P18）
從旁觀者的角度看，左琴科的人生經曆完全是春風得意。這樣的人都得憂鬱症，那我等凡夫俗子還怎麽活呀？看來得不得憂鬱症的原因很複雜，事業成功、情場得意帶來的愉悅，並不能根除心理上的頑疾。左琴科多次去看心理醫生，並積極配合醫囑，服藥、去旅遊聖地療養都毫無效果，甚至那些鍾情他的女子們的愛情也於事無補，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嚴重得要自殺。這種傾向令他駭然，迫使他去尋找原因：“弄清為什麽我的力量受到束縛，為什麽我在生活中這麽不愉快，為什麽經常會有我這樣的人，時常要發作憂鬱症，被無端的愁緒所困擾。”（P18）
左琴科早在十八歲就想到死，但那時他認為憂鬱症是正常的，甚至是符合其貴族身份的一種高貴的精神象征。後來他碰到一個人，其憂鬱程度嚴重到“每年至少要懸梁自盡兩次”。左氏對他的敬仰如江水之滔滔不絕，“認為從他身上將可以看到恢弘博大的睿智、滿腹經綸的才華和天生那種悲天憫人的微笑。在浮生若夢的塵世天才必定是永生的。”（P12）左氏迫不及待和這個“高級人士”交談，結果卻失望之極：“這是個愚鈍的人，不學無術，沒有絲毫教養可言。他一生充其量隻讀過兩本書。除了金錢、酒食和女色之外，他對什麽都不感興趣。” （P12）這個殘酷的發現讓他心如死灰，連以前殘存的一點優越感也被那個一年上吊兩次的家夥剝奪得一幹二淨。
於是“我隻得老老實實地聽命於醫生”，醫生讓他幹什麽就幹什麽，各樣的藥物吃得想吐，紮針、透視，泡浴更是不在話下。可是治療沒有效果，反而每況愈下，人瘦成一具骷髏。物理治療形同受刑，改用催眠療法，起初兩天效果很好，之後情況卻更糟。那時可憐的左琴科，足不出戶，把每一日都當作一個負擔，雙腿浮腫，走路歪歪倒倒，心髒和肝區的疼痛讓他氣喘籲籲，作者寥寥數筆勾勒出一個二十七歲的年輕人慘不忍睹的光景，令人唏噓不已。
既然醫生和心理醫生都沒用，於是他乞靈於書籍，想從作家和音樂家們身上求取排遣憂鬱之道。令他震驚的是，那些令他敬仰的大師們情況有的比他還要嚴重，肖邦、果戈裏、涅克拉索夫、愛倫·坡、福樓拜、謝德林、安德列耶夫、勃留索夫以及列·尼·托爾斯泰等都在憂鬱之中痛不欲生，並且了無解法。果戈裏這位諷刺大師在給友人的信裏說：“上吊或者投河在我看來是良藥和解脫。”他認識的幾個當代作家也同樣是憂鬱症患者，比如勃洛克、葉賽寧、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年僅三十歲就上吊而亡，五年後，寫出激情四射的詩篇的馬雅可夫斯基步其後塵。
外求是不可能了，左琴科隻得自救。他是個善於省察的人，有一天他豁然開朗：一定是生命裏發生過什麽事情，導致他心理上的畸形。於是“他開始發狂似地回憶”（P20）。
“豁然開朗”是個重要的關鍵詞，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麽隻有左琴科寫出這樣一本自我治療憂鬱的書。其他人缺的肯定不是才華，也不是勇氣，而是頓悟。他從卑微的蟲子身上獲得啟發：“連那種壽命隻有四個小時的昆蟲也因照到陽光而欣喜雀躍！不，我不可能天生就是這麽個畸形的人。”（P20）他決定“隻回憶跟我心靈的巨大激蕩有關的那些場麵，我料定謎底就潛伏在那裏。”，他的初步設想是“沒有必要回憶童年時代”，因為“一個小不點兒，心靈哪會有什麽了不起的激蕩。”（P22）。
他從十六歲開始一直回憶到三十一歲，從人的一生來看，這個十五年無疑是非常重要的時段：從成長走向成熟。他選擇了六十三個記憶的片斷，其中有初戀、逃學、自殺、交友、豔遇、參軍、戰爭、受傷以及文學上的成就與挫折，然而，“在其中的任何一則故事裏，我都沒找到我要找的東西。”（P115）
於是他隻好“退而求其次”，開始回憶“沒有必要回憶”的童年時代，並且還來了句理由很充分的題詞：“隻有在童話中，浪子才會回頭。”和上次一樣，一上來他就先撂下一個“話柄”：“從一歲回憶起就未免可笑了。從兩歲、三歲，即使從四歲回憶起也是可笑的。”（P117）他的記憶力真是好，三十八則往事片斷栩栩如生：淘氣挨打、戲水、父母間的暗戰、母親的淚水、父親和舅舅的死亡，然而從這些事件裏，左琴科仍然沒有找到殃及日後生活的心理障礙。他退無可退，隻得走向朦朦朧朧的幼兒時代，也就是所謂“日出之前”的時刻：“那真是個可怖的世界，沒有天空，沒有日月，沒有光明。”（P172）
進入到這個黑暗時段，全書的敘述基調全變了。左琴科仿佛進入催眠狀態，不過他同時也是催眠師，他需要對每一個若有若無、稍縱即逝的場景或夢境進行心理分析。經過層層排除式的演繹，他終於找了恐懼的根源：“水、手、乳房、雷擊。老虎是危險的象征。”（P256）水淹沒生命、乳房是供給營養的源泉、手是掠奪的象征，奪走營養並且擊打不聽話的孩子、雷擊的巨大聲響不言而喻，和老虎一樣令人恐懼。
作者為寫此書，花費的精力令人驚歎：記錄素材的筆記本重達八公斤！對於今天的快餐文化時代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壯舉！他的努力終獲回報：困擾多年的憂鬱症消失了，如同水跡被太陽曬幹。左琴科覺得自己是用理性戰勝了致命的憂鬱：因為一旦找到恐怖的根源，恐怖便不再彌漫。他用理性之光穿越了日出之前的黑暗。
寫到這裏，我的文章似乎可以結束了。順便說一句，譯者戴驄的譯筆非常漂亮，簡潔、流暢，讀起來不像是硬梆梆的譯文，仿佛原作就是用中文寫的。他的譯後記《文學作品的生命力》信息豐富，相當於左琴科《日出之前》的“後傳”。看了這篇後記，有些題外話我不吐不快。
左琴科歡呼雀躍地拿出這本浸透心血的作品，滿心希望能夠造福與人，不料卻給自己帶來災難。《日出之前》在《十月》上還沒登完，左琴科便遭遇了鋪天蓋地的罵聲，那些叫罵已經遠遠超出了文學批評的範疇，“下流胚”，“無恥之徒”，“猥瑣的市儈”，“誹謗者”，“寫了一本投合我們祖國的敵人所好的胡言亂語的書”等等（P382），左琴科在一家雜誌社的聘約也因此被解除。
左琴科天真地上書斯大林，請求斯大林“親自看一遍我的小說，或者指示有關部門仔細審閱這部小說，至少把全書審閱一遍再下結論”。（P382）他哪裏知道，正是斯大林授意對他展開大批判！左琴科不僅不再能發表作品，連工作都沒有了，為了糊口，他不得不去一家殘疾人工廠做皮匠，而他做一百雙皮鞋的報酬還不夠買一頓午餐。斯大林死後，他的厄運卻沒有結束，在赫魯曉夫時代，他仍然是個“反麵教材”，繼續“被侮辱與被損害”。這一次的黑暗，無論他用什麽理性工具去對抗都無濟於事了，因為那不是個人的“日出之前”，而是整個國家的“白夜”。
從一九四三年發表《日出之前》以來，左琴科就一直活在“日出之前”的時空裏，整整十五年，一直到死。他的死是“非自然”的“自然死亡”：鬱鬱而終。即便如此活在漫長的屈辱當中，他仍然沒有選擇輕生，這也證明了他的憂鬱症確實治愈了。可是另一種更為致命的憂鬱卻伴隨著迫害而來：心死了，他不願意再寫下一個字。臨死前兩個月，他對作家楚可夫斯基說：“我自己也忘記了我的文集”。（P387）一九五八年七月，左琴科在自己窄小的書房裏去世，終年六十有二。
八年後，中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左琴科的遭遇被他的無數中國同行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