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江書屋
有時間看看書，打打字挺好的。
餘 秋 雨 的 心 態
·夏維東·
四年前，我去參加一個座談會，碰到一位《明報》編輯，他跟我談起餘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讚不絕口，說其中有些篇什是可以傳世的佳作。我沒想得那麽遠，但確實喜歡。打動我的是作者縱橫於文化與曆史之間的激情、思想和揮灑自如的才氣。後來的《山居筆記》風格與《文化苦旅》類似，但比後者更沉穩，隻因珠玉在前，《山居筆記》的名氣反倒不及後者響亮。
我第一次接觸餘秋雨的文章並非散文，是一本文學理論著作，叫做《藝術創造工程》（上海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７）。那時我剛上大學，在學校的一個小書亭裏無意中看到的，隨手翻翻，第一句話就把我的目光“點燃”：“忘記了我的眼睛是怎麽會碰撞到這一段文字的，反正它一下子把我點燃起來了——”，破折號後麵他引用了法國藝術史家安德烈·馬爾羅《沉默的聲音》中的一段話，極富感染力，和他自己的文字交相輝映。此前我還沒見到有人在理論性的文章裏用如此鮮活的文字，那時的評論家大多像文化木乃伊，話是怎麽別扭怎麽說，不讓你自慚形穢、邊看邊打瞌睡絕不罷休。我對此書一見鍾情，毫不猶豫“排出幾文大錢”買下了它。書中隨處可見詩化的語言，一個個文學掌故生動、恰當地穿插於其間，令本來木頭木腦的純理論性文章變得秀色可餐。餘秋雨富有激情的文字風格其實在那時就已經奠定了。
到寫作《文化苦旅》時，在《藝術創造工程》裏時隱時現的風格全麵鋪開，浸染、涔透著“渺渺千年，茫茫空間”，蔚然成當代散文裏的一方沉重滄桑的風景。不管批評《文化苦旅》的文章有多少，我仍然相信餘秋雨出色地表達了一種“拷問曆史”的人文視角，讀者、論者是否跟他站在同一角度那是另一碼事。至於有論者說餘秋雨是“抹著文化口紅”在作秀，我可不敢苟同。《文化苦旅》中的部分篇目當初是零零散散發表在《收獲》雜誌上的，作者寫作時大約沒想到這些文章將會給他帶來巨大的名聲（《收獲》上的作品極少成為暢銷書）。我當初在簡陋的宿舍裏閱讀雜誌上的這些文章時，我想到的是清茶孤燈，而不是“口紅”。現在退一步說，如果餘秋雨的散文未能讓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你還說不說他“抹著口紅”？說來說去，都是名聲惹的禍。
名聲也讓餘秋秋雨的心態產生了微妙的變化。他不大聽得進批評了，後來變本加厲，說批評他的“一小撮人”是“別有用心”的，借批他出名。這話就不大地道了，而且其用詞讓人不由自主想起文革時期報紙社論上的語氣。再說，在邏輯上也講不通，有名的人就不能批評嗎？那名人們一個個還不禿子打傘——無法無天呀？
這種心態也損害了他的寫作。九八年起他在《收獲》開設散文新專欄“霜天話語”，給我的感覺不像是《文化苦旅》的作者寫的。經過“霜天”之後的他沒有“青鬆且挺立”，反倒像霜打的茄子。世故取代了反思，圓滑代替了激情，他似乎想以這種不冷不熱的文風贏得每個人的好感，至少是讓人不反感。他關於“年齡、友情、嫉妒、名譽、善良、謠言”的論說都是老生常談，讓人別扭的是，這些文章你說不出它們有什麽不好，更說不出有什麽好。《收獲》上的“霜天話語”一共隻有六篇，後來結集出版的《霜冷長河》收錄了發表在其他報刊上的短文，第四輯全部是青年讀者的來信和他諄諄教導的回信。我托朋友在國內給我帶來這本書，他自己先看了，然後打電話給我說，你就讓我省下郵費吧，也省了你的時間。我堅持要他寄，看完之後，我不得不同意這位朋友的評語：“這本書很適合給中學生做德育教材”。餘秋雨在序言裏說“看不到這個（指北國冬景），我的生命就被抽走了一份本源性的氣質，即使走向了精製，也會瑣碎和疲塌。”，不幸的是，他竭力避免的恰恰是他得到的，這本書的特點就是“瑣碎和疲塌”。
但就是這本散文集，依然熱銷，此書出版前的商業炒作手段使我認識到國內的市場運作真的跟國際接軌了。據說這本書為了防止盜版，書名被當作絕密情報，書市上沒有哪個書商知道書名，隻知道作者是著名的餘秋雨。盡管文評界對《霜冷長河》報以“冷霜”，但銷售市場熱火朝天。餘秋雨別無選擇地從文化名人變成媒體明星，以至於有人嘲笑他“沒時間看書了”，這麽句玩笑話他也當真了，一本正經地告訴人家他每天有多少小時埋首書齋。
就在他社會和書齋兩頭忙的時候，江湖上人稱“王小波第二”的餘傑出手了。鋒芒畢露的餘傑以前一直沒有跟餘秋雨“別苗頭”，直到老餘變得像電影明星一般醒目的時候他突然跳出來要老餘“痛說革命家史”。年初，老餘春風得意地出現在香港鳳凰衛視《千禧之旅》的典禮上不久，餘傑便拋出了令他強烈不安的《餘秋雨，你為什麽不懺悔？》。這篇文章“功夫在詩外”，肯定了餘秋雨的文筆和其對文化的反思精神，接著話鋒一轉，逼問餘秋雨反思這個拷問那個，為什麽不對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作一番反思？文中說餘秋雨是當年上海赫赫有名的文革寫作組“石一歌”的成員，著有泛政治化的《胡適傳》。我沒有看過那本《胡適傳》，對“石一歌”的“作品”也沒接觸過，但我覺得餘傑的指責其實並沒有太大的殺傷力，在那個非常的年代，批判胡適可以說再正常不過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勇氣做遇羅克或者胡風的。還有如果餘秋雨當年倘若真的犯下大惡，他已經被定為“三種人”了，輪不到餘傑今天逼他懺悔，有關部門早就逼他交代了。
然而餘秋雨對此文的反應明顯失當，他憤怒地說：“就像有人在路上硬說你長了尾巴，我不能當麵脫褲子給他看，即使證明了確實沒有尾巴，但當眾脫褲子的動作比有尾巴還要難看。再鬧下去我就要憤怒了。請所有的人拿出證據來。”，話說到這份兒上，要麽沉默，要麽反擊，好象沒有第三種選擇。
餘秋雨沒有沉默，可反擊太無力，根本談不上反擊。他在《答餘傑先生》和記者訪談先後表示“餘傑是不懂文革的，特別是對那時文章的署名狀態、創作狀態都有誤解，論據上餘傑的指責站不住腳，而文章的邏輯鏈條更是存在問題。”，這個語焉不詳的回答激怒了餘傑，他在《我們有罪、我們懺悔》的長文中表示餘秋雨否認《胡適傳》出自自己手筆和署名狀態的托辭不能成立，“喪失了討論問題的前提”，更直指“這就是一種典型的‘記憶選擇’與‘記憶改寫’，這種說法是非理性的，近乎於‘無賴’”。又說“在‘文革’以及我們民族經曆過的若幹傷痛之中，許多參與者都身兼雙重身份。一旦雨過天晴，人們便拋棄其中一種，堂而皇之地以另一種身份登場。正是因為對記憶進行了過濾，所以餘秋雨能夠理直氣壯地表示，自己僅僅是一名受害者，沒有任何值得或者應該懺悔的地方。”
到目前為止，我尚未見到餘秋雨的回應文字。作為我個人而言，餘傑對餘秋雨“記憶改寫”的指責固然不無道理，但他忽略了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餘秋雨成名之後的心態。長期以來，餘秋雨在其一係列的文化散文裏通過“反思和拷問”有意無意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文化清流”的形象，你再要他對自己反思那等於要他“自毀長城”，他是無法接受的。正如宋楚瑜不能接受對他“政治清譽”的抹黑，可是他又並非真的潔白無暇，這使得他在“興票案”上支吾其詞，不僅未能脫身，反倒越陷越深，最終把總統寶座都丟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一定對，但可以肯定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傻瓜，任你巧言令色隨意擺布。如果餘秋雨今後還不能明明白白地回答餘傑的挑戰，他很可能成為“文化上的宋楚瑜”。
有篇新聞報道的標題挺有意思，“餘秋雨屢遇挫折決定封筆”。但他封筆的理由其實和餘傑等人的筆伐風馬牛不相及，因為其新作《千禧之旅》還未上市，便遭盜版，據說首印便高達五十萬冊，單價二十二元，餘秋雨算了一筆帳，那是一千多萬元的巨大損失。帳沒錯，對盜版者的指責也合理，但把這個作為封筆的理由就太匪夷所思了。作家有寫作的自由，也有不寫作的自由。金庸因為無法超越昔日作品而封筆；馬原因為自認完成了文體探索而封筆；沈從文因為不願寫違心之作而封筆……哪怕說不想寫了都是個理直氣壯的理由。唯獨因為怕被盜版而停止寫作，這個理由實在太怪異了，逆推之，就不能不讓人對其寫作動機好奇了。因盜版而蒙損最大的應該是出版社，出版社要是“封社”的話，讀者除了直接買盜版書籍別無他法。對於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寫作和表達本身超過了一切，盜版固然短其財路，而封筆簡直就是“自絕心脈”！餘秋雨這個聰明人怎麽作出這種不聰明的事？！唯一的解釋是他亂了方寸，心態嚴重失衡。
餘秋雨在《文化苦旅》的後記裏說：“況且文人本身的毛病也多，大多既有點孤傲又有點脆弱，不願意為了一種精神成果而上下其手、四處鑽營、曲意逢迎，往往一氣之下便憤然投筆，毀琴焚稿”。八年前的他書生意氣十足！可是現在我看見的僅僅是他的“脆弱”，當“孤傲”不能成立的時候，他隻剩下“脆弱”了。
〔完〕
哈哈 林妹妹就願和我作對
最後一句沒寫對，應該是：【一種並不起眼的自戀】
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聲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喧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需聲張的厚實，一種並不陡峭的高度。
這不是一段很不錯的雞湯嗎？
我來給他潤色一下：
成熟是一種失去亮澤的光輝，一種故作謙卑的聲響，一種自認為不需解讀別人的從容，一種終於可以自以為是的大氣，一種不敢喧鬧的假笑，一種洗刷了狂熱的乖張，一種無需乞憐的得意，一種並不起眼自愛。
好些人喜歡餘，也有好些人討厭餘。我屬於後者。
我有一同事也說《藝術創造工程》對他寫文藝評論影響很大，我因先看的《文化苦旅》，再去讀這本書感受就不一樣了。
理解餘的封筆，他說過這些人不僅盜版在經濟上當強盜，還為了炒作組織人罵他，巨大的利益令人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