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迷思： 三皇五帝到夏商》之一百四十 一

毛澤東認為，雖然帝辛斷送了商朝，但“在曆史上是有功的”，因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一九五九年二月，毛在濟南的一次座談會上說：“商紂王是很有本領的人，周武王把他說得很壞。他的俘虜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後失敗了”，並且認為帝辛“能文能武，值得學習”。不過毛把帝辛的失敗歸於俘虜政策不好，既對又不對。

我認為帝辛最大的失誤是沒有處理好兄弟關係。毛澤東說微子是個壞人，是個“漢奸”，沒有微子使壞，俘虜就不會倒戈，那也就不存在帝辛的俘虜政策有問題了。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對手，何況是蛇蠍一樣的兄弟？

帝辛武功出色，文治也不差。當時的殷商文明程度遠遠高於周圍的任何諸侯國，經濟發達，社會繁榮，遠非才經營了三、四代的崎周可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在關於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交談中，一說到商品生產，毛澤東馬上就想到商朝，他說：“商朝為什麽叫商朝呢？是因為有了商品生產，這是郭沫若考證出來的。”，毛澤東可能太激動，他把話說反了。商朝之所以被稱為商朝，不是因為有了商品生產，而是因為商朝發祥於商丘，盤庚遷都殷邑後，商朝又叫“殷”。相反，現在的商人、商品、商業的說法是從商朝的“商”而來，因為商朝人天生就會做生意，重農不輕商。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治國理念，此後的中國王朝一律重農輕商，生意人是被人瞧不起的，呂不韋那種巨賈尚且為時人輕視。中國一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都一直保持輕商的“優良傳統”，資本主義的尾巴從封建主義一直割到社會主義。現在好像又矯枉過正了，農民不願意好好種田了，情願去城裏打小工，商人成為時代的偶像，尾巴豎立成大旗，好像也蠻奇怪的。看來看去，還就是商朝的政策先進：亦農亦商。

姬發對受德的幾項指責基本屬實，除了“葷曲”外，其餘的比如聽信婦人之言、疏遠同祖兄弟、重用刑囚和忽視祭祀恰恰說明了帝辛非同一般的治國理念。

商朝是女權的黃金時代，除了比不上原始社會的母係社會，此前和此後的任何一個時代的女性地位都不能和商朝比。女性可以象諸侯一樣擁有封地乃至私人軍隊，還可以擔任祭司、大臣或將軍。到了西周，女性地位一落千丈，女性的“封地”就是閨房和廚房，別說參與國事，家事上能插上嘴的就算是摩登女性了。

帝辛並不特別重視家庭成份，王族成員除了“三仁”外不見其餘親屬被委以重任，也就是說帝辛不願意任人唯親，這也許是他與“三仁”頻發爭執與衝突的一個重要原因。西周實行絕對的世襲製度，以“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為指導思想與方針政策，所以姬發才能理直氣壯地批評帝辛“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大逆不道。

帝辛任人唯賢的方針，在當時絕對是革命性的，可想而知，殷商那些遊手好閑、養尊處優的貴族有多恨帝辛了；反之，也可想象平民階層有多擁戴帝辛。

孔聖人曾有一段名言，緬懷他想象中那麽偉大、那麽輝煌的堯舜禹時代：“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在那個美好的大同世界裏，國家選人才的標準是“賢與能”，而不是親屬關係。孔聖人想象的大同美景美如神話，事實上它就是個神話。聖人常見的一招是緬懷從不存在的東西與時代，然後一往情深地抒情、闡述，最後的重點是呼喊，站在一個高聳入雲的製高點上指點江山與眾生。

帝辛的施政方略不正符合“選賢與能”嗎？聖人們為啥跟著姬發把受德踩成一無是處的“紂王”呢？姬發一擁有天下，便給親屬狂封爵位與封地，這不正是大同的反麵教材“獨親其親，獨子其子”嗎？聖人的另一大招便是雙重標準，基本就是說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行也不行。可憐那位正直的陳國下大夫泄冶愣是被孔聖人擠兌成豬頭。

孔子的學生子貢說了句似是而非的公道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意思是帝辛並沒有那麽不堪，為什麽後人把他說得那般不堪呢？因為帝辛甘居下流，根據水往低處流的原理，惡名象水一樣湧向帝辛。子貢貌似公道說來說去，仍然把帝辛定性為一個壞人，等於說帝辛的惡名實屬罪有應得。

自春秋以來，汙水一盆接一盆地潑向帝辛，似乎不潑點汙水，“良心”就過不去，就不能證明自己和壞人壞事劃清了界線。帝辛越反麵，那些”作家”就越正麵。沒什麽好奇怪的，三千多年後，我們不是還有過父子、夫妻、兄弟反目的革命時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