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劄記 《“因為偉大的緣故”》

“因為偉大的緣故”

                        　 —讀《卡拉馬佐夫兄弟》

                                            夏維東

 

《卡拉馬佐夫兄弟》是部奇特的大書，他不僅在思想和文本上影響了很多作家，連心理學家都拿它作為精神分析的樣本，弗洛伊德就曾盛讚這部小說的價值之高難以估量。

卡拉馬佐夫家族成員的內心秘密被陀氏手術刀一樣的筆法解剖開來。 這部中譯本長達八十萬言的小說圍繞著殺父的疑案，從發生到水落石出不過一周時間，可以想象情節推動得有多快！與一般驚險小說不同的是，陀氏關心的不是誰是凶手，而是凶手為什麽成為凶手，在對案情的層層剝離中，包裹在人物肉體裏麵的血脈和神經都暴露出來了，小說因此抵達了通俗偵探小說不能望其項背的精神高度：信仰和無信仰究竟意味著什麽。不同的人物在相同的時空裏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形成多聲部的合唱，後世作家們津津樂道的“複調小說”其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手裏已經運用自如了。我沒有足夠的證據說陀氏是“複調小說”的鼻祖，但他肯定是先驅者之一，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明顯受到《卡》敘事模式的影響。

老卡拉馬佐夫是惡的化身：貪婪、自私、冷酷、褻瀆等等，不擇手段攢了萬貫家財，到頭來卻被自己的親生兒子斯梅爾佳可夫殺了。這個軾父的兒子是一個瘋女人被老卡拉馬佐夫強奸後生下的，他是他老子的翻版，老卡拉馬佐夫被他殺了，也算是惡有惡報吧。斯梅爾佳可夫殺了父親後，嫁禍於同父異母的哥哥德米特裏。

德米特裏是個矛盾體，既高尚又卑鄙，心靈掙紮在信仰與無信仰之間，是個聶赫留朵夫式的人物，他在審判前的夜晚，在人類苦難與基督受難的思考中，他的精神“複活”了。盡管他沒有殺人，可他願意背負起十字架，借以純淨自己曾經渾濁的靈魂。 

德米特裏的弟弟伊凡是個無神論者，他對人類流血的曆史痛心疾首，並對人類徹底失去信心，在他看來，人類的悲劇是由於人的軟弱和下賤引起的。伊凡甚至認為人連自由的權利都不配有，因為人太卑劣了，有了自由就胡作非為。他杜撰一個“宗教大法官”的故事向弟弟阿廖沙宣傳自己的學說：宗教大法官是大獨裁者的象征，他以鐵腕來維持社會的穩定，他給人們麵包，條件是人們必須無條件服從他。為了讓統治名正言順，他居然以基督的名義發號施令。有意思的是，等到基督來臨時，他巧舌如簧勸耶穌回去，因為人們需要的不是愛，而是能夠號令和強製他們的權力。“宗教大法官”一節長達二十餘頁，洋洋萬言，充滿了想象和思辯的力量，後來幾部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比如《我們》、《一九八四》和《美麗新世界》都受到“宗教大法官”的啟示。伊凡絕不是個膚淺的無神論者，相反，他非常深刻，他看清了人類苦難的根源，唯一遺憾的是，他沒能跳出自己的認識誤區：大法官本事再大，他終究還是人，曆史上大法官一類的強人還少嗎？愷撒大帝、尼布甲尼撒、希特勒、斯大林……結果怎麽樣呢？流出的血依舊是紅的，眼淚依舊是苦澀的，“曆史總是驚人地相似”！其實伊凡認識到自己的思想的局限，他渴慕真理，可惜他躲不過自己認識的盲點，他沒能像哥哥德米特裏那樣在精神上“複活”，良心和思想的撕裂，使他像尼采一樣瘋了。阿廖沙對哥哥伊凡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說：“他不是在真理的光照下站起來，就是為自己曾獻身於使自己失掉信仰的東西而對人對己進行報複，最終在仇恨中毀滅自己。” 

阿廖沙是個象征式的人物，他有著明確的信仰，盡管他與周圍的人在行事上格格不入，但所有的人都願意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他。陀氏有意將他虛寫，讓他成為小說的觀察者和傾聽者。阿廖沙顯然是陀氏試圖豎立的“榜樣”，可是他並不是總是堅強的，他也有軟弱動搖的時候，他之所以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沉淪下去，完全是因為他內心的信仰。老卡拉馬佐夫在世上唯一愛著的人就是他的小兒子阿廖沙，因為阿廖沙從來沒有謀算他，盡管他壞到自己都認為自己要下地獄，可阿廖沙仍然拿他當作父親，而不是像其他兄弟那樣出於不同的動機仇視他。

《卡拉馬佐夫兄弟》就像是一部教導作家們如何塑造人物的教科書，陀氏不僅寫出了多種不同的人物形象和他們的複雜的性格，更重要的是他寫出人物內心的掙紮，並以複調的方式呈現了人物在精神上的歸宿。正如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的曆史的變遷》一文中所說：“至於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於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以來，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纏綿，倒是還在其次的事。”《紅樓夢》在中國小說的地位和其作者的才氣都是勿庸置疑的，但在思想的深刻性上實在不能與《卡拉馬佐夫兄弟》相提並論，最終不過是“由來同一夢”的虛無，舒蕪先生從積極的意義上看也隻能說《紅樓夢》是“女性的頌歌”而已。魯迅先生在論及陀氏時說：“他把小說中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裏，來試煉他們，不但剝去了表麵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而且還不肯爽利的處死，竭力要放它們活得長久。而這陀思妥夫斯基，則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惱，和拷問官一同高興著似的。這絕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總而言之，就因為偉大的緣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先生很少把“偉大”這個詞用在自己同行的身上，可他慷慨地給了陀氏。

陀氏自己也很自信，在論及《卡》時，他自豪地說：“在歐洲，無神論表現這樣的力量是沒有的，也未曾有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