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劉歆給皇帝上表時說:“《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那個皇帝是西漢的最後一個皇帝,諡號可憐得緊,叫“哀帝”。這個劉歆擱現在一定是廣告界的風雲人物,他太敢開牙了。《山海經》說的是“聖賢之遺事”?你欺負哀帝不認字嗎?“其事質明有信”?你給我找來一隻人麵鳥來即可,不過別拿貓頭鷹說事。他說的禹益是指這兩個人的時代,而不是大禹和伯益二人。陳槃認為《山海經》是齊國帥哥鄒衍寫的,他是從《周禮》注疏中找到鄒帥哥的,我不知道對不對,作為一個備注吧。
我對漢儒的邏輯推理能力很失望,他們適合玩“天人合一”那種不著四六的玩意兒以及研究哪種下跪姿勢最酷。《山海經》裏有些地名,比如“長沙”、“零桂”、“桂陽”等都是秦漢以後的郡名,大禹怎麽知道的?大禹說他自己是父親鯀剖腹產的,那鯀到底是爹還是娘?大禹成心惡心自己嘛?大禹和他的同事伯益、後稷以及幾十萬人民曆經千辛萬苦才完成治水大業,大禹自己累得得了“偏枯”,走路都走不好。可是在《山海經》裏他的成功是“隨隨便便的成功”,因為天帝給了他息壤就才把水治住了。這麽一來,大禹和他的小夥伴們的功勳便被抹得幹幹淨淨,一切不過是天帝的賞賜而已,大禹腦子難道也風濕了嗎?否則怎麽可能編出這種對誰都沒有好處的故事?
朱熹認為《山海經》乃附會《天問》的看法扇了漢儒一耳光,不過他也有點矯枉過正,說《天問》附會《山海經》還差不多。《山海經》始於大禹時代可能性頗大,當時治水工地上各色人等都有,工餘大夥湊一塊侃大山,講一些奇聞軼事、奇談怪論豐富一下文化生活,流傳下來也許便成了《山海經》的一部分。從事這麽大的工程,巫覡是少不了的,他(她)們一攪和,奇聞便成了神跡,禹步可能就是這些巫覡“研發”出來的。
夏朝是個巫術頗為流行的時代,2015年初在鄭州郊區挖掘出一個據說是夏朝城牆的遺址,那些城牆是土牆,這再次證明那時的人沒能力建造埃及和蘇美爾人的石頭城池。那些土牆裏發現孩子的遺骸,這說明當時建個土墩子都要搞巫術儀式,拿可憐的孩子作為祭祀犧牲。魯迅說《山海經》是巫書,很有見地,比那些東拉西扯的儒生們強太多了。袁珂認為《山海經》的作者是戰國時楚人所作,這和魯迅的“巫書”見解吻合,楚地的巫術承於中原而發揚光大,戰國時巫術在中原已經不時興了,但楚地仍然“神魂顛倒”。
《山海經》絕非一時一人之作,時間跨度太大,非穿越人不能為也,說《山海經》是共工躲在密雲水庫寫的都比說大禹是作者靠譜。《山海經》最後應該成書於西漢,有個證據:大禹的兒子啟在《山海經》裏被改名為開,這是為了避漢景帝劉啟的諱。
大禹定九州,並安排了各州相應的稅率,於是《史記》(其實是《禹貢》)上說:“成賦中國”,“中國”這個詞就這樣突然誕生了,“中”是相對於東南西北四夷而言,我們在正中,所以叫“中國”。大禹接著道(通“導”)九山、九川,他這麽日理萬機,還有時間和興趣搞“文學創作”?我不相信大禹是《山海經》的作者之一,他沒有那個天真爛漫的情懷,當然這隻是我的猜測,沒有根據。
大禹究竟是不是個文學家我們先放在一邊,讓我們來關注他作為政治家的作為。天帝也不關心大禹的文學成就,因為他完成了“三九”偉業,便給他頒發獎狀:天下和姓氏,姓是姒,氏是(有)夏。這是《國語·周語》裏說:“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說得一清二楚,我們有理由相信“皇天”就是有十二個頭的天皇,也即天帝。
奇怪的是《夏本紀》對“皇天”隻字不提,沒頭沒腦地冒出三個字“賜土姓”,因為前麵的主語是大禹,這一下子造成雙重錯覺:第一,大禹給誰賜“土姓”?那一段裏沒有賓語,總不至於是個九山、九川、九澤吧?山、川、澤本來就姓“土”嘛!第二,“土姓”是表示姓“土”嗎?“土姓”其實是“土與姓”,“土”代表領土,即天下。幸虧有了“盲左”的《國語》,否則我們這些後人就兩眼一抹黑,全瞎了。《史記》沿用《禹貢》的說辭,這倒符合司馬遷的初衷“《禹本紀》、《山海經》餘不敢言之”,但您老不是在“四門”整風運動裏提了四個妖怪嗎?為何反在大禹“授勳”一事上吞吞吐吐?如果不接受《國語》,那麽禹的姓和氏都沒了出處,這是個學術疏漏。如果記者采訪司馬遷的姓氏來曆,老爺子何以應之?果然老爺子後來在宣布大禹姓氏時很突兀,而且時機選擇得也不對。
雖然我不喜歡也不相信十二個頭的怪物,但至少大禹的姓與氏有了根據。所謂“皇天賜姓”十有八九是大禹自說自話或者是他身邊的“深喉”吼出來的,反正他有著無與倫比的話語權,他說什麽就是什麽,他不說別人也可意會,連他的“風濕性關節炎”不都成了神聖的“禹步”嗎?
九州搞定了,獎狀也有了,大禹該消停了吧?(本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