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儒者馬融說: “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有虞氏”指舜,舜的時代有文字嗎?如果有文字皋陶幹嘛把“五刑”畫在樹皮上,而不是“寫”在陶片上?舜自己就是製陶大師,想當年在河濱(黃河邊)時愣是憑一己之力,把劣質陶器打造成出口部落的優質產品,那時若有文字,舜一定會在壺底印上“姚重華監製”。人家蘇美爾人就是把文字寫在泥版上流傳下來的!我們打小聽各類聖人們的道理已經太多了,你們能給我們一個實物證據嗎?這樣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五服”搞成之後,華夏的聲威傳到四海的盡頭(“聲教訖於四海”),四海其實是虛指,並不是真的有四個海,西邊是流沙,肯定沒有海,反正總而言之,大功告成,天下太平。天帝再次適時出現,給大禹頒發獎牌:玄圭。這回司馬遷沒有采用《禹貢》的說法,很明白地說:“於是帝錫禹玄圭”,帝是天帝,就是給禹“賜土姓”的那個大神,不是帝堯也不是帝舜。《竹書》上也說:“禹治水既畢,天錫玄圭,以告成功。”
孔傳說帝是指堯,他明顯沒有時間和邏輯概念,舜登上帝位之後才任命禹為“司空”開始治水,那時堯已經跟天帝在一起了。這也說明了這個孔子的北宋後人沒有好好讀過《史記》,《夏本紀》明確說明:“堯崩,帝舜問四嶽:‘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為司空,可成美堯之功。’”,“美堯之功”即為治水。堯去世後,至少曆經十三年禹才為大禹,那時候堯倒真的在天上,已經UPGRADE成“天帝堯”了。
司馬遷之所以不采用《禹貢》說辭,是因為那個說法實在說不過去。《禹貢》上隻有四個字“禹錫玄圭”,禹給自己發獎牌嗎,他就那麽愛自娛自樂嗎?“錫”當然也可以是“被錫”,古文主動、被動詞不分,那麽誰是頒獎人?如果舜真的禪讓與禹,《禹貢》幹嗎不明明白白、從從容容地說“帝舜錫禹玄圭”呢?說得過去的解釋就是要麽舜不願意、要麽就是舜正在準備南巡到蒼梧的行李,這兩個“要麽”其實是一個意思,在“中國”或者“華夏”的國裏,舜已經是個多餘的人,一如他當初在家裏一樣被追殺一樣。大禹不需要一個凡人為他頒獎,他是凡人中的王者、甚至是神。
頒獎人確定了,現在我們來看看那塊獎牌玄圭本身。圭是一種玉器,上圓下方,這一點沒有疑問,作為重要的禮器之一,中國曆朝曆代都有。“玄”通常是指黑色,於是飛過簡狄頭頂的玄鳥被“唯物”化成黑色的燕子;郭老進一步“唯物”,就成了一隻飛翔的男根。玄圭,還偏偏就不是黑色的玉,而是天色的,想想也是,哪個獎牌是黑咕隆咚的呀?“天色”也符合天帝的身份,至於“天色”到底是什麽顏色,我說不上來,沒有霧霾的日子裏,“你要好好珍惜你自己”,抬頭好好欣賞頭頂的藍天吧,看看後周的最後一位皇帝柴榮是怎麽說的:“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柴榮是為“柴窯”定色調,可我們現在誰也看不見柴窯,和柴窯最接近的汝窯都成了稀世珍品,汝窯不是天青色,而是香灰色。玄圭到底是什麽顏色,且讓我們把它留在想象裏。
《夏本紀》哩,大禹完成授勳儀式之後,司馬遷突然來了個“鏡頭閃回”,皋陶、大禹和舜的座談會內容披露了。場景很是突兀,好像沒有彩排好,就把《禹貢》裏的台詞塞進來。
三方會談乏善可陳,基本是一些空話、套話、廢話,一如現在的大多數大會和小會,但大禹的言辭很犀利。
皋陶一上來就說,我們要以德服人,提出聰明的謀略,為天子分憂(“信道其德,謀明輔和”)。大禹附議,表示皋陶說得很對,問他如何做到,皋陶幾乎又把剛才的話重複一般,說我們提高自身道德修養,目光要放遠些,團結各族人民,提拔一些能幹的人,知人善任。
大禹揪住皋陶的最後一句話,把堯舜時期的曆史遺留問題翻出來並予以抨擊,說知人善任談何容易,否則何必擔心讙兜這樣的家夥?又有什麽必要放逐三苗?又怎會害怕巧言令色的壞蛋?(“何憂乎讙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大禹沒有提自己的父親鯀,也沒有提舉薦鯀的四嶽,他的做法體現了“以德服人”的風範,因為符合儒家的道德標準“為尊者諱”。
皋陶再次把道德升級,搞出一個令人頭昏眼花的“九德”概念:“寬而栗,柔而立,願而共(恭),治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強而義”,我懶得翻譯了,翻出來也不知所雲,因為其中重疊處甚多,比如寬、柔、擾(通柔,不是搗亂的意思)、願、溫、恭、敬幾乎就是同義詞,還有栗、毅、直、剛等也是,這個莫名其妙的“九德”純粹就是戰國那幫書生硬湊出來的,華而不實,百無一用,難怪說“百無一用是書生”呢!如果你在在電腦裏運行這段“程序碼”,電腦可能把你當成“來自星星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