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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功成身“進”
九州是地理區域，接下來大禹又搞了個大動作：開始行政區域，也可以說是政治版圖的劃分。根據親疏遠近，以帝都（“王畿”）為中心，畫了個半徑2500裏的大圓圈，每五百裏為一“服”，是為“五服”。大禹的文學想象力不得而知，他的政治謀略真比舜高了不止一個檔次。
在大禹大手筆劃九州、定五服的治國大政裏，《史記》裏沒有一字提到舜，這很反常。因為那時舜是帝，即使治國方案由禹建議，最後的方針應該由舜製定、發布，禹隻是執行人。舜彼時彼刻一直沉默著，根據魯迅的“沉默定理”：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舜默默地坐在冰涼的帝位上，看著大禹朝氣蓬勃地邁著禹步，號令天下。
九州和五服讓部落聯盟進化為國家，大禹建立的國度叫“夏”，又叫“華夏”，“華”因伏羲而來，他媽媽叫華胥。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什麽是“五服”。“五服”最早見於《尚書·禹貢》：“五百裏甸服：百裏賦納總，二百裏納銍，三百裏納秸，服四百裏粟，五百裏米。五百裏侯服：百裏采，二百裏男邦，三百裏諸侯。五百裏綏服：三百裏揆文教，二百裏奮武衛。五百裏要服：三百裏夷，二百裏蔡。五百裏荒服：三百裏蠻，二百裏流。”《史記·夏本紀》基本全文照抄以上文字。
“服”就是服務的意思，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人民為諸侯服務，諸侯為天子服務。服務當然是有報酬的，比如說爵位、官職隨之衍生，誰在哪一服，封地多大，爵位多高，官有多大，全是大禹說了算。這就意味著大禹借助“五服”的分餅式運作，有了自己的直係人馬。
甸服是離帝都最近的方圓五百裏，直徑一千裏，所以周襄王說“規方千裏以為甸服”。離天子近，意味著是信得過的自己人，否則“鼾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爵位和官銜自然也是最高的，後來的史實證明了這一點。
甸服裏麵又分五種“服務”，每種服務都很“樸素”：最靠近王城的一百裏地區，整捆連穗帶秸都要繳納；兩百裏以內繳納禾穗，杆子不要了，大概考慮到運輸不便吧，杆子體積太大，再說百裏內的秸稈應該已經滿足燒灶之需，大禹有統籌學的基本概念；三百裏以內要繳納去了秸芒的穗；四百裏外的繳納帶殼的穀粒；五百裏外的繳納去殼的米粒。大禹想必設計了轉換公式來收取這些外表差異極大的穀物，若按同等重量計算，最外麵的可虧死了；若按同等體積來算，三百裏以外的居民肯定情願被流放到“三居”。甸服說白了就是天子的糧倉，秸稈和穀殼也許用於喂牲口吧？
甸服以外五百裏的範圍叫侯服：靠近甸服一百裏是采邑，也即重臣的封地，采邑又叫食邑，是大臣們的糧倉；以外的百裏是男爵的封地，其餘三百裏用來封諸侯。蘇東坡根據候服的定義在《書傳》裏說：“此五百裏始有諸侯，故曰候服”，蘇先生望文生義了，不要太迷信大師，大師一樣會犯錯。其實甸服裏就有諸侯，而且都是大諸侯。比如周代東虢、西虢、蔡、晉等諸侯就是在甸服內。東虢、西虢分別封給周武王的兩個叔伯虢叔和虢仲；蔡（又叫祭）封給武王的五弟叔度；晉國封給武王的兒子叔虞，幾百年後晉獻公嫌地盤太小，主動要求遷出王畿。
侯服以外五百裏的區域叫綏服：靠近侯服的三百裏，對其居民施行“文教”，文教估計包含“五講四美三熱愛”的“五典”道德教育以及“五刑”的法製宣傳，反正不會是認字掃盲。餘下的二百裏地帶部署軍事力量，有保土守疆之責，相當於邊防軍，他們要麵對的是四夷和重刑犯們。
綏服以外五百裏方圓是要服：距離綏服三百裏居住夷人，另二百裏是犯人流放地，那是一類很特別的犯罪分子，犯“蔡”刑。“蔡刑”是一種僅次於死刑的重罪，到底是什麽不得而知。但在這個地帶流放重罪犯人和下文《皋陶謨》裏提到的“流刑”發送距離五千裏相差太遠（“輔成五服，至於五千裏”），綏服在四服以內，東西或南北相加（“輔成”）不過四千裏，為什麽“蔡刑”的處罰反倒輕於流刑？合乎邏輯情理的處罰應該把流刑犯安置於綏服外圍兩百裏，“蔡刑”犯送到“三居室”才對。
要服以外五百裏成為荒服：內三百裏安置蠻族，所以蠻族不同於四夷，我們經常把“蠻夷”混為一談其實是錯誤的，“蠻”在“夷”之外。3000年後遼國稱宋國為“南蠻”實在搞笑，他們自己才是“北蠻”呢，他們學了宋朝文化及政府體製，反過來嘲笑宋人為“蠻”，沒文化冒充有文化是要鬧笑話的，還是“國際笑話”。荒服外二百裏是流刑犯的歸宿，這與“蔡刑”犯矛盾。候服“三百裏諸侯”也是錯的，連累蘇東坡也犯錯。
《禹貢》作者和漢儒的治學能力差不多，文字很好，但缺乏邏輯修養。《禹貢》是《尚書》裏的一篇，而且很有名，但它也許是戰國時期的偽作（就像《洪範》一樣），作者強行把它塞入《尚書》，古怪的是，它被後來的儒家們熱烈歡迎，因為有了它，大禹便可以和堯舜一起流芳千古，成為“聖人”們手裏的籌碼和王牌。儒家動輒“聖人曰”，可那些“聖”們本來就是他們編出來的，然後他們把編出來的東西作為規則四處吆喝，又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啦啦隊也是自帶的，這麽玩有勁嗎？“書生誤國”，十有八九指的就是儒生。
《尚書》是儒學經典之一，被認為是中國最古老的史書，但是它自身的曆史很可疑。“尚書”最早被稱為“書”，這個名字是墨子親筆題詞的，他說：“故尚者夏書，其次商周之書。”，王充順著墨子的思路發揮，在《論衡》裏說：“尚書者，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故謂之《尚書》。”王充說的完全是廢話，史書當然事關帝王，帝王的事當然由下麵的史官所記，我還沒聽說過哪個帝王是曆史學家。關鍵在於《尚書》到底是什麽時候寫的，我知道那是關於上古的書，我現在不也在寫上古的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