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罡博士
中美比較教育
二年前我在深圳和重慶做講座時，曾經開玩笑道：“要找最好的科學家，要到大學去找，美國大多數科學院院士都在大學裏；要找最好的工程師，要到公司去找，美國工程院院士很多在公司裏；要找商業精英，要到市場去找，哈佛斯坦福商學院的不少教授是給公司老板抬轎子拎皮包搞裝修的；要找對美國教育真正了解的人，要到留學中介裏去找，因為我們是靠這個吃飯的，真刀實槍，玩不得虛的。”
作為從事教育谘詢和留學服務的專業人士，我對“教育谘詢師（或教育顧問，educational consultant）”和“留學中介（agent）”這兩個概念的不同，一直很敏感。但在國內給人做講座，我還是采用了國內一般人對和留學服務有關的從業人員的統稱；他們包括原始意義上的中介、教育谘詢師、國際學校或高中國際部/班的有關教師。雖然 “留學中介”素質參差不齊，但宏觀上看，過去幾年裏，這個群體客觀上確實引導和促進了中國的教育，功不可沒。比如，國內不少學生現在往往會做一些假期公益活動或義工，這個風氣的形成，和幾年前美國對中國開放大學和高中留學簽證有關，最早和“留學中介”的推波助瀾有關。
做美國的留學谘詢，做到一定層次，必然要弄清楚：教育的功能是什麽？中美教育有什麽不同？中國教育的弊端及對學生的影響在哪裏？隻有這樣，才能引導學生最好地完善自我、表現自己。這一點，對那些需要麵試的美國私立高中申請和頂尖大學申請，尤為重要。
這幾年，我一直有一個觀點：中國的教育，沒有解決好教育的社會功能問題。教育的社會功能，說到底，首先是繼承，即通過教育，把以前的東西傳下來、守住；在這個基礎上，再談發揚。但在中國，一個家族，富不過三代；中國的曆史，每隔一段時間就亂，而一亂，往往伴隨著前人積累的物質財富和文化遺產的大麵積摧毀。這就是教育的問題，教育沒有起到繼承和穩定的作用。
我認為，中國教育的問題，又出在教育的社會化方麵。本來，教育是為社會服務的，但中國的教育，不是引導學生積極務實地認識社會、參與社會、最後融入社會；相反，中國的教育，常常把自己當著一個淩駕於社會之上、和社會對立的實體，通過一套脫離現實的考試機製和課程內容，讓學生拚比輸贏。這個係統的一些勝出者，自視甚高，爭強好勝，極端自我，但又幼稚脆弱。中國的教育，骨子裏是反社會的。
中國教育的反社會意識，不僅反映在傳統的勵誌名言，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即使今天，我們還經常聽到有人將“有問題”的學生歸咎於“受到‘社會’的影響”。前年，中國政法大學一位政治與公共管理方麵的教授，在畢業典禮的演講上，對學生這麽說：
“你們將披戴上一副莊重的桂冠和禮袍，那表示你們成為了‘學士’。在中國傳統的語言中，成為‘士’，那就是獲得了一種與眾不同的身份。‘學以居位曰士’，‘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有各種，而‘學士’，就是以學問和才智獲得‘士’的資格，受人尊重的人. . .
你們即將進入的這個社會，是一個豐富而精彩的人生舞台，你們將在那裏實現自己的價值，享受你們的人生。但同時，它也是一個險惡的江湖，汙濁的泥潭. . .”
“險惡的江湖，汙濁的泥潭”？這竟然是一所著名政法大學一位資深政治與公共管理教授對他的畢業班學生說的！什麽是政治？什麽是公共管理？政治就是解決現實問題的藝術！公共管理就是要擁抱社會的！如果社會都那麽單純，還要政治幹什麽？
已經21世紀還過了10幾年，這個演講，據說當時還受到了廣泛讚譽，讓我吃驚。或許，這個教授的演講“被社會”了。但他的演講，確實反映了很多人的認知，即仍將教育和社會對立的觀念。
這是一個非常奇葩的怪圈：一方麵，中國父母（包括大學教授和中小學幼兒園老師）在現實社會（包括大學中學小學幼兒園）打拚，盡可能從社會獲得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麵，中國父母，包括那些有資格教誨學生、被視作成功人士的利益獲得者，不少卻在維護這樣一種教育：輕視勞動，蔑視自己賴以生存的社會。這就像靠海吃海的漁夫教育孩子憎惡大海，靠山吃山的山民教育孩子憎惡山林，道理上好像說不通啊！
千真萬確，社會上確實問題不少，有的還很嚴重，就像大海會起狂濤，深山總有猛獸，但在教育孩子時，應該 “堵”還是“疏”？其實，大多數時候，社會並沒有那麽醜惡。一個人走出校門進入社會，就算獨立了。勞心也罷勞力也罷，就要用自己的付出換取自己的生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後往往會和金錢有關，雖然這聽起來有點“俗”，但人性而已，是社會的正常部分，絕大多數時候和“險惡汙濁”根本沾不上邊。總不能跑到人家店裏，吃飽了喝足了還打包了，一看到人家要開賬單，就勃然大怒，以一種純真的受到傷害的表情，指責別人毫無人情沒有愛心。
中國把學校和社會對立，表麵上看，是在保護孩子，實際上，既不利於孩子也不利於家庭和社會
30多年前，我還在上高中時，中國有個很有名的潘曉討論：“人生的道路嗬，怎麽越走越窄. . .？”反映的是年輕人無法融入社會的問題；20多年前，我剛到美國愛荷華大學不久，學校的一位被中美頂級交流項目精選派出的中國留學生在槍殺了他的幾位教授和同學後自盡，反映的是年輕人無法融入社會的問題；2年半前，MIT斯隆管理學院一位中國女留學生被發現在家身亡，之前她曾感歎：“在麻省理工商學院，跟世界的高級人才比，我唯一的優勢就是一口流利的中文. . . 同學們不光工作認真勤奮，並且十分高效和考慮周全。不光學業和工作的專業程度讓我無法勝出，而且我發現他們很會說話和做人。他們知道什麽時候該說什麽，知道如何不動聲色地達到他們的目的. . .”同樣，反映的是年輕人無法融入社會的問題。中國教育係統出來的學生，向社會過渡的成本太高了。
而中國這個社會在接收其教育產品時，代價也太高了。因為從小就接受社會是 “險惡汙濁”的灌輸，大家就不會對社會有愛惜之心，更勿談敬畏回饋；每個人都把社會當作爾虞我詐的攀比競技場，心安理得地對社會資源巧取豪奪，對親朋好友坑蒙拐騙殺熟，凡事一切以自我為中心。這是目前中國社會亂象之源，也是中國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障礙。
中國教育需要走出將社會視作“險惡汙濁”的惡性循環，回歸對現實的尊重，既教學生誌向，也教學生公德；既教學生技巧，也教學生規矩。而社會公德和規矩後麵，有個核心的、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這就是別人的利益。教會學生正確對待別人的利益，是中國教育所缺乏的，而這恰恰是美國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美國名校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