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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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昂貴的“免費”公立教育，自由選擇與等待超人
在拜會教師工會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教師工會勢力王國之外的統稱“學校選擇”的教育“特區”，以及教師工會與這些教育特區之間的恩怨情仇。
“學校選擇（School choice）”是指允許家長和學生擁有按居住地派位的公立學校之外的其他教育選擇，包括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學券製 (voucher system)，磁校（magnet school），開放注冊(open enrollment)，在線學校，在家學習(homeschooling)，教育稅抵免(education tax credits)，教育儲蓄賬戶(education savings accounts)等形式。特許學校指的是由政府提供運營資金但由私人辦學機構運營的學校，磁校可以跨學區跨地域招生，有點像國內的重點學校。學券製允許每一個家庭使用政府提供的入學金券（school voucher, education voucher）即一定數額的政府教育資金的兌換券自由選擇學校入學，包括上私立學校和特許學校，而不是被限定於居住地的公立學校。這樣家長和學生就可以用腳投票逃離壞學校，帶走政府發給的教育資金投奔好的公校、私校或特許學校。可見，賦予家長學校選擇權就是要在公校之間及在整個教育係統內引入市場競爭機製，並打破公校獨占政府教育資金、一統天下的局麵。
學券製早在十九世紀的佛蒙特州鄉間已經采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提出了學券製的主張，他認為引進競爭方可改善教育的效率，在降低教育成本的同時獲得優質教育成果。1980年弗裏德曼的10集電視係列片《自由地選擇（Free to Choose）》在電視台播出。另一位經濟學諾獎得主、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哲學家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同樣在他的著述裏表明了對學校選擇權的支持，認為弗裏德曼倡導的學券製完全可行。沃爾瑪創始人沃頓、共和黨人羅姆尼和麥凱恩、新任教育部長德沃斯等人也是學券製的支持者。在2005年的一次對210名美國經濟學會會員的隨機調查中，超過2/3的經濟學家表示支持學券製和家長的學校選擇權。
在1995年一個大霧的早上，《連線（The Wired）》雜誌記者Gary Wolf驅車來到紅木城的NeXT公司總部，對時年40歲的喬布斯做了一次訪談。喬布斯作了以下關於教育的評論：
“我曾經一度以為技術會幫助教育，我大概比地球上任何一個人都更努力地想要給學校裝備更多的電腦，但是今天我不得不下這個結論：問題不是技術能解決得了的，教育係統的弊病不是技術能解決得了的，再多的技術也不可能改變分毫。
“這是個政治問題，社會政治的問題。問題在於學校的工會，在於官僚製度，官僚是問題的症結所在。NEA教師工會在增長，SAT分數在下降，你把這兩條曲線對照一下，它們是負相關的。我是那些相信全麵學券製是所有一切中最好的解決辦法的人們中的一個。我有一個17歲的女兒，她在讀高中前上過幾年私立學校，這所私立學校是我一生中見過的最好的學校，名列美國100所最好的學校之一，它棒極了。它的每年學費是5500美元，這對於多數家長來說是一大筆錢。這所學校教師的工資比公校教師低，所以你看問題症結不在教師工資水平上。我問過加州財長平均每個加州學生上學要花多少錢，我想那個數字是4400美元。雖然不是很多家長都掏得起5500美元，但是有很多家長可以掏得起1000美元。如果我們給每個家長4400美元，就會有許多學校興起，人們離開大學時會說，我們創辦一所學校吧。
“……技術不是解決教育問題的出路。你可以把所有的知識都放進光盤裏，我們可以在每一所學校都建立網站，這些不是壞事。但是如果這些事情引誘我們以為我們在解決教育的問題，那就壞事了。
“林肯在他父母的小木屋裏“在家上學(homeschooling)”時並沒有網站，但他長成了有趣的人。曆史告訴我們沒有技術一樣可以誕生很棒的人物；曆史也告訴我們,即使有技術也會產生非常無趣的人物。問題不是像你在二十幾歲時想的那麽簡單 — 技術將改變世界。它在某些方麵會，在某些方麵不會。”
2010年，一份右翼保守派研究機構CATO Institute的研究員Adam Schaeffer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公立學校的真實成本（They Spend WHAT? The Real Cost of Public Schools）”，他考察了亞利桑那州鳳凰城、洛杉磯、華盛頓特區、芝加哥、紐約、休斯頓這六個美國最大的大都市區域，發現K-12公立學校的費用占據了州和地方稅收的25%，比任何其它項目的花費都多，即使是老年醫療補助項目Medicaid的支出在教育支出麵前也是小巫見大巫。各地學校財政支出極為不透明，即使公布的數字也極端有誤導性，例如學生年人均教育支出為18000美元，比官方數字12500美元平均高出44%。據Schaeffer的估算，若這些大都市的公立學校全部改成私營性質的學校的話，實際花費會下降93%之多。
2010年的一部由著名導演Davis Guggenheim執導的紀錄片《等待超人（Waiting for "Superman" ）》風靡了全美，獲得《時代周刊》和《紐約時報》的大幅追蹤報道，兩次上了Oprah Winfrey Show，還是國家廣播電視台NBC一連幾天的中心話題，奧巴馬也在白宮接見了劇中人物。這部片獲得了Sundance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等多個獎項，福布斯雜誌寫道：“我勸你放下手頭所有一切，盡快去看《等待超人》”。
這部紀錄片講述了五個孩子抽簽上特許學校的故事，其中Francisco是紐約哈萊姆區的特許學校Harlem Success Academy的40個位子的792名申請者中的一個，東洛杉磯的Daisy在與135名學生競爭10個特許學校KIPP LA PREP的名額，矽穀的Emily則是Summit Preparatory Charter High School的110個位子的455名候選者中的一位。劇中主角人物是紐約哈萊姆區特許學校機構Harlem Children's Zone的總裁、黑人教育家Geoffrey Canada。該片向觀眾展示了一貧如洗、文盲父母、毒品泛濫的周邊環境、犯罪高發社區 — 即使在這樣的惡劣因素叢生的環境裏，好的教育也是有可能實現的。
David Levin 和Michael Feinberg這兩位“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KIPP）”連鎖特許學校的創立人也是影片主角之一。1994年，在完成了為期兩年的Teach For America 教學任務後，他倆在Gap公司的資助下創立了KIPP，截至目前已在全美建立了200所特許學校，學生總數達80000名。KIPP學校全部建在貧困社區，96%以上的學生是抽簽得中的非洲裔或西裔學生。KIPP學校上學時間是早7:30-晚5點，周六也要上學，教師每周工作60-80小時。截至2015年春季，已有45%的KIPP畢業生從四年製大學獲得學位，這個數字是全美低收入社區的5倍，還比全國平均水平34%高出一截。KIPP的高中生畢業率更是達到了令人驚歎的95%。 2009年，曾報道過明星教師Jaime Escalante的華盛頓郵報記者 Jay Mathews將Levin 和Feinbergin 兩人與KIPP的故事寫成了《努力工作，做個好人》（“Work hard. Be nice: How Two Inspired Teachers Created America’s Most Promising Schools”）一書，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熱映之中的《等待超人》遭到了紐約一些教師的街頭示威抗議，他們給這部影片打分“不及格”，說它是“完全胡說八道”，“影片裏沒有教師的聲音”。 在Huffington Post網站上，舊金山大學教師學院“城市教育與社會公正”專業助理教授Rick Ayers稱這部片子是嘩眾取寵的商業片，裏麵充滿了半真半假的段子和歪曲，影片製作團隊乃受從意識形態上對任何公共機構都反對的大公司財團所雇傭，其真實意圖是為了打碎教師工會，進一步拉低教師的工資，將教育私有化，把學校當小公司一樣來經營。 Ayers還批評該片“為應試教育叫好，雖然已有許多研究表明標準化考試會使得教學愚笨化，催生出更多的不平等，使得那些不是說著一口中產階級腔調的英語長大的移民家庭孩子們更加被邊緣化”。
著名學者Diane Ravitch寫過多本揭露美國公校弊端和進步教育危害的書，曾是呼籲加強教師問責的意見領袖之一。不知何故，她在2008年前後來了個大轉變，變身為教師隊伍的啦啦隊員。她譏諷《等待超人》純屬宣傳炒作，是大公司大財團惡意詆毀公校、意欲將公校私有化從中漁利的煽動片，並對影片提出多處質疑。她指責許多特許學校趕走學業差的學生來拉高平均成績，還暗示一些特許學校與不光彩的房地產交易有牽連。
影片中還講述了Michelle Rhee在華盛頓特區新政的經曆。Rhee是康奈爾學士加哈佛碩士，她憑著“我不能讓八歲孩子把自己攆出城”這個念頭每天給自己打氣，在紐約哈萊姆區的小學堅持教了幾年書。2007年，Rhee受聘為華盛頓特區公校總監，當時這個學區的八年級學生隻有8%的學生數學達標。Rhee對教師工會使用了收買策略：工資幾乎翻倍，條件是答應放棄鐵飯碗，允許解雇差教師，但是教師和工會都不為所動。2008年,Rhee是小布什總統的國情谘文演講的座上賓。2010年，Rhee和工會終於做成買賣：學生成績顯著改善的教師將獲得大幅漲薪和獎金，但是鐵飯碗得砸出一個口子。這一年，Rhee解雇了241名教師，然而她沒堅持到年底就在壓力下辭職了。2011年，許多新聞媒體報道了 Rhee的醜聞，宣稱很多學生考卷上有塗改痕跡，認為是老師和校長們迫於壓力大量塗改學生考卷。華盛頓調查員和教育部的調查均否認了這一指控，然而Rhee卻在媒體上繼續被妖魔化。Ravitch說，欺騙、教學圍著拙劣的考試轉、製度化作弊、考題越來越簡單和狹窄的課程選擇就是 Rhee的新政的全部結果。
2015年10月26日，300多名加州East Palo Alto的家長在當地一家教堂集會，要求市政府和縣教育局公開支持在Ravenswood學區新開一所KIPP特許學校。教堂的窗戶玻璃上貼著醒目的英語和西語雙語宣傳貼：“83%的Ravenswood學區的學生英語不及格”，情緒激動的家長們令會場氣氛幾度變得高亢，家長們為孩子爭一份好的教育的陳述像西班牙響板那般清脆急促。第一次Common Core標準的考試結果剛出來，該學區的小學生的英語及格率隻有17%，數學及格率隻有12%。
在過去的十二年裏，該學區曾經開辦過7所特許學校，至今隻剩兩所在運營，它們的成績比學區其它幾所學校稍稍好一點兒，其中一所學校英語及格率是30%，數學及格率隻有4%。每一個離開公校投奔特許學校的學生每年都將從學區帶走約13300美元資金，學區總監心裏五味雜陳。一位家長說，“本區高中生畢業率隻有50%，本市74%的犯罪都是高中輟學生幹的。當年輕人沒有出路的時候，他會走上一條非常負麵的道路，全社會都將不得不品嚐平庸低劣教育結出的惡果”。
家長們的抗爭有了結果：2017年秋季，KIPP將在Ravenswood學區開設灣區的第12所特許學校。
24. 美利堅怪獸 -- 美國教師工會
如果說美國昂貴低效的醫療體係與醫療保險業綁架了美國人民的軀體健康的話，美國的畸形公立教育體係就綁架了美國百姓的心智健康。雖然美國號稱Corporate America, 但是美國全國性和地方性教師工會的政治勢力之大令任何一家大公司都難以望其項背。幾十年來，麵對教師工會這頭美利堅怪獸，政客們或對其投懷送抱，或偶有幾位勇士浩蕩而來，铩羽而歸。
國家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NEA)和（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ATF）是美國兩大教師勞工組織。美國工薪階層的工會率（工會會員占勞工總數的比例）一直顯著低於多數工業化國家，目前私人部門的工會率更是大幅度下降至6%左右。然而，這下降的大潮中卻裹挾著一股頑強向上的逆流：教師行業的工會率從1960年的三成大幅攀升至現在的70%，目前NEA會員接近300萬人，早已坐實了美國所有工會組織中老大這把交椅，AFT的會員亦達160萬人。美國右翼智庫CATO Institute的一份報告研究表明，教師行業工會率扶搖直上的這幾十年，正對應了美國公校教育水平全麵滑落、人均教育成本直線上升的曆程。
美國聯邦政府的K-12年度預算目前在6000億美元左右，其中大部分撥給了公立教育係統，少部分花在特許學校、學券製和教育稅減免等教育改革項目上。教師工會每年向每個會員征收數百至上千美元不等的會費，可謂財大氣粗傲視江湖。各級教師工會的兩大使命是：其一，運用集體談判權來維護教育行業這一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即要求加薪和提高福利、終身雇傭、減少工作量、庇護不稱職的教師等。其二，堅決抵製學券製和特許學校等學校選擇(school choice)項目, 維持公校係統對聯邦和州與地方各級教育經費的壟斷性控製。教師工會幾乎無時無刻不在為這兩項使命作戰，虎視眈眈地阻擾一切有實質意義的教育改革，視學券製和特許學校為眼中釘肉中刺，不惜一切將之趕盡殺絕。
和政治家一樣，進步教育家們也深諳宣傳機器和洗腦術，而且將之運用得爐火純青。心理學是教師培訓項目的必修課，進步教育家們對小組討論、“頭腦風暴”的熱衷就是受了Le Bon和Bernays的從眾心理學和宣傳技巧的啟發。教師工會的領導們大多來自教育背景，是從各大學教育院係畢業的進步教育的真傳弟子，自然熟諳 “第三方權威”、“Tie-In”以及其它源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Le Bon的烏合之眾心理學的各種洗腦術。許多教育學專業人士、包括一些頂尖名校的學者們成為教師工會的禦用學者，向公眾提供“第三方權威”研究報告。教師工會砸重金開動“Tie-In”的廣告和媒體宣傳攻勢，誘導已經被進步教育思想愚弄了幾代人的不明就裏的百姓繼續支持他們在教育行業的壟斷統治。除此之外，教師工會還有一個殺手鐧，就是它們的政治獻金。
Troy Senik在2012年的一篇報道“美國最差工會（The Worst Union in America）”中列數了加州教師工會(California Teachers Association,CTA)的累累惡行(網上中文翻譯稿“美國最糟工會：加州教師工會是如何玩殘加州的？”)，從中我們可以一窺教師工會的堅不可摧且無堅不摧之神奇力量。
加州教師工會CTA會員達32.5萬人，絕對是加州最有權勢的特殊利益集團。多年來CTA阻礙所有實質性的教育改革，庇護無能甚至犯罪的教師，把教師工資福利提高到無法持續支付的程度，使加州財政不堪重負還欠下巨額虧空。
1991年，加州在全美首開先河，開始醞釀174號學券製提案(Prop 174)，該提案允許各家庭使用政府提供的入學金券自由選擇學校入學。為了阻撓這一提案的出台，CTA在各大媒體上狂轟濫炸174號提案，聲稱在學券製下一群女巫都會有資格來開辦學校。為了使得投票過程陷入混亂，CTA總裁D.A.Weber煽動一些民眾在請願書上重複簽名，並說“一些提案是那樣邪惡，它們永遠都不應該和投票人見麵”。一個提案倡議者出庭作證說CTA的人用40萬美元做誘餌讓他放棄提案，另一個提案支持者聲稱，在一次關於學校選擇的辯論後，CTA的人在路上企圖將他撞翻。In-N-Out 漢堡店捐助了25000美元支持174號提案，CTA就迫使學校解除了和它的合同。雖然174號提案僥幸逃過了CTA的魔爪，於1993年進入公投，但此時CTA已經成功地將投票日期整整推後了兩年之久，為教育勢力一方贏得了時間。這一期間CTA一家就砸下了1250萬美元瘋狂狙擊174提案，而支持174的一方的花費不及反對方的1/8。在公投的關鍵時節，CTA說服了它所扶持的州務卿、民主黨人餘江月桂（March Fong Eu，其子鄺傑靈是共和黨政治家）將選票上的提案名稱由PARENTAL CHOICE (家長的選擇)改成EDUCATION VOUCHERS（教育券），這一名稱更改導致174提案的支持率下降了10個點。這項提案原本在加州中已獲得2：1的支持率，結果最終隻獲得了30%的選票。
1996年，CTA砸100萬美元大肆宣傳減少K-3年級的每班學生人數的好處，砸暈共和黨州長Pete Wilson簽署了為教室人數20人及以下的學校提供補助的法案。這項立法帶來了災難性後果，各學區不僅沒有改善教學，還必須盡快雇傭新的教師來應付所有的小班，結果導致全州教師質量整體下降。這項立法每年耗費加州財政將近20億美元，成為加州曆史上最昂貴的教育改革。CTA卻大獲全勝：增加的教師帶來了更多的會費，CTA的山頭更大了，腰包更鼓了。
1998年，CTA贏得了98號提案，從此加州每年被迫將財政經費的40%用在K-12和社區大學的教育上。教育係統鎖定這項花銷後不再精打細算，卻仍然天天哭窮。在地方教師工會的影響下，每年4.5億美元的增撥資金大部分直接落入了教師薪金賬戶，用於為教師加薪。同在1998年，CTA花了200多萬美元試圖阻擾廢除西語和英語雙語教學的227號提案未果，但是砸700萬美元挫敗了8號提案，該提案要求把學生成績列為教師考核的因素之一，並要求教師須通過科目認證考試。 2002年，CTA花2600萬美元扼殺了和教育補助金有關的38號提案。2011年5月,CTA組織了名為“加州告急（State of Emergency）”的罷工周，煽動提高加州賦稅，而加州賦稅之苛重本已在全美各州名列前茅。CTA向教師發放了多達幾十項的鬧事指南，比如無休止地跟蹤加州立法人員，切斷交通要道，抵製倡議建立教師問責製的微軟公司等等。
Locke高中是洛杉磯一個校園犯罪率最高學業最差的學校，輟學率高達51%，隻有5%的畢業生升上四年製大學。2006年，新校長Frank Wells鐵腕治校，很快改善了局麵，他的事跡被作家寫成了書。但是當他要求教師每周提交教學計劃時，麻煩就來了，地方教師工會開始要趕走他。Wells孤注一擲，試圖將該校改成特許學校。在工會的捏造指控下，三名警察和一位學區總監將Wells趕出了校長辦公室。2010年，洛杉磯內城McKinley小學的再也不願忍受他們的小學長期在洛杉磯所有差學區中墊底的狀況，高達61%的家長們請願要求將該小學改製為特許學校。CTA聲稱“家長們從來就對情況沒有全麵的了解……他們不知道學區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並威脅想在請願書上簽名的西裔家長說要向移民局告發他們。最終，CTA以沒有日期和拚寫錯誤為由脅迫學區委員會將請願書作廢。
教師工會的集體談判權使得解雇一個教師比登天還難。因為訴訟時常耗資近50萬美元，耗時一年甚至幾年，教師隻要不公然犯罪，無論教學多差、犯什麽樣的錯誤都難以被解雇，學區對來自家長和學生的投訴大多充耳不聞，頂多隻是將問題教師在不同崗位間轉來轉去。在2002-2012十年間，洛杉磯聯合校區的33000教師中隻有4位被解職。加州工作三年以上的教師中，僅有0.03%的教師被解職，而且解職極少是教學方麵的原因。2009年洛杉磯時報一篇報道揭露，加州教師被解職的案例中僅有20%是因為教師不勝任教學，大多是因為教師有犯罪行為。
在CTA的庇護下，教師即使有重大過犯也不一定就會被炒掉。當被解雇的教師上訴到美國從業資格委員會（Commission on Professional Competence）時，這個機構指派的三個聽證人中兩個必須是教師，其中一人須由當事教師指定。CTA還要求法庭按照民事訴訟的標準搜集證據，並培訓教師如何應對聽證委員會。一位資深的學區律師稱訴訟教師的過程是“世界上最複雜的民事訴訟之一”。洛杉磯時報曾報道某學區想解雇一位在學校藏匿淫穢圖片、大麻、帶有可卡因殘留的小瓶子的高中教師，但是卻被從業資格委員會以“解雇的懲罰太嚴厲”為由駁回。
加州教師資格評審委員會（Commission on Teacher Credentialing，CTC）是負責吊銷行為不端的教師的資格證書的機構，卻因CTA的施壓淪為其傀儡。 CTA通過對州政府官僚的威逼利誘直接影響CTC的成員任命，例如在2011年9月，布朗州長就任命了CTA從前的說客 Kathy Harris擔任CTC主席。加州審計署署長Elaine Howle的2011年報告顯示，截至當時CTC已積壓了約12600件案子，有些案子的回應時間長達3年。
CTA不停抱怨教師行業處在薪資低穀，常常獲得公眾同情。實際上，雖然教師年薪不算高，但若按實際工作時間折算，教師當屬效益相當不錯的職業。加州教師平均年薪全美最高，2011年的數字是68000美元。以一個雙教師家庭的平均年收入136000美元計，比整個加州的家庭平均年收入的中位數高出整整80000美元，何況教師每年按工作量計的工作日平均隻有180天，隻是加州私企行業的2/3。教師的退休福利更是堪羨：工作30年以上的教師可拿到現有工資的75%的退休金。加州教師平均退休金超過51000美元，比美國一多半州的現職教師的收入都高。從2005年到2011年，每年退休金100000美元以上的退休教師數量從700人飆升至5400人。2011年加州教師退休係統CalSTRS的負債的官方數字已達560億，大概還能撐30年，而這隻是樂觀估計。一項調研報告表明，若要補足CalSTRS的虧空，需要納稅人在至少三十年裏每年向CalSTRS再填入額外的39億美元。
全國和地方的各級教師工會組織擁有一覽眾山小的財力和政治勢力，令任何一家國際商業巨頭都自愧不如。NEA在2012–2013的年度預算達3.4億美元。2008年大選中，AFT 為希拉裏捐獻178萬美元，為奧巴馬捐贈了近200萬美元。2015年7月，AFT總裁Randi Weingarten宣布支持老友希拉裏競選總統。自1989年以來，兩家的政治獻金總計高達5600萬美元之巨，相當於Chevron, Exxon, Mobil, NRA，Lockheed Martin幾家商業巨頭的政治獻金的總和。曆年來，教師工會的政治獻金的95%以上是捐給民主黨。在民主黨大本營的加州，CTA在2003至2012年間的政治獻金達1.02億美元，超過製藥、石油和煙草行業的政治獻金的總和，其中隻有0.08%是給共和黨。這一期間，CTA豪擲在為阻止各項教育改革的而進行的政治宣傳戰和遊說運動上的花銷更是高達2.1億美元以上。麵對這群手舞選票和美鈔的政治怪獸，政治家們或是對其投懷送抱，或是折戟沉沙落荒而逃。
因為州政府對地方教育具有更大決策權，地方教師工會也更囂張，無時無刻不在做各種遊說，在選民投票率低的地區操縱選舉，扶持符合自己利益的學區委員、總監和州行政官員們上台。例如，紐約州教師聯合工會2006-2007學年在州政府旁的一家豪華酒店的開銷就達57萬美元，紐約市與州教師工會在2008年的花費達660萬美元。
一位教育觀察家的《美國教育改革觀察：回望威州之戰》一文講述了2011年威斯康辛州新任州長Scott Walker領導的與教師工會就集體談判權展開的驚心動魄的鬥爭並險勝的故事。加州就沒有這番幸運了。多年來，加州人民苦盼天降一位超人來馴服CTA這頭怪獸，恍惚迷離中，他們在迷倒世界的施瓦辛格州長身上看到了些許希望，覺得他們的州長具有“終結者”那樣的魔力和剛勇。然而就在2005年，CTA不惜抵押其在州首府薩克門托的總部大樓，砸下5800萬美元廢了施瓦辛格的關於改革教師終身製、嚴格學校財政製度、限製工會政治獻金等一係列議案，向大夥證明了終結者不過是好萊塢神話。文學士和律師出身的現任布朗州長(Jerry Brown)則是CTA的堅定同盟。七十年代正是他為CTA的集體談判權開啟了大門，2011年他上任州長頭幾天就解雇了四位支持改革的加州教育委員會成員，並任命了一個包括CTA頭號說客Patricia Rucker在內的新的小組。大概從前任施瓦辛格的慘敗中得到教訓，布朗在他的退休金改革議案中對CalSTRS隻字未提，以免摸了老虎屁股導致全線潰敗。
在美國教師工會的統治下，教育這個原本高尚的行業、教育係統這個全社會最重要的公共部門，異化成了與人民福祉相違背的畸形存在，導致美國任何一場振興教育的努力都一敗塗地。
25. 華山論劍，學者過招
教師工會頭領們深諳洗腦術中“第三方權威”的力量，因此在各種造勢宣傳中，他們總能從自家的龐大的教育專家隊伍中或從其他學者裏找到華麗和聽著義正言辭的聲音來為自己壯大聲勢和辯護。
圍繞美國公校教育改革的學術研究有這麽幾個熱點：學券製、特許學校等學校選擇(school choice)教育模式是否比公校更有效率且能促進公校改善教學？將公校教師的考核與學生成績掛鉤是否合理？公校教育質量差是因為教師不行還是因為資金不夠？是教師因素還是家庭環境因素對學生學業成績起更大影響？減少班級人數、政府投資學前早教、增加貧困學生的福利開支是有效改善了教學業績還是大都打了水漂？教師終身雇傭對學生學業是利大於弊嗎？
關於這些問題，其實憑借常識和良心應該不難得出答案或達成共識，但由於話語權不在散兵遊勇的百姓一方，關於這些問題的爭吵必然會升級到專家級的爭論。由於這些問題的學術研究需要用到的統計與計量經濟學知識超出了教育學博士或者是數學教育博士的能耐範圍，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們加入了教育學領域的混戰。
關於學校選擇權，學術界發生過一樁非同尋常的爭端。2000年，哈佛大學經濟係女教授Caroline Hoxby在經濟學頂級期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公立學校之間的競爭對學生和納稅人有益嗎？”（"Does Competition among Public Schools Benefit Students and Taxpayers?" ），如同大多數經濟學論文一樣，這篇論文用了很多複雜的數學推導和高級計量分析模型。Hoxby發現，一些學區多、學生可以跨學區選校的大都市區域的學生成績比隻能劃片就近入學的小地方的好，Hoxby認為學區間的互相競爭提高了學校的教學業績。Hoxby還對密歇根州Milwaukee地區的學券製、亞利桑那州和密歇根州的特許學校做了研究，發現位於特許學校附近的公校的學生的成績比其它沒有受到競爭威脅的公校有明顯的提高。
四年之後，哈佛紅與伯克利藍發生了激烈的碰撞。加州伯克利大學經濟係新鮮出爐的博士、剛拿到普林斯頓大學教職的Jesse Rothstein，發表了一篇超長工作論文，質疑Hoxby的論文中計量回歸的工具變量選擇有誤，因此結論靠不住。他還怪罪此前Hoxby不肯及時公開論文數據，在得到Hoxby的數據之後又稱這些數據與她最初使用的數據有出入。幾個回合下來，雙方論戰的火藥味愈來愈濃烈，即使在經濟學這門本來就吵來吵去的學科領域也是前所未有，超出了尋常的學術爭端的規格。Hoxby責怪初出茅廬的Rothstein和他的導師、得過比經濟學諾獎還難得的克拉克獎的David Card教授帶有種族和性別偏見。許多同行們覺得Rothstein剛剛出道便如此言辭激烈地向一個名望很高的學者挑起學術爭端，此舉頗有些出格。這樁學術爭端上了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
2007年，斯坦福大學經濟係將Caroline Hoxby從哈佛挖來做終身教授。 Rothstein在普林斯頓大學教了幾年書後，又到華盛頓擔任了勞工部首席經濟學家和奧巴馬的經濟顧問委員會高級經濟學家等職，之後回到了伯克利大學，在一家勞工和就業研究所任所長。他寫了一係列論文，認為目前公校師資麵臨短缺，如果不給教師終身雇傭合同，容易導致教師隊伍不穩定，不利於改善教學質量。
斯坦福大學教育學院一直是重量級的教育專家人士的老家，一個多世紀前在其成立之初，Cubberley、Terman和Snedden等人就是進步教育的先鋒人物。該學院主頁上有一篇由斯坦福教育博士Frank Adamson於2017年2月1日發布的關於學券製的評論，這些言論代表了當前教育界人士對學校選擇權的敵視態度：
“學券製蠶食了美國的民主原則：政教分離、能力治國和民主參與。家長可以用政府發放的資金送孩子上教會學校，這違反了政教分離原則。這種選擇本身已經帶有對抗社會的性質，未來一代在為狹隘的宗教和文化信條服務的教會學校裏接受與世隔離的教育，這將會加劇這種對抗。有研究表明，接受學券學生的私立學校其競爭對手主要是低收入社區的學校，這樣競爭的結果導致這些原本資源缺乏的低收入社區學校流失了教育經費。這些私立學校可以設立入學門檻招收學習能力較強的學生，那些處於弱勢、需要更多資源投入的學生被留給了公立學校。富裕的父母經常在學券資金之外貼補費用購買更加優質的教育，如此更加拉大了學生間的學業差距。最有說服力的是智利的例子，智利從1980年起實行學券製，結果導致社會不平等重新出現，引發了大規模的要求重新恢複公共教育的抗議。
“學券製還違反了美國的民主理想，因為它將教育決策從以學區委員會和選舉為特征的公共範圍轉移到了私人管理公司和機構，這些私人特許學校管理機構拒絕來自公共部門的教學和課程決定。不僅如此，這些組織常常將盈利目的置於學生學習之上，用公共稅款來雇傭沒有經驗的、更便宜的教師，從而從中漁利。學券製還容許完全私營的私立學校，因此將會進一步降低公共問責的可能，在公立和私立教育之間豎起一堵牆，從而日益弱化教育作為公共品的角色，並將使得民主日漸消損。
“關鍵的問題是，關於學券製的爭論其實是一個更大的關於就業的爭論。學券製會破壞教師工會，因為它將使得教師被分散到多種教育機構中，他們的集體談判權將受到抑製。在智利，教師工會就被解散了，教師工資砍了一半，教師變成非專業化了，不再享有競爭性的工資和工作條件。在美國，教育私有化主要由一些大財團大家族的基金會所推動，例如沃爾瑪的創始人的後代們，而沃爾瑪的反勞工思想和行徑早已是臭名昭著。
“Trump和DeVos所支持的學券製係統將把學生按階層、族裔和能力水平分隔，將使得一些學生因他們的種族特征被邊緣化。這些以攫取私人利潤為目標的教育私有化努力違反了美國的三個核心原則：政教分離，能力治國和民主參與。在智利，學券製摧毀了他們的係統，成百上千的人們已經上街遊行要求重新恢複公立教育。美國公民在丟失掉作為民主根基的公立教育之前，抗議全國性的學券製政策是明智的”。
2016年4月，美國教師聯盟（AFT）工會主席Randi Weingarten在Hoffington上發文“一場全國性的屠殺公校的協同戰鬥”，聲稱“許多人在策劃一場拆毀公立學校、代之以特許學校的陰謀，並正在積極為之努力中，但是斯坦福大學教育成果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ducation Outcomes，CREDO）的研究報告表明特許學校的教學成就並不比公校好”。兩天後，CREDO主席Margaret Raymond在Hoffington上發文，駁斥 Weingarten對CREDO的研究報告斷章取義，曲解了報告結論。自2009年《等待超人》曝光CREDO報告以來，關於如何解讀CREDO報告的統計數據就一直爭論不斷並上了大報。目前美國43個州加華盛頓特區約有6800所特許學校，學生達300萬人左右。目前已有十多份大樣本的關於特許學校和公校的教學業績比較的研究報告，CREDO是最引人關注的研究之一。
“學生的學業成就和教師的教學水平有多大關係？”— 這個問題，即使沒上過學的中國民工都能不費力地給出答案，在美國卻成了左右千萬億萬資金流向的學術問題和關乎自由平等公正的政治問題。
前文提到的全美乃至全球都極負盛名的Linda Darling-Hammond是充滿道德正義感的教育學專家。她曾在哥大教師學院任教多年，是2008年奧巴馬的競選教育顧問，也是當時教育部長的熱門人選之一,後來到斯坦福大學教育學院擔任講習教授，是十幾本書和數百篇關於教育政策和實踐的論文的作者，經常到各級政府發表演講給予政策建議。她以反對考試、反對“低層次思考”而著稱。她和她的許多同行們的研究結論是，教師的因素隻占學生學業成績的10%至20%左右，學生的成績表現更多由學生的家庭背景、社區環境等校外因素所決定的，光憑教師一己之力並不能對抗來自貧困和其他家庭和社區的不利因素對學生學業的破壞性影響。Darling-Hammond等教育學家們普遍認為學校資金是決定教學成果的關鍵因素，大力呼籲要給貧困社區大量注入資金，教育資金要大力向貧困社區傾斜，要減少每班學生人數，政府應繼續投巨資改善弱勢人群的學前兒童教育、營養和醫療上。
紀錄片《等待超人》訪談了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經濟學家Eric Hanushek。 Hanushek是CREDO主任Raymond的丈夫，他一直堅定地認為教師教學能力是決定學生學業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學校的資金規模、每班學生人數（class size）等和學生成績沒有顯著關係。早在1971年，Hanushek就提出用學生成績的改進來衡量教師的教學業績，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價值增加”教師教學績效評估模型（Value-Added Models，VAM）。這些觀點成為美國近三十年標準化教育改革的理論基礎，其核心是以學生學業成績的進步來作為衡量教師的教學業績的主要指標，將教師的考核與學生成績的進步指數掛鉤，在此基礎上建立教師問責製。
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 Hanushek至少20次作為專家為有關學區間地稅分配的官司出庭作證，其中包括著名的 Lobato 訴科羅拉多州案。當原告上訴說應該將地稅平均分布到各學區而不是支持當地學區為主時，Hanushek提出研究表明更充足的資金並不就能帶來好的教學業績，學校的問題並不是資金不足，而在於效率低下，那種以平均分配為由尋求增撥資金的舉措是一種浪費。與其尋求在各學區間平均分配地稅，還不如容許學券製和特許學校這些基於市場機製的家長選擇權益。他毫不客氣地指出教育界的特殊利益是“碰不得的聖牛”，那些反對學校選擇權的人是為了保護他們的特殊利益，他們所要的隻是保持現狀，教師工會對美國慘淡的教育現狀難辭其咎。
Hanushek在《等待超人》裏說：如果每年都能夠將教學最差勁的那5-10%的教師解雇掉，美國學生的數學和科學成績就有可能很快趕上國際先進水平。他在2011年的一篇論文中指出，如果教學最差的教師能被平均水平的教師所取代，美國GDP在未來80年內將額外增加80萬億美元，相比之下2008年的那場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衰退造成的經濟損失隻在3萬億美元左右，美國公校的平庸教學相當於使得美國陷入了一場永久的經濟衰退。他的多國研究結果顯示，勞動力的知識水平與經濟增長率正相關，教師教學水平的提高能顯著增加學生的知識水平和未來的工資水平。
Hanushek在胡佛研究院的K-12教育專家組（K–12 Education Task Force）的同事Williamson Evers是1995年Palo Alto數學戰爭中HOLD組織的發起人之一，他是2016年總統大選期間教育部過渡時期的領導。這個教育專家組的研究員Chester Finn Jr.也是力圖拯救美國基礎教育的人物，Caroline Hoxby也是該專家組成員之一。
教育學博士們一邊倒地反對“價值增加”模型，對這一量化工具從各種角度提出了質疑。2010年，洛杉磯時報發布了當地6000多名教師的“價值增加”排名，教師和教師工會們發表抗議聲明，認為此舉公開羞辱了他們。不久，紐約時報也學樣發布了當地教師的排名。這一年，1535名紐約州的校長和6500名教師聯名發表公開信，抗議學生考試成績在教師考核指標中占了20%-40%的權重，信中引證了Rothstein等學者的質疑“價值增加”模型的論文。
2011年，伯克利的Rothstein和斯坦福的Linda Darling-Hammond等人發表了一篇合作論文，對“價值增加”模型再次提出質疑。他們認為這個模型中以學生考試分數的逐年變動幅度為基礎來計算的指標的統計可靠性差，因為這個指標對於基本技能(basic skills)和高層次思考(higher-order thinking)這兩部分考察內容的打分結果出入很大。
2015年，斯坦福大學經濟係從哈佛挖來了青年才俊Raj Chetty。這位耀眼的印裔學術明星年僅27歲時即獲得了伯克利大學經濟係的終身教職，28歲時收到了哈佛大學經濟係寄來的終身教授聘書，人家猶豫了一年才接受，34歲時獲得了比諾貝爾經濟學獎還難拿的克拉克獎。Chetty的研究方向之一即是關於如何有效考核教師的教學業績。他和John Friedman等人的2011年的合作論文發現，基於考試成績的價值增加模型並不會因為未觀察到的學生特質產生顯著偏差，由帶來高價值增加的教師執教的學生在未來生活中的成就顯著高於其他學生，如果將教學業績居底部5%的教師由平均水平的教師所取代，一個普通班級的學生的終生收入的折現值將至少增加25萬美元。
伯克利大學的Rothstein和斯坦福大學的Chetty兩人同在哈佛讀本科，同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兩人先後在伯克利經濟係任教卻擦肩而過。在豪華的研究經費支持下，兩位青年才俊都祭出最複雜的計量模型和統計檢驗工具，寫下成百上千行程序，挖掘百萬個數據點，寫出幾十上百頁教育學博士看不懂的論文，互相反複過招，質疑與反質疑，隻為了證明一件本來憑良心就能樸素判斷、但即使排上一打的諾獎學者也永遠吵不清楚的美利堅難題：教師的教學水平是不是決定學生學業成績的主要因素？
雖然教育政策的製定歸根結底取決於各方的權勢的角力，但是明星學者的研究報告和觀點是交戰各方必不可少的“第三方權威”。2012-2016年期間加州發生了一場官司，控辯雙方的明星學者的對壘使得這場官司顯得不同尋常，這就是著名的載入史冊的“Vergara v. California”訴訟案。
2012年5月，在企業家David Welch的非政府組織Students Matter資助下，加州洛杉磯學區的貧困學生Beatriz Vergara和 Elizabeth Vergara姐妹倆和另外7名中學生向加州政府提起一場訴訟，控告維護加州政府的永久雇傭Permanent Employment ("Tenure") statute、解雇Dismissal statutes和裁員Last In, First Out ("LIFO")layoff statute的三項法規（statues）使得教師僅需要實際不到16個月的考察期就可以獲得終身雇傭，學校解聘不稱職教師異常困難，平均每年隻有不到0.0008%的不合格教師遭到解雇，這些法規偏向教師權益，損害了學生尤其是貧困學生獲得良好教育的權利，違反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Beatriz Vergara出庭作證，說她的六年級數學老師上課時睡覺，七年級老師對學生出言不遜。2013年5月，加州最大的兩家教師工會California Teachers Association (CTA) 和 California Federation of Teachers (CFT) 介入這項訴訟，與州政府一起捍衛三項法規。2014年6月10日，洛杉磯加州高等法院法官Rolf Treu作出判決，裁定上述三項法規違憲。教師工會和布朗州長不服判決，向加州上訴法庭提出上訴。2016年4月14日，上訴法庭的三位法官小組推翻了審判法庭的裁決，認定三項法規沒有違憲。同年5月，學生一方的律師代表提請加州最高法庭重新審理上訴法庭的裁定，要求恢複審判法庭原先的裁決。
這場訴訟控辯雙方集結了豪華的明星學者陣容：學生一方的出庭作證專家團有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Eric Hanushek、Raj Chetty和哈佛大學的Thomas Kane，華盛頓大學的 Dan Goldhaber；教師工會和州政府一方的專家團有斯坦福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Linda Darling-Hammond，亞利桑那州州立大學的 David Berliner, 哈佛教育學院的教授 Susan Johnson ,加州伯克利大學的Jesse Rothstein。
2016年8月22日，加州最高法院拒絕重審“Vergara v. California”一案，雖然7位法官中的3位 Goodwin Liu、Mariano-Florentino Cuéllar和 Ming Chin聲明加州最高法院應該要給學生重審的機會。
華盛頓郵報感歎加州上訴法庭的裁決是向教師工會獻上了一大勝利果實。加州兩大教師工會彈冠相慶，其中一個工會主席說，這項訴訟是一個由反公立教育的億萬富翁們策劃的陰謀，他們耗費巨資試圖繞過選民、家長和立法機構，目的是為了對地方公校實施他們的貽害學生的私有化計劃，這項訴訟使得加州的教師短缺問題更嚴重了。
不知阿爾法狗能否解答這個難題：教師的教學水平是不是決定學生學業成績的主要因素？
(未完待續)
注：圖片來自網絡或網友。
坑美國整個K-12 教育體係的無疑是教師工會製，不僅僅是數學教育。
美國好的私立學校的文理思想教育水準，以我的經驗了解，遠在國內的人大附中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