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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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遠近高低各不同 -- Common Core 抗議之聲
Common Core標準比大多數州原先的州立標準強許多，但比加州、哥倫比亞特區、弗羅裏達、印第安納和華盛頓等幾個州的標準差了不少。小布什總統的前高級教育顧問Zeev Wurman對Common Core作了如下詳細點評，從這些點評中明眼人不難看出Common Core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巨大差距：
“2008年的國家數學顧問小組（National Mathematics Advisory Panel）報告要求小學生三年級末要熟練掌握整數加減，五年級末熟練掌握乘除法，然而Common Core卻遲至六年級末才要求掌握除法。Common Core最強的地方是分數部分，但是卻將分數除法內容推遲至六年級，而且不要求分數小數混合運算，缺了關於分數、小數、百分比之間轉換的內容，也沒有三角形麵積的推導和圓周率概念。他們分辨不出麥粒和麥殼 -- 倘若不然，他們也不會采用一個尚未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有成功經驗的尚在實驗中的rigid motions幾何教學法，行事稍稍謹慎一點之士、哪怕就是有一盎司經驗的人，都不會給一個三億人口的國家強推這樣一個不成熟的方法。
絕大多數的四年製州立大學都要求入學新生至少上過三年的高中數學課程：代數1、代數2、幾何，但是Common Core裏的代數2和幾何的標準裏省略了複數、向量、三角、多項式恒等式、二項式定理、對數、對數和指數函數、複函數和反函數、矩陣、橢圓和雙曲線以及其它一些內容。Common Core的八年級數學標準比原先的最好的幾個州立標準慢了不止一年，比東亞的高水平國家慢了幾乎兩年。過去十餘年來，美國數學教育中最重要的進展就是八年級開始代數學習，這也是國家數學顧問小組2008年所推薦的，但是Common Core卻將代數推遲到高中才開始，逆轉了這一進步。優秀的加州1997標準已經實施了十多年，但是數學教育界仇視它，視之為死記硬背數學，但我認為這些人連數學的皮毛都不懂”。
俄勒岡大學教育學家David Conley是Common Core評審委員會中對之簽字認可的專家，2012年又發表了一份證明Common Core達到“大學就緒”要求的研究報告。對於Conley的證明，數學家Zeev Wurman冷冷地扔下一句源於《哈姆雷特》裏的話 “He doth attest too much”。
Milgram教授告訴了筆者一個非常重要但容易被忽視的細節問題 -- Common Core標準對代數課程內容的一項主要變更是：二次方程和求方程根的練習等基礎內容都被大大壓縮了，代之以蜻蜓點水式的其他更高級的內容，這樣做的後果就是學生不再被要求掌握簡單的代數運算和用代數運算來解題。加州在九十年代中期時是這麽做的，現在Common Core將此舉推給全國，其長期危害性將被極大地放大。
由此可見，Tucker等人口口聲聲所宣稱的“向國際先進水平看齊的”Common Core標準實在是國際上一個不入流的弱不禁風的標準。八十年代裏根政府時期的“危險中的國家”報告是美國朝野上下同仇敵愾發憤圖強、決意通過標準化改革來振興教育的起點。從那以來，多少政治家的召喚和誓言，多少商業領袖的奔走呼號，多少有識之士的著書立說苦口婆心，多少家長的歎息憤懣，多少長大成人後驚覺自己已被dumbed-down的青少年的錯愕後悔，多少納稅人白花花的銀子，換來的就是這樣一個號稱是Race-to-the-Top實質上卻是讓千萬美國學子繼續Race-to-the-Bottom的教育標準。
2012年，各州陸續開始進入Common Core的實施階段。不久之後，各地家長們抗議Common Core的新聞不斷見諸報端，抵製Common Core標準下的考試的活動從一個學區蔓延到另一學區。各州政府提到Common Core時開始斟酌字眼，不再視之為一件可以炫耀的政績。左派或右派的政治家們又一次站到了共同的立場：一致反對共同核心標準。原本堅定支持Common Core的教師工會總裁 Randi Weingarten都直搖頭：“你以為奧巴馬的全民健保實施起來夠磕磕絆絆了吧？與Common Core遭遇的抵製相比起來，那是小巫見大巫！”
各個陣營對Common Core的表態頗有些令人摸不著頭腦。既然Common Core是一個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比加州等幾個州的州立標準低、比80%甚至90%的州立標準都高、但比多數先進國家又都低許多的教育標準，社會各界不同人群對之的抗議之聲也就遠近高低各不同了。
美國K-12教育這部荒誕大劇從來都不缺段子。2013年，紐約州作為吃螃蟹者，進行了全國第一個Common Core標準下的統考。在考前，紐約州教委主席 John King就對大家發了脾氣：這麽多孩子學習差成這樣，這次統考成績估計得下降30%，“所有的成人們”都應當好好反省自己的責任。幾個月後，統考成績公布了，學生平均成績不多不少正好下降了30%。
果不其然，“所有的成人們”都震怒了: 家長們難以接受孩子們的成績單，教師、校長和學區總監們對Common Core更是罵聲一片,各州時常傳出家長們倡議罷考的消息，原本對學校不滿的家長們和教師們站到了一起。作為Common Core工程的一部分，教育部要求各州建立詳細的學生信息數據庫。民間本來就對此反感者眾，認為此舉侵犯了學生個人和家庭的隱私。添油加醋者說這背後有更大的陰謀：這些數據庫還要收集孩子們的生物特征信息，以進行大腦圖譜識別研究，未來政府將具有類似紐約州教育官員那樣驚人的“讀腦”能力，能像控製機器人一樣控製公民，就像奧威爾的名作《1984》裏描述的那樣。
在2013年底的一次學區總監會議上，教育部長Duncan不小心大嘴巴了一下：“我饒有興趣地發現，Common Core的反對之聲來自於一些‘郊區白媽媽們’(white suburban moms) -–她們突然發現自己的孩子並不像原先想的那麽聰明，學校也不如她們原本以為的那麽好，這確實是夠嚇人的。是啊 -- 你把你的房子和身家都押在學區上了，覺得學校會把孩子教得夠好。結果呢 -- 這成績確實是像在媽媽們肚子上砸了一拳”。
此言一出，舉國嘩然，郊區、城裏還有鄉村的白媽媽白爸爸們，內城裏的黑爸爸黑媽媽們，還有各地不黑也不白的爸爸媽媽們抗議聲一片，要求Duncan這位郊區白爸爸辭職。一個保守黨新聞人說“我的棕色的皮膚下紅色的血液在沸騰”，稱Duncan等教育官僚是為強推Common Core不惜打種族牌的腐敗的自大狂。教育部發言人隻好連連解釋，Duncan也不得不在電視上公開向所有各膚色的爸爸媽媽們道歉。教育部長一肚子委屈：我是告訴了你們真相，你們若想改回低標準的考試，就是欺騙自己欺騙孩子，以便大家心裏都好受些。
多年來，民主黨、教師工會、教育專家、教育部和NCEE等本是同一條戰壕裏的戰友。在九十年代，教育專家、教育部、NCEE等共同合作在全美各學區推行低劣數學教材，共同在社會公正和政治正確的大旗下將數學、英語、曆史還有物理生物化學各科的教學水準全麵拉低。而現在，Common Core瓦解了這一統一陣線，多年戰友反目成仇。
NCEE主席Tucker、教育部長Duncan、College Board總裁Coleman紛紛批評許多公校教師在教師工會的庇護下素質差，教學質量低下，批評一些教師們一味地追求自然的、散漫的進步教育教學方式，完全忽略了基本技能的掌握，完全反對任何考試，反對將教師考評與學生成績掛鉤。他們還委婉批評家長們缺乏國際眼光，在其他國家教育水平突飛猛進時卻夜郎自大，不思量孩子們需要國際競爭力，不覺醒美國孩子需要奮起直追。
教師們則宣稱Common Core推行全國統一標準和統一考試是走回頭路，是對死記硬背、低層次思考等落後模式的回歸，犧牲了學生的創造性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並說標準統考對於貧窮的少數族裔學生非常不公平，對於缺乏應試技巧的學生也不公平，對低年級的孩子壓力過重等等。教師們聲稱Duncan、Tucker和蓋茨等人的真實目的是為了搞垮公校係統，讓大財團將公校私有化，轉向學券製或特許學校。其實教師最反對的還是Common Core的問責製：紐約的1535多名校長和6500多名教師聯名發表反對將教師考核與學生成績掛鉤的公開信，一家由知名的教育專家們組成的研究機構則發文稱Common Core的兩套考試體係遠遠達不到改善教學的目的。很多教師對Common Core憎恨異常，對其核心團隊和相關利益集團窮追猛打，將個中利益關係翻了個底朝天。
一些學者們也被拉入了這場混戰。 E.D.Hirsch是美國少有的揭露進步教育長期戕害美國的著名老教育家，深得前英國教育大臣 Michael Gove的敬仰，並影響了近幾年英國教育官員大刀闊斧重振教育的改革。在2009年出版的《塑造美國人：民主和我們的學校》 (“The Making of Americans: Democracy and Our Schools”)裏，E.D.Hirsch哀歎杜威等進步教育家的反課程主義導致美國學校六十年來甚至沒有一個核心課程。他強調學校的真正使命是要擯棄當前內容蒼白的教學法，用有豐富的知識內容的共同核心課程來培育未來公民。這些觀點被Tucker團隊借用，成為他們建立Common Core的理論依據。
Diane Ravitch這位同樣因研究進步教育對美國的毒害而聞名的作家和教育評論人，卻一改她當初支持標準化考試的立場，和Tucker在各自博客裏刀槍相見。Yong Zhao是來自中國四川的知名學者，他以中國的嚴苛教育和高考親曆者的視角，用犀利暢快的文筆和教育學家的專業素養，在一係列博客文章和專著裏批判了中國的應試教育和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高考製度，為注重創造力的美國教育體係辯護。Yong Zhao說Common Core加給學生從K至12年級的統考安排達30次之多，是小布什的NCLB計劃的兩倍還多，而且將來統考範圍還會擴大到其它科目，這是向中國學習應試教育。他與Tucker的唇槍舌劍和對Common Core的犀利批判贏得了眾人的喝彩。
許多家長一腳跨進反對Common Core的大合唱裏，但是一回頭或許發覺自己唱錯了聲部：一些家長抗議它太平庸，新教材導致孩子們連加減乘除都不會了；另一些人抗議它促進了應試教育風氣，不利於孩子身心健康；還有一些家長抗議它太嚴苛，擔心孩子考試掛科或拿不到高中畢業文憑。
左派和右派勢力在Common Core麵前也心情複雜：弱勢群體和教師工會是民主黨的選票票倉，因此麵對Common Core這項奧巴馬政府的寵物工程，許多民主黨人士卻顧左右而言他。共和黨中的一些人寄希望於Common Core能提振教育；另一些人則擔心Common Core會導致教材裏被填充進更多的政治正確和極左內容，使得傳統保守理念進一步被削弱；還有一些人則對聯邦政府全麵插手地方教育事務非常反感。
2014年，印第安納、俄克拉荷馬、南卡羅來納等州宣布放棄Common Core。到2015年7月，原先采用Common Core的45個州之中，23個州已宣布放棄SBAC或PARCC考試係統，隻剩下15個州留用SBAC和7個州留用PARCC。
2014年，曾任老布什總統的教育部長的田納西州共和黨參議員Lamar Alexander提交了重修小布什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的議案，試圖限製聯邦政府對各州教育事務的幹預。2015年12月10號，奧巴馬總統簽署了“讓每個學生成功(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ESSA)”教育法案，以代替2002年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同時也再次將1965年約翰遜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重新生效。媒體稱ESSA法案為四分之一世紀以來聯邦權力從州政府的最大的撤退，是將地方教育事務重歸地方政府管理。ESSA允許但不強求各州采用Common Core標準，並且規定教育部要保持中立，規定教育部長不能影響、激勵或強迫州政府采用Common Core標準或其它任何一個多數州采用的學術標準以及和這些標準掛鉤的考試測評體係。
時至今日，Common Core黯然卻仍未離場。印第安納、南卡羅來納等一些州在民眾的抗議聲中宣布放棄Common Core,但實質上隻是改了個名，實際內容與Common Core並無二致。2017年1月8號，奧巴馬在他的總統告別演講會上，激情回味了他的每一項政績，但對Common Core未置一詞。蓋茨和奧巴馬的孩子上的都是私立學校，教育部長Duncan的孩子上的公校在弗吉尼亞州，全美四個堅持不采用Common Core的州之一。他們對自家子女教育的重視令人欽佩 -- 奧巴馬告別演講的當晚，他的大女兒陪在身旁，15歲的小女兒Sarah卻不見蹤影。據說，小女兒留在家裏複習功課，準備第二天的考試。
以洪荒之力推動了Common Core改革的蓋茨恐怕未曾料到如此殘局。麵對媒體對其是否出於微軟的戰略考慮而推動Common Core的詰問，蓋茨斷然否定。自1999年以來，蓋茨基金會已為各種教育研究和教育試驗項目捐助了34億美元， 蓋茨在TED 上做過多次教育主題的演講，號召美國要學習上海教師的教學觀摩和教研組製度，他的振興美國教育的心願不容置疑。 他說：“我相信Common Core是因為它的實質內容和它能夠改進教育，這是我唯一相信它的原因”。
21. 美式教育的創造性神話
讓我們姑且像蓋茨先生一樣，相信Common Core，認同Tucker團隊的“社會公正”策略：相當多數的美國高中生連加減乘除分數小數都搞不定，能讓高中畢業生掌握代數1就是一個天大的成就了，我們不能一口吃成一個胖子。這樣的目標換作一個教育係統正常運作的國家 — 教育係統與民眾的利益相一致的國家 -- 應該不難實現，但是，在美國這樣一個被畸形教育係統所鉗製的國家，這個由Tucker先生三十年的殫思極慮和蓋茨先生的能繞地球三圈的美鈔而圈定的謙卑的代數1目標，也注定是要打水漂的。
數學的教與學的構成元素是那麽的簡單直白：教師、學生和教材。“隻有不會教的老師，沒有不會學的學生”，Jaime Escalante、Anthony Yom以及一些特許學校的“教學奇跡”證明了這句話。剩下的兩個元素就是美國數學教育失敗的兩大決定性因素：平庸的教材和平庸的教師。
正像被美國醫療修理過的中國百姓才能體會到中國醫療和醫生有諸多可敬可取之處一樣，體驗過美國公校教育的中國家長才會真正明白中國的大多數教師是多麽的辛勞、多麽的敬業、多麽的高素養。Common Core是一個向世界低水平看齊的國家標準，美國教師隊伍的總體的平均素質和敬業精神也與先進國家有不小的差距。
美國有許多有理想、熱情和使命感的優秀教師，他們或許像Anthony Yom那樣一舉成名，更多則是散落在各學區裏默默無聞。但是總體上，美國公校教師隊伍的平均素質卻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不小，而且還存在一定比例的完全不合格教師。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育學教授David Berliner是一個偏向教師工會的學者，他的保守估測是加州27.5萬教師隊伍中有1-3% 、即約2750至8250名的教師嚴重不合格。
要想成為一名公校教師，必須進入各大學教育院係或教師培訓學院學習並考取教師資格。美國師範生相當多數來自高中畢業生裏成績較差的一群，盧梭-杜威式的進步教育思想浸淫下的教師學院對未來教師的培訓不是側重學科知識，而是把將近一半的時間用於學習各種花哨和漫無邊際的教育理論、教育哲學、各種政治正確觀點、各種主義和各種思潮。前文提及五十年代一本著名的書《為什麽約翰尼不會讀書？》，1998年有人寫了一篇“為什麽約翰尼的老師不會教書？”，裏麵詳述了美國的教師學院是如何培養未來的教師的 -- 文化多元性、社區建設、高層次思考……除了學習知識，其它一切都很重要。
自從杜威、Kilpatrick在上個世紀初領導的進步教育革命得勢後，到了二十年代末期，美國的中小學課堂由原來麵向老師麵向黑板的陣列變成了學生每五六個人圍坐一桌的形式，即由以教師為中心變成了以學生為中心，傳統授課變成了以學生“自我發現”、“批判性思考”、“小組討論”、“頭腦風暴”、“高層次思考”為主的形式，考試和成績報告單被以妨礙創造性思維的名義被丟棄了。普天下的學童如果能選擇都會選擇不要考試，考試卻是調動普天下學生學習、幫助學生真正落實對知識的掌握的最有效的指揮棒。然而，進步教育專家用“Teach-to-Test”幾個字就把人噎回去，例如Linda Darling-Hammond 這位在全美極負盛名的斯坦福大學教育家就是出了名地反對考試。
筆者體驗過一節二年級的數學課：孩子們五個一組輪流到各個桌子上做不同的活動(activity),其中一張桌子的活動是做一道簡單的統計練習。隻聽得孩子們一邊漫不經心地在紙上隨意塗寫，一邊聊著迪士尼電影和生日聚會，錯的多對的少，更談不上答題工整和規範。直至下課時，老師也沒有講解。幾天後，筆者在孩子書包裏看到了這張練習紙，錯誤還在紙上，沒有任何批改，隻是戳了個笑臉印章。想想畢竟二年級的孩子，筆者也未放在心上。後來筆者發現上了初中的六年級的孩子的數學作業，老師居然也一整年沒有批改過時，真是吃了不小的一驚 -- 天下還有從來不改作業的中學老師 -- 不過很快筆者就對此不再吃驚了，反而是聽說誰家的孩子碰上了改作業的老師時吃了一驚。
美國小學教師就像全科醫生一樣，一人帶一個班，英語、數學、科學、美術都一人擔當，體育老師教數學課不是什麽稀奇事。教師之間沒有像中國教研組那樣的“專研”互幫活動，每個班級的老師各自為政，教什麽怎樣教，改不改作業，全看老師脾氣。小學和初中的多數教師的數學教學沒深度，小學作業常常是寥寥幾道傻瓜式練習題，隻管教，不管落實，很少教怎樣審題、怎樣推理、怎樣嚴謹地書寫解題步驟，因此學生往往一碰到稍稍有點難度的題目就完全懵懂。一些老師上課時甚至不講課而是直接讓學生自學，有問題再問。一些老師熱衷於讓學生互相教、互相改作業，而且有大把的教育專家的理論證明這樣做的優越性。即使在全美排名居前的公校，很多教師的教學方式也是如此。如果孩子能碰到一個教學水平高又盡心盡責的優秀老師，那就像中了彩票。差學區的公校老師更多扮演的是保育員的角色，至於教授知識那就像是刀耕火種，學生能學會多少隻有天知道。
當然，多數老師對學生和家長和藹可親，一口一個甜心叫得你心醉，把每個孩子都誇成一朵花。孩子們在小學和初中的作業和考試很容易就得高分，老師、家長和學生們就這麽暈暈乎乎地沉醉在皆大歡喜中長大，直至學生升入高中後才驚覺自己的根基坑坑窪窪。由於小學、初中數學課程太拖遝太淺薄，高中時諸多內容匆忙進場、一筆帶過，造成學生普遍的學習困難和莫大壓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公校的低質量教學正是造成高中學生學業不堪重負的重要根源。
美國不少家長們一味地希望孩子們有個快樂的童年，反對小學和初中給孩子布置作業和考試，殊不知這樣快樂的童年是以高中和大學時期幾倍的壓力甚至抑鬱為代價的。在孩子身體和智力發育最快、求知欲最旺盛的時期硬生生地塞給他們空洞的課程，無異於在雨水豐沛的春天裏在豐饒的土壤上撒播一把幹癟的種子。美國公校如果能采用優秀教材，堅持小學生每天20分鍾、初中生每天40分鍾的高質量作業練習，達到代數1應是毫不費力的目標，追上國際先進水平也指日可待。
美國學校從初中六、七年級起就實行走班製，不再有一個固定的班集體和固定教室，學生缺乏一種歸屬感，也少有像中國那般朝夕相處數載建立起來的珍貴的同窗情誼。當老師講課吸引不了學生時，圍坐一桌的學生就開始嘻嘻哈哈鬧堂。從初中起，學生之間的學業差距就日積跬步，直至高中被分流到4、5條軌道。本來十三四歲正是人生求知欲最旺盛的時候，當一部分後進學生日益遭受學習的挫敗感時，他們會逐漸失去對學習的興趣，失去自信心和上進心，學習成了一件痛苦的事。為什麽多年來美國初中高中會流行反智文化，毒品、校園霸淩各校園都不能幸免？一定程度上可歸咎於平庸鬆垮的小學和初中教育使得多數學生沒有打下堅實的學習根基，學生無法從學習有挑戰性的知識中充實自己，無法獲得學習的樂趣，身體快速發育之時卻在心智上逐漸迷失。高中的數學作業做得快和慢之間可以相差幾個小時，在初中沒有得到過解題思維和方法訓練而且根基處處殘缺的學生往往要花很多時間在作業上，很多學生還有豐富的課外活動，因此許多高中學生睡眠嚴重不足。由於學生之間的學業差距到高中階段越拉越大，同齡人之間的壓力（peer pressure）、來自學習的挫敗感和睡眠嚴重不足便成了高中生抑鬱的根源之一。
數學是美國進步教育下的重災區，其他科目也同樣受其禍害。在政治意識形態為重、知識為副的進步教育的長驅直入下，“社會研究(social study)”代替了傳統的曆史，“英語語言藝術(English Language Arts)”代替了傳統的“英語語言文學(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初中的物理、化學、生物課程被綜合成了一門沒有深度的大雜燴“科學”課。在國家數學教師協會NCTM拚命地降低數學教學標準的同時，國家英語教師協會NCTE也沒閑著。在哥大教師學院閱讀與寫作項目、New York City Writing Project等的指導下，NCTE多年來一直在不斷地降低英語教學中的詞匯、語法、句法和精讀的重要性。在筆者當地中學的一次家長會上，英語教師組長專門做了一個報告，告訴家長們為什麽不教傳統語法，為什麽學生作文上隻有很少的批注，為什麽讓學生互相改作文，據說是怕幹擾了學生思路的流暢性雲雲。NCTE的網頁上有不少關於為啥不再教傳統語法的高論，比如，“我的建議是，用你的耳朵，如果聽著順耳，大概就是對的”。The Atlantic網站上的“寫作的革命The Writing Revolution”，“Why American Students Can’t Write”，以及“為什麽約翰尼不會寫作，即使他去了普林斯頓（Why Johnny Can't Write, Even Though He Went to Princeton）”等一係列文章提醒家長：是不是將來美國學生要向外國同學學習英語語法了？
以哈佛耶魯清華北大為目標，拽著孩子們用短跑的速度在跑中國教育的馬拉鬆的中國家長們，總是一廂情願地認為中國的應試教育毀了孩子的創造性，美式西方教育適合培養創造性人才，能夠誕生喬布斯和蓋茨。一位在加拿大有多年教學經驗的沈乾若博士在她的“六十年親曆之中西教育”一文中為我們點破了這個泡泡：因為美國課堂很多老師不怎麽教，少數好學的學生隻好靠自學，這部分自推學生在自學過程中獲得了非凡的學習能力、自律精神和天馬行空的創造性，就像在貧瘠土壤裏野蠻生長出來的植物一樣，比溫室裏的花朵當然更具頑強的生命力和創造性。對於美國小學數學課堂不重基本算術技能、鼓勵孩子們創造自己算法的教學模式，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數學係教授W. Stephen Wilson這樣說：“人們以為能夠在小學的數學課堂裏教會學生創造性。忘掉創造性吧。真正罕有的學生就是那些能對直白的問題給出直截了當的解答的學生”。
進步教育的綿延一個多世紀的耕耘，已經使得美國的教育係統蛻變成了貧瘠的土壤甚至處處鹽堿地，讓多數本應長成參天大樹的孩子長成了中看不中用的空心樹。美加兩國許多有識之士對教育現狀憂心如焚奔走呼號，一些上了年紀的知識分子談及教育慘狀甚至痛哭失聲。一位讀者說，在作家James Delisle的《弄傻美國：摧殘我們最聰明孩子心智的戰爭》“Dumbing Down America: The War on Our Nation's Brightest Young Minds ”一書的宣講會上，幾千名家長和孩子坐滿了會場，許多人想起在學校的經曆抹眼淚。
總之，低劣的課本、鬆散的教程安排、蜻蜓點水式的教學、傻瓜式的寥寥幾道練習題，再加上老師很少批改作業，少有真正的考試,這樣刀耕火種的美式教學方式下，若沒有家長輔導或上課外班，生長在普通社區的孩子都很難達到真正優良的水平。差學區的弱勢群體學生們本來生存環境就糟糕，不少甚至生存在凶險赤貧的環境裏，在家裏得不到父母的輔導也無錢上補習班，完全隻能靠課堂學習，就更需要教師的課堂教學和作業練習特別給力才行。然而，美國公校的平庸教學甚至無法讓許多差學區的孩子掌握基本的讀寫和小學數學，像East Palo Alto這樣位處矽穀中心的差學區的孩子在最近加州統考中數學和英語兩科的及格率分別隻有12%和17%。建立在公民納稅基礎上的公立教育卻無法賦予學生最基本的知識能力，無法給底層百姓一條上升的通道。這樣令人絕望的教學成果必然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沉重的經濟負擔，造成民眾的進一步割裂，經濟的萎靡和犯罪的猖獗。而以教育為重、向國際標準看齊的亞裔家庭因為無意間“拉大了”各族群之間的學業差距(achievement gap)，也難免會成為替罪羊或招來一些人的嫉恨。
我們不妨以下麵這個式子來描述美國K-12數學教育特征：
平庸的教學 + 低劣教材 + 正常智力學生 = 數學低能的學生
口口聲聲高喊“社會公正”口號的教育既得利益集團們，不但沒有發揮保障社會公平的功能，反而正是他們偷走了孩子們的未來，搶奪了孩子們未來的競爭生存能力，阻斷了社會階層流動的可能性，加劇了社會貧富的兩極分化。美國教育既得利益集團聯合陣線中的統帥就是教師工會。美國教師工會可謂是加勒比海域的百慕大三角，冷冷地酷酷地吞噬了任何試圖飛過來轟炸一把的振興教育的努力。鑒於教師工會這頭怪獸實在太法力無邊了，筆者特為讀者君找來一盤美式經典早餐，先停歇腦補一下世界領先的美國洗腦術，再回頭來頂禮膜拜之。
22. 煎雞蛋與培根 -- 美式經典早餐的來曆與弗洛伊德洗腦術
在蘇斯博士寫於1960年的《綠雞蛋與火腿》這部兒童經典中，在Sam-I-Am的百般糾纏勸說下，那個不知名的倒黴鬼終於屈服吃下了一盤綠雞蛋與火腿，並承認自己喜歡上了這盤早餐。現實生活中，的確有一個美國人將煎雞蛋與培根炒作成正宗美式早餐，並像Sam-I-Am那樣不依不饒地說服美國人徹底喜歡上了它。他就是被時代周刊列為二十世紀美國最有影響力的百人之一的Edward Bernays。有評論家說：“如果對Bernays和他的公關行業繼承者們沒有一定了解，我們不可能從根本上理解過去一百年來美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麵的發展”。
Edward Bernays(1891−1995)出生於奧地利的一個猶太家庭，自幼在紐約長大，從康奈爾大學農業係畢業後以新聞記者起家。一戰期間他在威爾遜總統的公共信息委員會工作，成功地向美國民眾灌輸了“為了將民主帶到全歐洲”這一參戰動員令，獲得總統賞識並參加了巴黎和會。國內國際這番經曆使得Bernays認識到宣傳攻勢在左右民眾思想上具有令人驚歎的巨大能量，他用“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一詞來替代了被德國納粹用得帶有貶義的“宣傳（propaganda）”一詞，將心理學和其它社會科學理論引用進來，開創了美國公共關係這個新行業。Bernays是精神分析大師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外甥加外侄。實際上，正是這位外甥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成功地將弗洛伊德炒作成舉世皆知的美國主流心理學家，同時又三句話內言必稱“我的叔叔弗洛伊德”把自己炒作成了美國公共關係第一人。
Bernays受法國心理學家Gustave Le Bon(1841-1931)的影響很大。Le Bon在他的從眾心理學開山作品《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分析了法國大革命時期人們的行為，指出一個個有自己獨立見解的人一旦加入一個受人們崇拜的某種意識形態所蠱惑的群體，他的個性便會被湮沒，思辨能力變弱，群體的思想便會占據絕對的統治地位；與此同時，群體的行為也會表現出排斥異議、極端化、情緒化及低智商化等特點，進而對社會產生破壞性的影響。 Bernays將Le Bon和Wilfred Trotter（1872 -1939）的從眾心理學與他的叔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結合起來，形成一整套他自己的宣傳（propaganda）哲學。在1928年出版的《宣傳（Propaganda）》一書中，Bernays寫道：“那些操縱社會中這一無形的機製的人組成了我們國家的隱形政府，他們是我們國家的真正統治力量…… 這些我們從未聽說的人物在統治我們，塑造我們的思想，左右我們的喜好，對我們的想法觀點給出建議。這是我們民主社會組織形態的邏輯結果。如果千千萬萬的人們要生活在一起組成一個運轉有序的社會，大家就必須如此合作……幾乎在我們日常生活的任何一個方麵，無論是在政治還是商業層麵，無論是我們的社會行為還是我們的道德思想，我們都是被相對少數的一些人所主宰……這些人了解大眾群體的思維過程和社會範式特征。他們是牽動控製公眾思想的繩索的人們”。Bernays認為美國公眾的民主判斷靠不住，很容易投票給錯誤的人或錯誤的事情，公眾應該得到來自上層引導。他稱此種引導為一種“開明的專製（enlightened despotism）”，將運用宣傳技巧來統一公眾意見稱作“統一思想工程（engineering of consent）”，宣稱操縱公眾意見是民主的必要部分，對大眾的習慣和意見進行故意的、高明的操縱是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元素，民主的一大特征就是用大眾媒體和廣告來操縱選民的思想和行動。
不幸的是，殺人惡魔們成了這些從眾心理學說的粉絲。曆史學家George Mosse 斷言二十年代興起的法西斯領導理論與Le Bon的著述有很大關係，希特勒和墨索裏尼都精讀過《烏合之眾》一書，希特勒的自傳 《我的奮鬥》就引用了該書片段。這本書還影響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們。1933年，德國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向赫氏報業記者Karl Wiegand展示了他的宣傳圖書館，告知來訪者他正以Bernays的《凝結公眾意見（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一書為指導，研究摧毀德國的猶太人的宣傳攻勢。這位擁有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的殺人狂魔從Le Bon和Bernays的書中得到心理學的理論指導，並總結出自己的宣傳法寶，比如“混雜部分真相的說謊比直接說謊更有效”、“如果撒謊，就撒彌天大謊。因為彌天大謊往往具有某種可信的力量。而且，民眾在大謊和小謊之間更容易成為前者的俘虜。因為民眾自己時常在小事情上說小謊，而不好意思編造大謊”等等。
1967年4月，Palo Alto的Cubberley高中曆史老師Ron Jones的課上，學生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麽德國民眾會容許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上台，為什麽他們在戰後可以宣稱自己對集中營和大屠殺毫不知情，聲稱自己從未參與屠殺自己的猶太人鄰居甚至朋友的行動？為了回答這個問題，Jones策劃了一場“The Wave”試驗。他每天像政治家一樣，用“紀律鑄造力量”、“集體鑄造力量”、“榮譽鑄造力量”等口號向15歲的孩子們發表煽動性演說，灌輸集體主義，要求他們絕對服從，嚴守紀律。不知情的學生們非常投入地參與了這項運動，設計了自己的口號和波浪狀敬禮手勢，發傳單貼廣告製作小旗子，活動很快蔓延到全校。第五天中午，學生們聚集在禮堂等待一個總統競選人前來宣布“第三波青年行動”，會場上旗幟飄揚，口號震天，齊刷刷地做著波浪狀敬禮，一些學生尖叫著流下了激動的眼淚。這時Jones老師出現在台前，告訴學生們這不過是一場教學試驗，讓大家親身體驗一回宣傳煽動和烏合之眾的可怕力量。這場失控的試驗給學生和Jones留下了心理創傷，受到老師和家長們的責難。兩年後Jones被解職，離開了學校。這場試驗後來被寫成暢銷書，拍成了獲獎影片和音樂劇。2017年3月22日晚上，在已經改成了Cubberley社區劇院的Cubberley高中禮堂原址，Jones和當年的兩位“The Wave”學生，帶著"The Lesson Plan"這部世界知名的紀錄片首次回到故事發生地放映，和大家一起追憶了發生在50年前的那場成功過了頭的教學試驗。
二十世紀進步時代的政治家Theodore Roosevelt和 Charles G. Dawes等同樣善於借助宣傳機器的力量推動當時的各項激進改革。Bernays是1924年Calvin Coolidge在競選總統連任時雇傭的公共顧問，他為總統安排了與演藝明星的煎餅早餐會，被以後的政治家們紛紛仿效。在冷戰時期，Bernays以弗洛伊德理論為根據，主張媒體要強化民眾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心理，這一建議獲得采納，民間的恐共情結成為冷戰時期的美國強有力的武器。2002 年BBC出品的紀錄片“自我的世紀（The Century of the Self）”以弗洛伊德和他的同為精神分析師的女兒Anna Freud以及外甥Bernays為主角，講述了那些手握權力的人們如何在當代運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理論試圖控製危險的群眾。片中吐露，政治謀略家 Philip Gould 和弗洛伊德的曾孫、公關顧問Matthew Freud在九十年代幫助民主黨在美國和新工黨在英國重新上位中起了關鍵作用，他們使用的聚焦人群（focus group）戰略,原本就是精神分析師所發明的一種心理療法，後被美國大公司用作一種營銷心理戰術，即允許消費者表達他們的情感和需要，就像病人在進行心理治療中一樣。據傳在五十年代Bernays還通過將危地馬拉的 Guzman上校劃歸為共產主義者在各大媒體上討伐，從而成功地幫助跨國水果公司 United Fruit Company和美國中情局推翻了這位民選總統。
Bernays的客戶上至總統，下至民間團體，還有一長串的著名大公司如寶潔、美洲煙草公司、卡地亞、通用電氣、道奇等。Bernays認為宣傳和新聞炒作是合法的商業工具，新聞而非廣告才是不知不覺地向公眾傳達信息的最佳媒介。他不屑將自己與一般的廣告人相提並論，自認層次更高，把自己定位為企業和機構的精神分析師。Bernays最喜歡的操縱公眾意見的技巧之一就是間接地用“第三方權威”（"third party authorities"）來為客戶作推銷：“如果你能影響權威人物，那麽你就自動地引導了受權威人物影響的群眾”。他還發明了“捆綁（Tie-in）”式的宣傳策略，即在不同的場所、時機和載體上統一策劃、協作推廣的策略，例如通過電台、報紙和商場展示等各環節協作共同促銷某一商品。
Bernays有許多宣傳炒作的經典案例。道奇汽車、寶潔香皂、芭蕾舞、流行色、一次性紙杯、時裝女帽和絲襪、書籍等等都是他是他的公關服務對象。1929年，Bernays在紐約複活節的遊行花車上安排了抽著象征“自由的火炬”的香煙的女模特，為美洲煙草公司成功地推動了婦女在公共場所吸煙的合法化。他在1929年為通用電氣策劃了“光的五十年金色慶典”，成功地讓世界相信了愛迪生是電燈泡的發明人，雖然 Joseph Swan比愛迪生更早發明了電燈泡。受雇於美國鋁業公司，Bernays還通過美國牙醫協會讓大眾相信了自來水氟化有益健康。
今天美國千家萬戶的百姓以煎雞蛋和培根為國民早餐，世界各地的星級酒店也將之作為標準美式早餐與愛爾蘭、英式、大陸早餐並列，這也是Bernays打在在美國文化上的一個烙印。早先美國人的早餐多以咖啡麵包果汁為主。在二十年代冰箱還不普及的年代，為了幫一家食品商推銷培根，他請他的醫生發信給5000個醫生詢問是否同意早餐吃飽比隻是胡亂吃點喝點更有益健康，得到4500封回信稱讚同。於是在他的策劃下，全國大報小報都開始刊登“4500名醫生呼籲早餐要飽餐一頓”這樣的文章，另一些報道則跟進鼓吹培根和雞蛋應該是早餐主食。美國民眾信以為真，培根銷量直線上升了，煎雞蛋和培根成了美國千家萬戶的經典早餐。
對於Bernays和他的公關行業大佬們在美國的呼風喚雨，美國不乏清醒之士抨擊他們是宣傳機器和欺騙性的輿情操縱者，他們目中隻有遊說集團的利益而無視公眾利益，他們秘密地製造一些“事件”來為客戶獲取新聞媒體的免費報道，而不是通過正當的付費廣告來博取關注。最高法院副院長Felix Frankfurter (1882–1965)在致Franklin Roosevelt總統信中將 Bernays 和另一位公關祖師爺 Ivy Lee(1877–1934)貶為“對公眾思想的職業下毒者，從愚蠢、法西斯主義和自私自利的人性中的漁利者”。
公共關係史學家Stuart Ewen說，政治運動曾經是為了贏得頭腦清醒思維理性的公民的支持，為了促進符合公眾需要的事務；而當今的政治家的政治運動大多是為了迎合消費者社會的出自狹隘的一己私利的原始欲求，除此之外與公眾事務毫無幹係。當今世界上，商業界和政界用心理學技巧來解讀、創造和滿足公眾的願望，並讓自己的產品和言論盡可能地討消費者和投票人的歡心。大家心照不宣的是：總是講真話，講比聽眾預期的還要多的真話，但是絕不要告知事實的全部真相（“Always tell the truth. Tell a lot of the truth. Tell a lot more of the truth than anybody expects you to tell. But never tell the whole truth.”）。當我們麵對新聞媒體，麵對公知和意見領袖的呼召，麵對候選人的各種許諾勸言，麵對種種新潮教育理論（包括幼兒早教理論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尤其當麵對來自世界一流大學的專家學者高深玄妙的論文報告時，請不妨回想一下弗洛伊德的外甥和他炒作的煎雞蛋與培根。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