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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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注：此係列文章引起廣泛傳播和討論，在此致謝。
12. 九十年代中後期：決戰加州
加州是美國人口最多的州。加州公校係統對教材的選擇直接關乎開發商和出版商的決策，進而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它州的教材選擇。對於教材出版商和相關產業鏈上的利益集團來說，得加州者得天下，加州是進步教育家及相關利益集團的最重要的戰場。
1996年初，國家教育進步評測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NAEP)的結果公布了，加州4年級學生的成績在參加評測的40個州中居倒數第二，僅排在密西西比的前麵。加州州立大學係統的23個分校中，新生入學數學測試的不及格率從1989年的23％逐年上升到1997和1998年的54％，大學不得不投入越來越多的財力物力人力為新生開設數學補救課程。1996年底開始，一項國際評測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的成績陸續披露，美國3、4年級學生的數學成績和國際平均水平相近，12年級學生成績在所有參加測試的國家中穩居底部。麵對如此慘淡成績，教育專家們紛紛發表評論，認為是各學區對NCTM標準所推薦的教學法執行不到位才導致學生測試成績不佳。
九十年代中期，一場類似於數學領域的去內容化的花架子英語教學改革運動“whole language learning”失敗了，公眾對英語教改的批評延伸到對數學教改的批評。各地反抗NCTM標準的草根運動風起雲湧，不斷滑坡的學生測試成績令政治家和教育官員們實在臉上無光，於是州政府下決心修訂加州1992和1994數學標準，提振加州基礎數學教育。
1995年，加州學區大總監（Superintendent of Schools）成立了由25名成員組成的數學工作組，負責推薦改進全州數學教育的方案。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數學教授Wayne Bishop不能認同該工作組無休止地討論構建主義的教學方式，於是公開聲明退出工作組。數學家Henry Alder在加州教委演講時，建議對加州1992數學標準進行全麵重寫而不是修補，並提出重寫標準的人員不能盡由那些參與先前標準製定的人員組成，而是應該聽取多方麵意見，讓數學家參與其中。
1997年1月，一個通過政治程序任命、沒有專業人士參與的“學術內容和成績表現標準委員會”(Academic Content and Performance Standards Commission )被委派負責為加州撰寫新的數學標準。新的加州標準必須在年底前通過方能生效，該委員會在法律所限的最後一分鍾才向加州教委提交了標準草案，盤算著加州教委在剩下的短短時間裏難以將之付諸討論或修改，隻能將之通過生效。
加州教委官員發現提交上來的草案零散雜亂且數學錯誤比比皆是，於是向斯坦福大學數學教授Gunnar Carlsson，Ralph Cohen，Steve Kerckhoff和James Milgram求助。在短短幾個星期內，幾位數學家重寫了標準，糾正了原方案中的100多個數學錯誤，並在新標準中對教學方法保持中立立場，即教師們隻要把各年級該學的數學內容教完，可以自由選擇教學方法，包括進步教育家宣揚的種種方法如problem solving、 inquiry-based等。這份由數學家修訂的加州數學標準於1997年12月被加州教委批準采用。1998年，Fordham基金會對來自46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加上日本的數學標準進行了獨立評估，加州數學標準得分最高，甚至排在日本之上。加州伯克利大學數學教授Hung-Hsi Wu也對提交至加州教委的前後兩份數學標準作了細致比較，同樣發現前一份由教育專家們撰寫的標準草案錯誤百出，而數學家同行們編製的標準嚴謹清晰。
眼看加州失守，教育專家們奮起反攻。1998年2月，NCTM在其新聞公告的封麵文章寫道：“加州的數學教育在去年12月遭受重創 -- 在商界、社區和教育領導者們的一片抗議聲中，加州教委會一致通過了新的數學標準。該標準隻強調基本技能，忽視創造性解決問題、程序式技能和批判性思考”。NCTM主席Gail Burrill措辭嚴厲地致信加州教委：“不應該用昨日的課程內容來教育今天的孩子以應對明天的挑戰！中小學數學課程不應該缺乏遠見，拘泥於有限的方法步驟的講授卻對現實的需要和技術的進步視而不見。加州的孩子們有權利得到更多！”NSF也嚴厲譴責加州背離了構建主義。NSF的教育與人力資源助理長官Luther Williams以公函致信加州教委，聲稱加州教委啟用新的數學標準使得之前為提高解決問題和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努力付諸東流，此舉措是短視的，長期看必將危害加州孩子們的數學素養。
來自非數學界對加州新數學標準的譴責雪片一般飛來。國家教育和經濟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NCEE)副主席Judy Codding在大會上宣稱：“我決不讓新加州標準進入教室 -- 我將為此而戰！”。加州州立學區大總監Delaine Eastin 斥責斯坦福數學家們撰寫的標準“愚笨”，是決意向死記硬背和輕視思考的回歸，並抱怨新標準“居然不允許六年級之前的學生使用計算器”。加州大學、加州州立大學和加州社區大學係統的各校區的學術參議（Academic Senates）主席們也加入了這個反對新標準大合唱，他們中沒有一個是數學家，卻發表了一個譴責新標準的聯合聲明，宣稱“數學界的一致立場”是反對新標準，支持被否決掉的那份標準。
數學家們被逼無奈，於是加州各大學和學院的100多位數學家聯名發表了一封支持新標準的公開信，簽名者包括加州理工大學、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和加州州立大學幾所分校及一些社區大學的數學係主任和數學教授，著名數學教師Jaime Escalante也在簽名之列。
這封公開信裏吐露了雙方爭論的焦點之一是要不要在一位數除法之外還教除數為兩位數以上的豎式除法。後來兩位數學家專門撰文，向教師們詳細解釋了數學中豎式除法的重要性。
謠言不攻自破。加州繼續開發K-12年級數學教育框架，斯坦福數學家James Milgram和UC Berkeley數學家Hung-Hsi Wu參與了這份數學框架的許多章節的撰寫。該框架於1998年12月被加州教委采納。同時，加州成立了有數學家參與的教材評審與選用小組，評審各學區的候選數學教科書。
雖然加州教委公布了符合新標準的教材，來自各學區的抵製卻相當頑強。學區領導們依然仰望來自NCTM、NSF、NCEE的指導意見。一個關注教育不平等問題的非政府組織的主任Guillermo Mendieta甚至為了在洛杉磯聯合學區推行NCTM標準的Integrated Math、MathLand等教材而威脅要絕食抗議，他的威脅得到了學區委員會主席Genethia Hayes的支持：“我將與我的同事們竭盡全力大聲疾呼，絕不讓這扇對非白人孩子的特別有意義的大門關上。我堅信認為這是一個關乎社會公正的問題 ”。在進步教育家們的負隅頑抗下，直至2001年，洛杉磯聯合學區才放棄了聲名狼藉的Mathland等NCTM標準的教材，啟用加州教委公布的合格教材。
高標準的教科書在學生的數學學習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自加州采用1997標準之後的近十年裏，各學區學生的數學成績穩步提高，60％的學生在7、8年級開始學習代數，這樣的進度保證他們能夠在將來的11、12年級裏學習高級數學課程。數學家Wayne Bishop等參與了這段時間某些學區的數學教材的選取工作，他開心地告訴筆者，在一些學區他們可以一票否決那些水貨教材。麻省的2000年數學標準是由哈佛數學家Wilfried Schmid領頭撰寫的，到2005年該州學生在國際數學測試中的成績已經靠近國際最高水平，僅僅排在新加坡等幾個國家之後。明尼蘇達州一直堅持自己的嚴格的州立標準，因而明州學生的國際統測的成績一直有競爭力。
最近幾年美國學生在國際數學奧賽上表現優異並連續兩年奪冠，並非因為美國公校教育有了飛躍，而是得益於一個生機勃勃、正在迅速生長的校外數學教育生態係統，該係統由the Arts of Problem Solving, Russian School of Math以及其他許多小規模的線上或線下數學教輔機構所組成。這些校外數學機構和私立名校使用的都是國際一流數學教材。
13. 九十年代末：教育部親燃戰火，數學家眾誌成城
1998年1月，麵對全國上下不斷燃起的數學戰爭之火，美國教育部長Richard Riley 在兩家數學協會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和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聯合會議上致辭，希望各方平息戰火。此時的Riley先生未曾料到，不到兩年之內，由他領導的教育部親自點燃了一把更大的火，將數學戰爭推向高潮。1999年10月，美國教育部宣布向全美15000個學區推薦以下10套“典範性（Exemplary）”或“很靠譜（Promising）”的數學教材：
“典範性”教材：Cognitive Tutor Algebra；College Preparatory Mathematics (CPM)；Connected Mathematics Program (CMP)；Core-Plus Mathematics Project；Interactive Mathematics Program (IMP)；
“很靠譜”教材：Everyday Mathematics；MathLand；Middle-school Mathematics through Applications Project (MMAP)；Number Pow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chool Mathematics Project (UCSMP)
幾個月後，教育部又在這個清單上增加了兩套符合NCTM標準的“很靠譜”教材：I Can Learn 和Growing With Mathematics。
這份教材推薦清單出自一個教育部任命的專家小組，其中有NSF助理會長 Luther Williams和NCTM前主席Jack Price。小組成員中的數學家 Manuel Berriozabal後來發表公開聲明不支持這十套教材。這些教材大多是已經在全國各地頻頻引起眾怒的空洞無物的教材。1999年11月18日，四位數學家David Klein、Richard Askey、James Milgram和Hung-Hsi Wu起草且220名數學家簽名的“致美國教育部長Riley先生的公開信”（http://www.csun.edu/~vcmth00m/riley.html）以付費廣告的形式登在華盛頓郵報上，簽名者絕大多數是全美各大學的數學教授，還有一些物理係、計算機係教授，其中包括７名諾獎得主和菲爾茲獎得主，還有許多一流大學的數學係係主任，支付廣告費用的是Packard Humanities Institute。公開信中寫道：
……決定這份教材推薦清單的專家小組裏沒有正在從事數學研究的數學家，而主流數學家、科學家與推薦這份教材清單的專家們對數學教育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 -- 例如專家組成員之一Steven Leinwand曾撰文說：“如今我們應該認識到，對於許多學生來說，真實的數學能力與熟練掌握多位數紙筆演算的方法，這兩者是互相排斥的。事實上，今天我們應該承認，繼續向學生教授這些技能不但無此必要，而且會適得其反、甚至是全然危險的”。主流數學家們對此看法實在不敢苟同。相反，數學專業期刊中的以下聲明代表了數學界的觀點：“我們想強調算術的標準算法不僅僅是‘獲得答案的途徑’，它們本身具有理論和實際價值。簡而言之，所有這些計算方法是學習代數的預備知識，因為數的運算和多項式的運算兩者具有很強的相似性”。早在教育部發文推薦這十套教材之前，著名大學的數學家和科學家們已經對其中的幾套教材表示反對意見並指出它們的嚴重數學缺陷……我們相信由美國政府麵向全國推薦這十套教材是不成熟的舉措。我們敦請閣下撤銷對全部十套“典範性”和“很靠譜”教材的推薦，並向公眾公布這一撤銷決定。我們進一步懇請閣下在將來教育部評審數學教材時邀請廣受尊重的數學家參與其間。此舉之前，我們建議各學區不要以“典範性”和“很靠譜”的字麵含義來看待被推薦的這些教材，並且在選擇數學教材時請謹慎行事。
針對這場“數學家對教育界的集體圍攻”，NCTM則高調表示對所有十套“典範性”和“很靠譜”教材的無條件支持。NCTM執行董事John Thorpe在他於1999年11月30日致教育部長的信中寫道：
“……NCTM董事會希望告知您我們對於教育部專家小組的工作、對於他們甄選教材使用的標準、甄選的程序、以及他們最終決定的推薦書目的質量和恰當性都毫無保留地支持……深感失望的是，這麽多著名的意願良好的數學家和科學家選擇站在攻擊專家小組的一方。但是我們注意到，這份公開信僅僅代表了為數甚少卻大肆發聲的數學家和科學家的意見，他們中的許多人對中小學數學沒有直接的了解，也不知如何使課程適應所有學生的需要……遺憾的是，正當NCTM勤勉且成功地與各級數學老師和數學家們合作製定中小學數學教育的高標準時，華盛頓郵報廣告的作者們卻抱定決心單方麵破壞專家小組們推薦的典範性和很靠譜的教科書目……這些教材已經在成千上萬名年輕人裏產生了積極效應，我們期待未來數年中百萬千萬的年輕人從中受益。我們不能理解，為什麽這些事實讓那些在公開信上署名者們惴惴不安。部長先生，NCTM董事會相信教育部的教材推薦是一項重大舉措，我們感謝您和您的同仁對專家組的支持並期待繼續與你們合作，為了我們國家青年的未來”。
一套名列“典範性”教材之一Core-Plus的Western Michigan Univerisity的製作者們，在他們的網站上寫道：“Milgram先生有著強烈的反對課程改革的計劃，也是新加州數學標準的領導者，該標準受到數學教育界的廣泛批評，是一種倒退”。
2000年4月，NCTM推出了新版數學標準，此標準基本上是其1989標準的翻版，隻是刪除了一些過於激進的言辭，略微強調了算術方法和運算能力的重要性。
2006年，國家數學顧問組National Mathematics Advisory Panel成立，負責向總統和教育部長提供改進數學教育的政策建議。由小布什保守政府任命的17個顧問組專家中，5個是簽署1999年致信教育部長公開信的簽名人之一。而1999年教育專家團推薦那些“典範性”和“很靠譜”的教材的專家團是民主黨政府任命的。兩屆專家團成員意見截然對立，也反映了美國政府兩黨之間對於教育的政見分歧。
數學家們的抗議給各地抵製NCTM標準教材的家長們帶來了鼓勵。數學家的這封公開信後來成了家長們反對低劣教科書的指南和依據。數學家們發出的呐喊，堅定了此後幾年裏加州教委執行1997數學標準的決心，教育部推薦的那些教材，沒有一本入選加州教委向各學區的推薦教科書之列。
哈佛大學數學家Wilfried Schmid反思了數學家和家長們對抗進步教育專家的鬥爭為何如此艱難：“在教師和數學教育專家中，前衛的改革家是最活躍的，他們的喧囂淹沒了那些對激進改革持懷疑態度的人們的聲音。數學家和科學家意識到問題的存在，顯然他們中的多數人反對數學教育領域中的這些新變革，但大多數因不熟悉教育領域而不願意加入爭論，但終於有些人起來說話了。在大多數情況下，父母出於對專家們-- 教師組織和數學教育者――的信任，也一直保持沉默隱忍。一些改革性數學課程不提供尋常意義的課本，這也剝奪了父母一個重要的信息來源。然而家長們的心態是會變化的……”
回望二十世紀美國的數學戰爭，數學家David Klein作了如下令人憂傷的總結：“由NCTM和其他教育組織推動的所謂改革所凝聚的破壞力量，會通過多米諾效應從小學階段開始逐級在教育階梯的未來年級中反映出來，直至影響到大學數學教育。若學生在小學階段不能打下足夠的算術技能和概念基礎，進入初中後將無法上升到代數學習；而沒有紮實的代數技能和想法的基礎，隨後有意義的數學課程的大門將向他們永久關閉”。這正是被低劣數學教育控製下的美國千千萬萬學子們的“數學-科學死亡行軍”的寫照。
公開信的起草人之一、加州伯克利大學數學教授Hung-HsiWu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闡釋道：“這些數學教育改革再次質疑關於數學教育的價值，他們不是以認知心理學的大規模數據研究為基礎，而是僅從見解觀點出發來重新定義數學學科的內容結構。這樣的改革具有巨大的能量，會導致本科生數學課程發生徹底的蛻變，並且窒息了未來科學家、工程師和數學家的正常培養進程 -- 在一些院校，這已經成為現實”。
這樣的現實，其實筆者曾經親曆。Hung-HsiWu教授為加強美國基礎數學教育奮力呼號時，筆者正在讀博階段，與教授所在的數學係同處一座大樓卻對這一切毫無所知。但是，筆者當年作為助教在給大三學生上一門專業課的習題課時，不小心用了一下最簡單的一階導數，於是被這幫熊孩子們告到係裏，理由是這門課不要求用微積分。時至今日筆者才明白，為什麽導師的一本被翻譯成十多種語言在全球發行的專業課本，將模型的簡潔明了的微積分推導部分全部放入附錄中，卻在正文中使用笨拙的代數推導；為什麽同樣一門專業課，係裏要開出“要求微積分”和“不要求微積分”兩種版本。
14. 二十一世紀：誰接過了NCTM的使命？
世紀之交時分，在總結剛剛硝煙散去的數學家-教育部戰爭時，哈佛數學家Wilfried Schmid清醒地發出警告：“當前，改革者已經失去了在加州的陣地，但是他們正在集結雙倍的力量進攻正在修訂數學標準的麻省。鬥爭將是激烈的 -- 以學術標準來看”。
數學家David Klein對綿延一個世紀之久的美國K-12數學教育戰爭史的回顧截止到二十世紀末期。他在論文結語中寫道：“在國際競爭時代，公眾不可能無限地容忍這種趨勢，正是NCTM教材的大範圍推廣招致了公眾的抵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進步教育家們在推行他們的進步主義數學教育上所取得的異乎尋常的成功，從長期看可能是導致它們衰亡的主要原因”。
2002年，小布什總統簽署了“不讓一個孩子掉隊（No Child Left Behind Act，NCLB)”這一新教育法案。
2009年起，奧巴馬總統上台後，一場轟轟烈烈的共同核心標準(Common Core)運動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和規模席卷了全美各州。2010年全美45個州加華盛頓特區都宣布加入Common Core,美國實現了曆史上第一個國家化的教育標準。
很快，全國各地對共同核心標準的各種抗議抵製風起潮湧。很多州在民眾的抵抗下宣布放棄共同核心標準。
2015年，奧巴馬總統簽署了“每一個學生都成功(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ESSA)”法案。
2017年1月，川普總統上台，2月7日Betsy DeVos在民主黨激烈的反對中以一票優勢當選新的教育部長。
善良的David Klein或許沒有預料到，進入二十一世紀後至今的十七年間，經曆這一係列旋渦般的勞民傷財的美國教育改革之後，美國公立學校的K-12年級數學教育總體上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改觀，進步教育繼續控製著美國各地的千百萬學子們。一些進步教育專家進入了國家和地方決策高層，一些頂著世界頂級名校教育博士或數學教育博士頭銜的教育專家們迷惑住了廣大公眾們，甚至在美國教育界和家長中取得了如搖滾明星一樣的地位和影響力。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商界巨子、慈善家比爾蓋茨攜其富可敵國的基金會加入了進步教育家的戰壕，使美國基礎數學教育繼續滑向深穀，難以自拔。
這一切，都要從25年前的那封密信談起。
15. 一切都在這封神秘的密信裏
讓我們把聚光燈落在一個現年78歲卻至今在博客上筆耕不輟的老人的身上— Marc Tucker,這樣一位多數人聞所未聞的人物，卻是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牽動美國朝野上下、影響波及千千萬萬美國民眾的美國的教育乃至勞工、健康保險等各項重大政策決策的靈魂人物及總設計師。
Marc Tucker是國家教育與經濟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 NCEE)的總裁與CEO, 國際知名教育改革家，曾在教育部等多個政府和民間智囊機構任要職，是多個職業標準協會的發起人和領導者，常在國會和地方立法機構作證，頻頻受邀在各大學演講，在羅切斯特大學教育係當過教授，是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的榮譽學者。他著書立說，並在NCEE主頁上的個人博客上勤奮地發表教育改革主張，與各方人士交鋒，嚴厲嗬斥美國教師隊伍素質差、教學質量低下。他對改進美國教育的期望不可謂不熱切。自上海在PISA考試中連續奪冠後，他訪談了六位研究中國教育的資深人士，包括前上海市教委主任張民選，試圖探究中國教育的奧秘。2011年，他又出版了《超越上海：美國教育采用世界領先係統計劃》（Surpassing Shanghai: An Agenda for American Education Built on the World’s Leading Systems）一書，希望美國的教育改革能借鑒“上海模式”，呼籲美國向上海學習教研組、聽課製等教師培訓方法，並向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芬蘭和日本等學習各種先進有效的教育政策和教學經驗。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對美國的教育、美國的未來殷殷關切的人士，卻正是美國近三十年來教育和社會改革的總設計師，是導致這幾十年來美國整體教育質量持續滑坡的最主要的幾個政策決策人和推動者之一。
Tucker於1939年出生於麻省，1961年獲布朗大學哲學和美國文學學士學位，並在耶魯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先後學習過一些研究生課程。1983年名噪一時的《危險中的國家》報告發布後，美國朝野上下對全國教育質量的大跳水一片嘩然，由此引發了左派力量改革教育和社會的追求。1986年，由卡內基基金資助的卡內基論壇發表了由Tucker主筆的《準備好的國家：21世紀的教師》 (A Nation Prepared: Teachers for the 21st Century）這一“卡內基報告”。該報告重點強調需要大大提高美國教學力量並使之專業化(professionalized)，利用專業化的教學力量從根本上改變教育係統的性質，新的係統要對學生和教師雙方都設立更高的標準，並建議以製定學生學業的國家標準和建立國家專業化教學標準委員會來啟動教學專業化的改革。這份報告響應了《危險中的國家》的報告中對教育標準化的呼喚，並彰顯了Tucker精密編織大政府、大教育和大商業的協調運作體係的宏韜大略。卡內基報告發表後第二年，國家專業化教學標準委員會成立，Tucker為首任主席。同年，卡內基公司支持他創立了NCEE，專注於卡內基報告中建議的各項教育改革措施的研究。
Michael Cohen是裏根時期以來影響美國教育政策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學曆不詳，在1985-90年間擔任全國州長協會(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NGA)的教育政策主任，是時任阿肯色州州長、分管NGA教育政策事務的克林頓的部下。1988年布什以“教育總統”作為吸引選民的亮點贏得了大選。1989年9月27和28日，在克林頓和Cohen的策劃下，布什總統和49個州長召開了美國曆史上第一次教育峰會，克林頓擔任峰會主席。這也是美國曆史上總統和眾位州長為某個單一議題而舉行的第三次集會，前兩次分別是1908年以自然保護為主題和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以振興經濟為主題的集會。峰會上確立了幾項2000年時美國應達到的國家教育目標：所有學齡兒童都做好入學學習的準備；所有成人都能讀寫並擁有工作技能；高中畢業率達到90%以上；美國學生在數學和科學上達到世界第一；在英語、數學、科學、曆史、地理等各科都達到熟練掌握的程度。峰會之後，克林頓與布什的內務顧問 Roger Porter繼續跟進峰會確立的國家教育目標，美國2000年教育目標成為1990年的布什總統國情谘文的中心話題。
在召開第一次教育峰會的1989年，NCEE成立了一個掛在美國勞工部下的美國勞工技能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the Skills of American Workforce), 主要成員有希拉裏，Marc Tucker，Michael Cohen和希拉裏的全民健康計劃的總建築師Ira Magaziner。1990年，Tucker領導下的這個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報告《美國的選擇：高技能或低工資》，提出了一係列旨在提高美國工人基本技能、增強經濟競爭力的人力資源發展政策建議，這些政策建議在克林頓執政時期陸續實現為一係列法案條令。
1991年7月，布什政府將峰會上一係列目標以“美國2000 （America 2000）”計劃為名公諸於眾，並隨後通過教育部資助開始嚐試製定曆史等幾個科目的標準。既然設立了國家教育目標，自然下一步就是要落實這些目標具體的標的是什麽？應該怎樣衡量向這些目標邁進的尺度？誰來衡量？這些政策問題都導向了標準化改革：建立各學科教育標準以及檢測是否達到標準的測試體係，並建立相關的問責製度。
1992年11月11日，在克林頓競選獲勝僅僅幾天之後，Tucker向新晉第一夫人希拉裏發出了一封長達十餘頁的私人密信，這封密信後來不知如何落入他人之手，於1998年被共和黨國會議員Bob Schaffer於1998年9月25日提交國會檔案收藏而載入史冊，人稱“親愛的希拉裏（Dear Hillary）”信函。任何一個希望深層了解美國的政治運作和教育發展的人，都應該讀一讀這封“國書”，因為近三十年來美國曆屆政府的教育政策的沿革幾乎不折不扣地執行了Tucker這位並不算路人皆知的“國師”在此封密信中授予希拉裏的全盤治國謀略。
在信的開頭，Tucker表達了克林頓的當選是美國千載難逢的一次全麵改革美國教育與社會的機會：“我個人也是大家的見解是，美國抓住了它的最後的機會，用我非常喜愛引用的溫斯頓丘吉爾的一句話來說，‘美國總是做對了事 -- 在窮竭其所能之後’”。這個機會就是將希拉裏推崇的深度學徒製人力資源發展規劃加以升華，“重塑整個美國人力資源發展係統”，建立“一套對每一個人 -- 包括年老和年少、窮人和富人、工人和學生 -- 的統一的從搖籃到墳墓的技能培訓的精密無縫的大網”。Tucker建議徹底重組小學和中學，重啟教育改革，建立國家化的教育標準和考試體係，學生在16歲時參加國家標準考試，若考試合格可獲得“普通教育證書（general education certificate）”；獲得此證書的學生將繼續享有兩年高中和一年大學的三年免費教育，這三年的免費教育是一種學術課程和職業培訓的結合，學生畢業後可獲得一種亞於本科文憑的職業和技術證書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certificates）。這個教育計劃的目標是80%以上的美國學生都將按這種軌道獲得某種大學文憑，其中大多數是這種三年製的高中與職業培訓結合體頒發的“大學”文憑。鑒於民調顯示所有的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學而不是被篩選進與大學分道揚鑣的學徒製的職業培訓軌道，Tucker希望通過這樣一種三年製亞本科“大學”文憑既能實現希拉裏的學徒製人力資源發展的政治構想，又能得到懷抱大學夢的家長和民眾的普遍支持。通過這種三年製“大學”的學習和職業訓練，大部分的學生將獲得應有的技能加入產業大軍。同樣水準的教育和職業訓練的機會也將提供給社會上的失業和再就業人員，如此就業服務體係與學校教育係統將合並一體，從而使得人人皆可獲得從前隻有少數人才能享有的“大學”教育機會。全國的中小學教育標準、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都將與這一國家化的人力資源發展體係掛鉤，以實現一個將所有的學校和所有的工作場所連接一體的“無止境的技能發展的無縫對接係統”。作為整個戰略的一部分，Tucker還著重強調了要建立涵蓋全體學生、各級學校、全體勞工、職業培訓機構、就業服務機構和所有雇主單位的全麵詳細的數據庫。
Tucker預料到“要將這些強塞下每一個人的喉嚨一定會招來劇烈的反抗”，因此向希拉裏提出了一整套周密詳細的戰略謀劃。Tucker在信中特別提到要學習NSF通過SSI種子基金計劃在全國迅速強推NCTM標準的教科書的成功經驗，先策略性地誘導一些州和若幹大城市接受這些標準化、國家化的教育改革理念，通過建立競爭性基金項目來杠杆性地撬動各州主動加入全國性教育標準這盤大棋局。這些熱身布局可與國家化的三年製大學的“職業與技術標準”的製定同時進行，這樣待標準一出台，各州就可以立即付諸實施。Tucker在信末建議新當選的總統花上半年左右的時間到各大電視台、各州學校、各城郊進行巡回演講，以期帶來政府和民眾在態度、價值觀和傳統理念的巨變，認同新政府的一攬子激進改革計劃，以期抓住這“最後的機會”實現他們的宏偉計劃。
Tucker的這封國書可謂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簡潔透明和直言不諱在類似的政治文件中無出其右者，幾乎標誌著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政治與社會意識形態發展的一個曆史轉折點。Tucker和希拉裏以及克林頓總統團隊謀劃的國家化教育與經濟計劃夢想，實質上是一種脅迫式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理想。Tucker信中建議新總統“從德國書本中摘取一頁”，也就是要將德國的教育--勞工模式移植到美國，將學校公校K-12年級改造成為國家化的人力資源發展模式服務的流水線，為國家經濟發展製造出工蜂一般的產業大軍；這些產業大軍將繳納足夠多的稅收，以支持愈加膨脹的大政府的運轉。德國的教育--勞工模式起源於盧梭的反古典教育的集體主義理想和進步浪漫主義哲學。這些進步教育思想經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精煉升華後，通過Heinrich Pestalozzi 和 Friedrich Froebel在德國的大學結構體係得到實施，然後被傳輸到世界各地，尤其是通過杜威及其弟子被灌輸到被美國的每一所教師學院中，由此深深地影響了二十世紀初期以來美國的每一間教室。Tucker的國書中勾畫的教育改革計劃通盤體現了盧梭-黑格爾-杜威式的教育為實際生活服務、片麵追求教育效率、反智主義、社會契約理念下個人服從國家需要的“進步”教育思想，是對美國自由民主的聯邦憲法精神的背棄，是對自由追求學術成就的古典教育目標的進一步疏離。
Tucker的這封密信可謂是一份周全縝密的路線圖加解碼書，在它的導引下，我們可以恍然大悟般解讀近三十年來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曆屆政府下，令人眼花繚亂的教育政策的演變、令人頭暈目眩的各項教育改革措施、以及令人難以捉摸的教師工會、商業巨子、左右兩黨、各路政客及利益集團的角色立場。
16. 克林頓年代：標準化教育改革出師未捷
克林頓是布什之後的第二個“教育總統”。在克林頓年代，Cohen先後擔任了教育部小學和中學教育助理長官、總統教育政策特別助理和美國教育部長Richard Riley的高級顧問。作為希拉裏核心團隊的一員大將，Cohen以教育部官員的身份主持將布什時期的“美國2000”計劃改編為“目標2000（Goals 2000）”議案。1994年，按照“親愛的希拉裏”信中的藍圖，克林頓簽署了“目標2000：教育美國法案（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和“學校--工作法案 (the School-to-Work Act)”, 並於1998年跟進了“勞動力投資法案（Workforce Investment Act）”。這些法案是對Tucker的國書中的一係列建議的落實，目標是建立國家教育標準，構築美國學生為適應21世紀的生活和工作所應具備的知識體係。按照Tucker的行動方案，克林頓政府提請國會批準建立國家教育標準與改進理事會，該理事會將擁有裁決州立教育標準的權力，其實質就是一個統領各州學區委員會的“國家學區委員會(national school board)”。自林登約翰遜總統的“偉大社會計劃”允許聯邦政府直接插手地方學校事務以來，國會在將近三十年裏一直由民主黨把持，共和黨直至1994年方首次在國會中重獲多數席位。共和黨主政的國會所做的頭幾件大事之一，就是否決了這個國家學區委員會提案。1995年1月，參議院以99對1票否決了教育部提交的曆史科目的國家標準，因為該標準以販賣政治正確的內容為核心，不惜犧牲基本的美國曆史史實。
時至九十年代中期，借1989年首屆教育峰會呼喚教育標準的東風，NCTM和NSF聯手在全國範圍強勢推動NCTM標準的低劣數學教科書的戰役已經取得豐碩成果。然而美國公校學生的數學成績卻在此間一路下滑。美國各年級數學課堂裏一多半在講小學的算術內容，8年級數學課堂有10%在補習小學算術知識。法國、德國、日本和以色列有三成至一半的學生參加數學和科學的AP考試，通過率達90%以上，美國隻有6.6%的學生參加同等的AP考試，參加考試的學生隻有約66%能及格。一份報告顯示相比其他教育高成就國家，美國中學的代數、幾何、微積分課都數量偏少，數學課程的內容龐雜卻完全沒有任何重點。
與進步教育的劣質數學教材征服美國千萬所校園的同時，進步教育家也攻占了英語學科的教學。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全詞全語教學法(whole language)再次在美國各學區的英語教學中成為主流教學法。這是二十年代進步教育專家發明的英語認讀方法，主張兒童看圖猜字 （sight-reading），跳過不認識的字詞、根據上下文來猜詞義。二十世紀上半頁，這一新潮教學法的流行在美國生產出了很多文盲半文盲的學生。1955年，Rudolf Flesch寫了著名的《為什麽約翰尼不會讀書？你又該怎麽做？》（Why Johnny Can't Read: And What You Can Do about It），對這種全詞全語教學法進行了批評，呼籲回歸傳統的語音教學法(phonics)。正是在這本書的啟發下，蘇斯博士基於語音學(phonics)於1957年寫出了經典作品《戴帽子的貓》（The Cat in the Hat）。
1996年，美國40位來自MIT以及麻省其它幾所大學的語言和閱讀專家發表聯名信，公開批評全詞全語教學法導致學生閱讀能力的大倒退，明確強調語音知識（phonics）是閱讀的根基，學生必須學習語音知識方能成為熟練的閱讀者。加州教委官員Bill Honig 也抨擊全詞全語教學法導致30-40%的城市學童完全不能閱讀，超過半數的孩子閱讀能力達不到年級水平。著名的教育史專家和作家、布什時期的教育部長助理Diane Ravitch在她的“Left Back: A Century of Failed School Reforms” 一書中寫道，1994年經“校正”評分係統後，美國學生的SAT語言平均分是500-505分，但若沿用1941-1993年的評分標準，這個分數隻在430分左右。美國學生的英語語言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固然可以歸咎於幾十年來各學科課本所用詞匯普遍趨於簡單化，但更主要的原因在於國家英語教師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多年來不斷地降低英語教學中的詞匯、語法、句法和精讀的重要性。
此時政客和商界領袖們意識到他們在1989年峰會上所承諾的幾大2000年目標即將全部落空。高中畢業生的素質大幅滑坡，高中文憑不再是一定知識能力的證明，企業不得不另花大筆錢對求職者進行各種測試和篩選，時常從幾百個應聘者中也挑不到幾個合格的員工。據美國管理協會統計，1989年隻有4%的美國企業為員工補習基本的聽說讀寫和計算技能，到1994年，這一比例猛升至20%，大大增加了企業的開銷。互聯網第一代瀏覽器Netscape 的前總裁James L. Barksdale 宣布捐贈1億美元改進密西西比州的閱讀教學，他說，我們有30-40萬份工作空位，卻招不到合適的人，因為年輕人普遍不會閱讀。一直奔走呼號美國基礎教育“生病了”、倡導企業家們關注支持教育的IBM總裁Gerstner說：“我們會教學生們怎樣幹推銷，怎樣記賬，但是我們卻不得不教他們如何閱讀、計算、交談和思考，這真是殺了我們！”。
1996年3月，希拉裏核心團隊把持的國家州長協會NGA協同IBM總裁Gerstner召集全國各州商業領袖代表們在紐約州的IBM會議中心召集了全國第二次教育峰會，峰會參加者有克林頓總統、教育部長Richard Riley和NCEE主席Muck Tucker及一些教育界人士，40位州長和49位代表各州的大公司總裁，其中包括IBM、波音、AT&T、UPS、寶潔、科達、施樂等大公司的總裁。峰會的核心主題是“學術標準，測試體係，問責製度，教學新技術”。峰會紀要裏提出，學術標準是對所有學生的學習某一科目的共同核心(common core)內容的清晰定義，以及基於這些共同核心內容的學習業績的考核。基於學術標準的教育改革不光要有目標和學術標準，還應該進行配套的測試體係、教師培訓和教學實踐以及資源配置方麵的改革。
在峰會上，克林頓總統激情演講：“我相信這次會議是曆史性的。1996年此時此刻的你們說你們可以有全世界的所有目標，但是除非誰有一套有意義的標準和一個衡量是否達到標準的係統，你們是達不到目標的”。內華達州州長Bob Miller說：“法國、德國、日本的孩子並不比美國的孩子聰明。他們隻是被給予了更高的預期。我們必須為我們的孩子補上一個更高的學術標準，否則我們就是偷走他們的未來，搶奪了他們競爭的能力”。峰會也展示了民調結果：各族裔、各黨派的家長們都期望設立更高的學術標準，即使在被告知更高學術標準可能導致孩子拿不到畢業文憑或是留級時，家長們仍然堅持選擇希望更高的學術標準。Bob Miller州長還特別強調應該對所有學生、包括少數族裔和貧困家庭學生都提供一致的高學術標準的教育，而不是根據學生背景區別對待。
各州州長們和飽嚐了從K-12公校流水線下來的低素質畢業生之苦的商界領袖們，群情激昂，摩拳擦掌，做出錚錚承諾：州長們將在兩年內在本州設立具有國際競爭性的學術標準，建立衡量學術成就的考試體係及問責製度；參會的商業領袖們將在一年內實現本公司在招人時要求應聘者出示成績單、文憑和證書等學術成就證明；公司在選址時將把當地的學術標準的質量和學生成績作為一個重要考量因素；一年之內，成立一個獨立的非政府組織來領導標準化教育改革，作為全國各州的學術標準信息交換中心，進行各州之間和國際間的標準比較，為各方提供技術幫助和支持，並通報各州和各企業在標準化教育改革方麵的進展。
美國商界人士並不是第一次展現出對振興美國公立教育的殷切期望和參與熱情。八十年代裏，許多痛感美國高中畢業生學業水平太差的商人們就嚐試了一些希望提振教育質量的舉措。例如，賓州的西屋電氣等一些公司聯合對優秀教師和校長頒發獎勵，路易斯安那州的商界人士成功遊說州政府征收特別稅用以改善學校。德州州長於1984年任命億萬富翁Ross Perot擔任州教委會要職，他上任後便出台了一係列針對高中畢業文憑的學業要求，甚至規定考試不及格的學生不能參加運動隊。Perot在1992和1997年曾兩度參與總統競選，與克林頓競爭總統之位。
有一種說法是美國商界人士應對美國公校的衰敗負一定責任，因為美國大公司希望將公校變成職業培訓機構，生產出學術水準較低、願意接受較低工資的產業大軍，從而在經濟全球化下保持美國產品的競爭力；正是美國商界對公共教育係統橫加幹涉，導致美國教育界丟失了以教授知識、培育心智為目標的傳統教育信念。應該說來，這種指責是過分的，是教育界人士們為自己的低劣教育開脫的一個借口。事實上，商界領袖們很清楚地表明，他們對學校的期望並不是生產未來的產業工人，而是希望學校能夠教育出有知識有思想、有自我反思能力、也有良好職業技能的公民。此次峰會上，Gerstner就強調大公司並不期望K-12教育體係變成職業培訓學校，相反，學校培養出高學術成就和具有解決問題能力和交流溝通能力的學生對商業界和對學生本人都是更好的貢獻。
然而，對於受邀參加峰會的NCEE主席Muck Tucker和克林頓總統來說，這次峰會是他們實施從教育到工場及國家經濟計劃大戰略的裏程碑，是標準化教育改革的一個重大突破。盡管同1989年的首次峰會一樣，與會者們及民眾們都對美國基礎教育質量之差忍無可忍，強烈期望製定出向世界最高教育水平看齊的教育標準, Tucker先生和他們的核心團隊的既定學術標準仍然是Tucker國書裏的“大學和就業就緒”標準。
按照峰會上的承諾，幾個月後，一個由六位州長和若幹商業領袖牽頭的名為Achieve的非政府組織在華盛頓如期誕生，其宗旨是幫助各州提高學術標準，改進測試係統，增強問責製度。該峰會紀要裏有一張大字圖片：“1996全國教育峰會：一個給美國未來的恒久禮物”。Achieve就是這次峰會給美國民眾留下的一個影響深遠的禮物。自它成立以來，Achieve的成員們就夜以繼日地籌劃Tucker國書中所描繪的全國一盤棋標準化教育改革的各項事務，是未來奧巴馬時期推出的美國曆史上首個國家性的教育標準“共同核心標準”（Common Core）的策劃、製作和推廣基地。這一年，擁有康奈爾大學法學學位和兒童早教本科學曆的Susan Pimentel作為顧問入了Achieve, 她是日後Common Core的英語標準的主要執筆人。
1996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民調顯示3/4的被訪者認為學校教育標準太低。1997年，“國家標準”成為克林頓總統的國情谘文的演講主題之一：“今晚，我向全國發起挑戰 —每一個州都應采用全國一致的高學術標準。到1999年，每一個州都應對每一位4年級學生測試閱讀、對每一位8年級學生測試數學，以保證達到這些標準”；這些國家標準代表的是“所有學生都應該掌握的能在二十一世紀的知識經濟裏勝出的知識”。1998年，38個州建立了重點科目的標準。1999年，Achieve協同IBM總裁Gerstner召開了第三次州長和商業領袖的全國教育峰會，呼籲各州將標準化教育改革繼續深入，完善測評係統，嚴格學校問責製度，從而真正改進教學業績。
這段時期裏，借著全國上下呼喚標準化教育改革的東風，NSF和NCTM發起淩厲攻勢，將進步教育家編撰的NCTM標準數學教材強勢推給全國各學區的課堂，家長們和數學家們對低劣教材的反抗正此起彼伏。1997年底，在與進步教育勢力的激烈交鋒之後，數學家撰寫的數學標準在加州教委得到通過。1998年，Achieve開始了學術標準和考試係統的基準試點項目。1999年10月，美國教育部向全國推薦10套低劣數學教材，引發全國200多名著名數學家和科學家聯名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公開抗議信。同樣是在1999年10月，世界上最聰明最富有且最具慈善精神、創造了人類曆史上最重大的科技進步之一的知識精英比爾蓋茨先生向Achieve資助一百萬美元，用以資助其對各州學術標準和考試體係的全麵比較研究，此舉標誌著蓋茨正式加盟標準化教育改革，預兆著美國的公立教育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將麵臨一番前所未有的震蕩。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