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友鳳珍

      在看到教練說要寫寫一個穿軍裝帶袖套的女同學時，一個同樣穿軍裝帶袖套的女同學形象出現在我腦海中。這是個很多年未曾想起過的形象，因為和教練寫的秋華不同，這是個不討人喜歡的女同學。

      隨著四人幫的倒台和文革的終結，我終於搭上末班車，在1977年3月走進大學，成了一名工農兵大學生。我們係那一年招收了70名新生，分為兩個班，每班三十五人，學生全部住校。那時的大學學生宿舍很擠，一屋四張雙層床，住七個人，留一個鋪放行李。中間是一張大桌子，吃飯學習全在這張桌子上。在宿舍新生的自我介紹時，我知道了我們宿舍有四個上海同學，一個來自工廠，三個是和我一樣的插隊知青。三個外地同學一個來自浙江，兩個來自湖南。當其中一個穿著灰軍裝（後來知道她哥哥是海軍戰士）帶著藍袖套的圓臉女生自我介紹說，“我叫鳳珍，來自湖南，是毛主席的老鄉”時，另一個來自湘潭的湖南同學搶著說，你要這麽說那全省的人都是主席的老鄉囉！大家聽了哈哈大笑，覺得好玩。兩個湖南人搶做主席老鄉，那湘潭的當然更正宗啦！因為討厭文革中推行的唯成份論，我從沒打聽過幾個室友的家庭背景。

      開始學習不過兩個多月，班裏就出了件大事。我們班的團支部書記林是一個從西北偏僻省份來的男孩，二十一二歲。有天他外出辦事，坐公交車時碰到個女孩。據林說是那女孩一路上一直靠在他身上。結果呢，這個沒見識過上海公交車的擁擠程度，也沒見過美女的“土包子”昏了頭了。大概以為人家女孩對他有意吧，竟然糊裏糊塗地跟著人家下車，又糊裏糊塗地跟著人家上了另一輛車。那女孩注意到了這個跟著她的外地人，嚇得大叫，說林盯她梢，是流氓。於是我們的團支書就被車上的售票員逮起來了。一旦被逮，這家夥夢也嚇醒了，口不擇言地趕緊告訴人家說自己是某某大學某某係的學生。巧不巧的，那輛車上正好有我們學校兩個教師在，結果公交方麵就把他交給那兩位教師，請他們把林帶回學校處理。

      林回到學校後又羞又怕，躲在宿舍哭了三天，沒敢去教室上課，也沒敢去食堂吃飯。那時大學裏的政治教育還是由文革中進大學“摻沙子”的工宣隊掌握的。團支書“道德敗壞”不就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嗎？於是在我們係工宣隊指導員的主持下，我們班黨支部十八名黨員連續開會對林進行批判。我不是黨員，沒有資格參加黨支部對林的批鬥會。那天我去食堂吃飯，在食堂門口碰到我們組的黨員同學小馬。他倆眼直瞪瞪地瞅著我，幾乎是咬牙切齒地對我說：你們女的怎麽這麽不要臉啊？小馬是現役軍人學員，平時就心直口快愛仗義執言，但我從沒見他如此憤怒地對一個女同學說過話，而且還說得那麽難聽。我挺不高興地問他：我們女的怎麽不要臉啦？他說，你們女的要臉，幹嘛說林一貫作風不正派？他說鳳珍在會上揭發說我們女同學一致反映林愛對女同學耍流氓。我一聽急了，知道這個所謂“揭發”對林意味著什麽。我說我們沒說過啊。而且不少女同學還說林這個人抹不開，在食堂吃飯碰到哪個女同學坐到他旁邊，他會立馬端著碗轉移。小馬問，那他有沒有對著女同學唱什麽哥哥妹妹的？我想了想，想起是有次班裏參加修路勞動，中間休息時互相起哄拉節目，林唱過電影“柳堡的故事”的插曲“九九豔陽天”。那歌裏倒確實有哥哥妹妹的，可他也不是對哪個女生唱的呀，怎麽就“耍流氓”了呢？大概後來再開會時，小馬把我告訴他的在會上說了，加上黨員裏本來就有好幾個女生，知道真相，在黨支部最後投票決定是不是要給林正式處分時，除了林自己不得投票外，十七個黨員有十六個投了反對票，認為批評教育就可以了。支持給處分的隻有一票，是鳳珍的。這讓工宣隊指導員很不高興。結果林逃過了處分，但團支書是當不成了。接替他的是原來什麽幹部也不是的鳳珍。因為工宣隊指導員說團支書必須要象鳳珍那樣立場堅定，敢於對壞人壞事作鬥爭。

      鳳珍當上團支書不久，我們班又出了件大事。這次出事的是我們的班主任文。文是個高高瘦瘦長得挺白淨的男青年，年齡和我相仿，是從黑龍江兵團被推薦來上學的工農兵學員畢業留校的。那時文才新婚，妻子是上海另一所大學的團幹部，也是工農兵學員畢業留校的。結婚不久有個女子找到我們學校，說她是文在黑龍江兵團時的女朋友，控訴文上了大學就扔了還留在兵團的她另結新歡。聽說那個女子還吵到文的家裏，結果文挨了他妻子一個耳光並被趕出家門。工宣隊指導員得知後大怒，道德如此敗壞的人怎麽能做班主任？一個令下，文被撤去班主任，停止教學工作，送到大學的防空洞工地“勞動改造”去了！倒黴的是那個防空洞工地正好在我們上課的教室附近，有時我們上下課時會遇見穿著汗跡斑斑的工作服，帶著安全帽的文。文看到我們當然很尷尬，要就是裝著沒看見，要就是低了頭趕緊離開。每次這樣的遇見，曾經追著文“文老師，文老師”地喊得很親的鳳珍會昂著頭走過，嘴邊掛著顯而易見的鄙夷。但在鄉下待了八年的我，這時已經看過很多世態人情；也聽我們公社黨委書記老陳說過，凡兩個知青一個回城上大學另一個留在農村的最後都黃了，所以無法象鳳珍那樣公開對文表示鄙夷。相反，有時我碰到文，還是會稱他一聲“文老師”。（也許是這種時候的這聲“文老師”讓文記憶深刻，他後來在我遭難時給了我不少幫助。當然那是後話。）不想這卻惹得鳳珍不高興了。她幾次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上指出，說我們有的同學隻管學習好（我是班裏的學習委員，成績很好），就是不管階級鬥爭，和壞人劃不清界線。雖然她沒有指名道姓，但我很清楚她就是在說我。說了不夠，還匯報到了工宣隊指導員那裏。結果我被工宣隊指導員叫去進行“再教育”。除了階級鬥爭，階級路線的老話外，肯定看過我檔案的工宣隊指導員還幾次拿我的家庭出身說事，就差沒有把“狗崽子”的帽子再次扣到我頭上。

      一年後，恢複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即77級大學生入學了。新生報到那天，鳳珍興衝衝地對我們說“我們主任的兒子考到我們係來了，我得去看看他！”自那以後，每逢周末她經常會在宿舍裏宣布：給我們主任的兒子洗衣服去！或者，給我們主任的兒子縫被子去！我一直都以為她們主任的兒子是應屆高中畢業的小孩子，所以生活不會自理，得她這個大姐姐多方關照。等到後來知道她時時掛在口中的“我們主任的兒子”竟然是77級那個年齡比她大的當過插隊知青的軍時，我覺得實在是太滑稽了！一個二十六七歲的下鄉多年的知青，還用得著女同學給洗衣服？如果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話，那簡直有點匪夷所思了。因為嫌我們自己班的課程進度太慢，77級進校後我一直混在他們班聽課，和他們混成了同學，和軍也挺熟。聽軍那個宿舍的人說軍看到鳳珍簡直是頭痛欲裂。每次鳳珍跑到他宿舍，不管軍怎麽攔，鳳珍掀被子翻枕頭，非得搜羅出幾件東西來洗不可。弄得好像她是軍的媳婦兒一樣。我問他們鳳珍和軍的母親究竟是什麽關係，他們告訴我說，沒有直接關係。鳳珍是長沙附近鄉下一個農民的女兒，讀過兩年初中。有年省婦聯的工作組下鄉，有幾個住在鳳珍家。因為鳳珍和她父母端茶送飯的招待得很熱情，婦聯的人臨走就把鳳珍推薦到縣婦聯當了打字員，後來又推薦來上了大學。因為鳳珍是以農代幹在縣裏工作，戶口還在農村，她一直想調進省婦聯成為城市戶口，所以常常到省婦聯去找曾在她家住過的人。軍的母親是省婦聯副主任，和鳳珍並不認識。大概是誰告訴了鳳珍關於軍考上我們大學的事，所以她就在軍身上打起了主意。軍才華橫溢，書讀得好，能寫詩，而且早已有了女朋友。聽說有一天他終於不堪其煩，直截了當告訴鳳珍不要再去他的宿舍找他，他絕不會和她有什麽關係的。

      在軍那裏碰了個大釘子後，鳳珍消停了一些日子，就到我們那屆工農兵學員分配的時候了。我早在半年前就已經通過考試當上了研究生，所以不在分配之列。但原來班裏和宿舍裏的同學都在忙著找人托關係。因為有了憑本事考入大學的77級，78級學生，工農兵學生有很強烈的不安全感，怕沒有好的單位要，又怕分到好的單位被那裏的人看不起。和現役軍人小馬睡上下鋪的群是個不言不語，穿著非常樸素的人。後來有人告訴我說，別看群不起眼，他爸是西北某省的省委常委，人家是如假包換的高幹子弟！可能是因為群家所在的那個省實在太窮，畢業分配時群他爸想了點辦法沒讓群分回原來那個省，而是分到了群的姐姐工作的湖南省。群在湖南工作了沒幾年，通過分配在上海的小馬找到我，問我能不能幫他在北京某單位找個關係，他想到那裏工作。我正好有個研究生同學分在那個單位工作，牽線搭橋沒問題。但人家說了隻能借調，不可能正式進京。話傳回給群後，回答是借調也行。我問小馬，群放著在省會長沙的挺好的工作不要，跑到北京去做個臨時工，這是何苦？小馬說，還不是被鳳珍逼的唄！原來鳳珍當年分回了湖南，如願在長沙有了工作，成了城市人。看到不是湖南人的群也分到了長沙，才知道群是高幹子弟，於是就借原來是同班同學的名義再次故技重施。不是去幫住在機關宿舍的群打掃衛生，就是給他送菜送飯，還在省直機關裏到處放風說她和群在大學就“處對象”了，搞得群狼狽不堪，很下不來台。群本是個很靦腆的人，這種事人家女方四處宣揚，你也不能見人就解釋無有此事吧？自認不是對手的群隻好三十六計走為上，逃之夭夭去也！

      一晃那些同學離開大學都三十多年了，我和很多人都失去了聯係。說實在的，我曾經非常討厭鳳珍。討厭她處心積慮，趨炎附勢，更討厭她落井下石，踩著別人肩膀往上爬。我知道很多同學也和我一樣的討厭她。以致近年來在老同學聚會的熱潮中，我們常常會聽到不少全國各地重新聯係上的同學的消息，卻從來沒有人提起過鳳珍的名字。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有時也問自己，一個原本該是單純善良的農村女孩，到底是怎麽變成了這樣一個讓人討厭的人呢？我也很想知道，同樣已過知天命年齡的鳳珍，又會怎樣看待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