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父母官”

      中國人缺少民主傳統，所以曆朝曆代不但不把當官的看成是公仆，反而冠以“父母”二字。於是當官的無形中就被賦予了幹預和控製百姓命運的權力,當然還有關愛扶持百姓的期待。這一生，基本上沒有和高級幹部直接打過交道，所以不知道他們是怎麽當老百姓的“父母”的，隻是在插隊時和農村的幹部們有密切的聯係，不但觀察到，而且接受過他們作為“父母”對於我們人生的直接影響。

      我們接觸最多的當然是大隊的幹部。不過大隊並非中國國家機器中正式的一級行政機構，大隊幹部也不算是國家幹部（其證據是大隊幹部不領國家工資也不吃商品糧）。所以除了象評工記分，指派隊裏的某些職務（如電工，赤腳醫生，小學教師等），和每年推薦一兩個工農兵大學生這樣的事讓他們有可能在知青身上體現“官”的權勢外，其它就更象是“父母”。比如我們剛下鄉時有一次在村頭馬圈外等出工，隊裏的馬倌牽來準備配種的兒馬子。一個女知青見了叫了起來：看啊，這馬怎麽有五條腿？十六七歲的城市娃，別說五條“腿”的馬，在那以前恐怕連四條腿的馬都沒見過，說出這話也不奇怪，可卻把站在周圍的老鄉笑得直打跌。忘了是哪個大隊幹部正好站在旁邊，立馬讓馬倌把馬牽走。有些半大小子後來招惹這個長得挺好看的女知青，老愛問她去不去看五條腿的馬，讓大隊幹部聽到就免不了一頓叱罵。也有的女知青為了顯示和貧下中農相結合的進步，愛學著老鄉講本地話，有時候聽了人家說的髒話不懂是什麽意思，也依樣畫葫蘆。老鄉聽到了或者故意使壞，或者不好意思指出，可大隊幹部聽到了，就馬上會說，閨女家家的不許說這話！這樣的事情雖小，但可見那些“父母官”多少還是把知青當自家孩子待的。這裏略過不談。

     公社是行政機構中最低的一級，公社幹部也是“父母官”中最接近老百姓的一群人。我們在農村時接觸最多的正式的“父母官”也就是這幫幹部。因為當大隊小學校的民辦教師，我最早認識的公社幹部是文教幹事老綦。（說實在的，這個“綦”字到現在我也常常搞不清怎麽寫，更別說當時在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農村了。大多數人都認為他姓齊，整齊的齊。他也不糾正，因為沒法跟人說清楚他那個“綦”是什麽綦。）老綦是我們這幫民辦教師的頂頭上司，一年得有三四回的不是他在公社召集我們開會，就是由他帶隊去縣裏開會。一開始我對他印象不咋地：三十出點頭的人，一張長長的馬臉，蒼白，理個小分頭，看著就不像個貧下中農。後來聽人說，這人中專出身，有才。若不是成分稍微高了點，是當公社領導的料。至於怎麽個有才法呢？說是談了個女朋友，不知女的嫌他什麽了，沒等人家開口，他帶著瓶從公社供銷社買的糖水梨先去找了人家。見了也不說話，啟開瓶蓋就讓人家吃梨。於是半句話沒說，就把事情給辦了：分梨（離）了嘛！還是帶糖水兒的，好離好散吧。聽說那女的吃了梨又有點動心想破鏡重圓，他瀟灑地揮手離開，還不帶帶走一絲雲彩的。我們在那裏的後兩年，老綦被提拔進公社革委會，任文教委員，其實呢在正式幹部級別上還是隻能算是“幹事”這一級的吧。

      那時公社那一級的主要幹部好像是五個，黨委書記兼公社革委會主任；副書記兼副主任；有個武裝部長（反正就這麽叫，誰要認真糾結幹部級別，當然不會是“部級”的了），管民兵的（尤其咱們那兒是邊境地區，反修前線，各大隊都有武裝民兵連，這個官就是帶兵的要員了）；文教委員，管宣傳教育衛生一線；還有個婦女委員，管著“半拉天”和計劃生育。後來有幾個知青被結合進公社黨委，革委會，成了脫產幹部。不過他們多數隻是按月在公社領取很低的一點工資，算不算正式國家幹部編製則不得而知。再其他的還有專職的公安派出所所長，水利農科幹事，供銷社主任，衛生院院長，郵電所所長等職能部門的幹部。不過職能部門隻管自己那一攤，不象那五個，得當全公社數千口人的“父母”。     

      那時我們公社的一把手，就是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姓陳。這人四十多歲，原是縣法院副院長，文革時讓造反派把法院砸了，在縣裏閑了一陣子後被派到我們公社來的。陳書記的一個有名橋段是他怎麽整治撒潑的老娘們的。話說公社所在大隊有個老娘們，經常和公婆，丈夫幹仗。一幹仗就撒潑打滾一哭二鬧三上吊的。一次鬧得厲害了，這老娘們一麵往黑龍江邊跑，一麵嚷著“沒法活了呀！不活了呀！”跑著嚷著就下了江了。有旁邊看的人著急，跟著過去想把她給拽回來。正趕上陳書記走過，一聲大喝“人家不活了嘛，拉她幹啥？誰也別拉！”於是大家僵立。那老娘們走到水快齊腰時停了下來，回頭看看沒別人下水，就回轉身往岸上走，到了岸上對圍觀的人說，“那水拔涼！”打那以後，再有撒潑鬧事的，人們常常會調侃說“那水拔涼！”

      那時的公社黨委副書記姓王，四十來歲，據說原來是另外一個公社某個大隊的黨支書，文革開始領頭造反，一直反到縣機關。不知怎麽一來竟然當上了正式的脫產幹部，不過沒在縣裏而是來了我們公社，隻是老婆孩子還是留在他原來的大隊。在我們公社時的老王，倒不象什麽造反派，挺穩重挺消停的。也不怎麽誇誇其談，反倒是和知青挺聊得來。

     公社的武裝部長姓李，三十來歲，是個轉業軍人。他的故事有點傳奇。我們公社緊挨著黑龍江邊，江中心還有個爭議島，所以我們公社所在地駐守有一個解放軍的正規邊防連。小李原是這個連的一個普通戰士，據說也是家裏成分高了點，本來是沒有機會提幹的。但這個小夥子肯吃苦，養豬放羊不嫌髒累，又上過中學，後來就提拔當了文書。這也是個聰明人，知道自己在部隊沒有再提拔的前途，早晚要轉業的，又不想回據說很窮的內地老家，就動起了心思。當時公社郵電所有個也姓李的電話接線員，本縣姑娘，胖乎乎的圓臉挺可愛的。於是這個小李就時不時地去找那個小李，兩人談起了朋友。那時可不興什麽“生米煮成熟飯”，誰要敢那麽幹，丟了掙工資的工作事小，戴上個壞分子的帽子送去勞改那就一生都完了。所以這小李追那小李實在是下了番功夫的。什麽功夫說不清，隻是記得有次不知為啥我見過這小李讓那小李端著他的五四式手槍在練瞄準，而他還托著她的手腕。那個年代，哪個女孩抵禦得了穿軍裝帶帽徽領章，還佩著手槍的現役軍人啊？那小李墜入情網，非此小李不嫁。於是此小李就申請就地轉業安置，在我們公社當上了“父母官”。不過聽說他一直對他老婆，就是那小李很好，沒有什麽過河拆橋的傳聞。

       陳，王，李，綦這四個後來被知青說成是公社的四大金剛，和知青的關係非常之好，好到幾乎成了“哥兒們”。有時，也象“父母”。我們插隊後期，一些知青被提拔到公社一級，或者當領導，或者到職能部門，公社辦公室就有了知青聚集的宿舍。那“四大”晚上經常泡在知青宿舍，和知青幹部們一麵打牌一麵聊大天，天南海北，曆史外交，什麽都聊，不到夜深熄燈不罷休。他們覺得自己是小地方的農村人，不象知青來自大城市，見多識廣。所以大到國家大事，小到雞毛蒜皮，都想和知青說道說道。還尤其愛打聽“小道”，議論什麽菲律賓總統夫人來訪時親了主席，讓江青吃大醋啦；什麽毛主席和江青結婚中央不同意啦；什麽上海那個王洪文的造反小兄弟強占芭蕾舞女演員啦；……有時知青們湊錢打牙祭，他們也來參和。喝了點子酒還和知青一起發牢騷，說日子越過越“抽抽”，要抽煙買不到煙，要喝酒沒好酒，每年連肉都吃不上幾回。還說知青遠離爹媽真可憐，抱怨他們自家孩子上不成學也沒工作，……反正怎麽聽都不象是負有教育知青，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責任的貧下中農該說的話。還有更為出格的事呢。1976年初周恩來逝世後，可以說全國有很多地方彌漫著一種極度悲觀，又帶著危險的憤怒的氣氛。我們黑河地區有個退休回鄉的老革命，曾經當過周恩來的衛兵還是什麽，周逝世後他要自費進京參加追悼會。但聽說是四人幫規定外地人一律不得進京悼念，所以就被攔在了地區所在地。因為那老頭級別很高，還帶著一堆勳章，地區的頭也不敢對他怎樣，就是把他請到招待所看了起來，好吃好喝地招待著。那老頭一看走不了，就天天在招待所喝酒，喝醉了就又哭又罵，罵江青是臭不要臉的，罵上海那幫子“二尾（唸yi，第三聲）子”不得好死。反正地區的頭也拿這個老革命沒辦法。我們公社這“四大”聽人傳了這事也跟著罵，還和知青說，他奶奶的，真不行了咱上山打遊擊去。咱有槍有炮還有山有原始森林，怕他個鳥啊！過不多久，上麵追查所謂的“總理遺囑”，縣革委會和縣知青辦說我們公社高中生知青多，一準會有傳播的，更要嚴查。其實我們真有回上海的知青帶回來過手抄的“遺囑”，不但在知青中流傳，公社那幾個幹部也都看過，而且知道是誰帶回來的。可是他們卻異口同聲對上麵來追查的人說沒見過這個東西。還一口咬定是有人要誣陷我們公社。結果上麵來人也沒辦法，隻好不了了之。

      那時，有不少知青都年近三十了，戀愛婚姻必須提上議事日程了。我們這些可愛的“父母官”也真象我們父母一樣，參和其中，不亦樂乎。我在75年底生了那場幾乎要命的出血熱後，身體一直很弱。1976年，三位大人物的相繼離世既讓中國有著群龍無首的危險，又有了可以翻開曆史新篇章的機會。那年是我國曆史上最後一次推薦工農兵大學生，不過這個過程從春季推遲到了秋末，粉碎了四人幫之後。我再次被大隊貧下中農推薦。兩年前那次推薦，我因“政審”通不過而落選，但這時我父親已經“解放”恢複了工作，所以政審已不是問題。推薦後要填報誌願，因為當過小學老師，我就選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可是在黨委討論推薦名單時卻被卡住了。卡住，並不是因為政審，而是因為我的男朋友陽。陽這時被提拔做了公社水利營的保管員，雖然不是拿工資的脫產幹部，但和公社各部門打交道很多，所以和公社幹部們也混得很熟。黨委陳書記知道我是陽的女朋友，就找到陽直接了當問他，該讓我去上上海的大學，還是上本地的師範學院。陽知道到哪裏上學是公社黨委一句話的事，就說讓我回上海上學。老陳說，我這幾年見得多了，凡是兩個知青一個回上海上學，一個留在這裏的，結果關係都黃了。你就不怕你女朋友也飛了？隻要你同意，我就能把她給你留下！陽堅定地說，她身體那麽不好，還是讓她回上海父母身邊去吧。她真要飛掉，我也認了，不過我相信她不會飛掉的。於是，在公社黨委再次審查時，陳書記一錘定音，我得到了到上海上大學的機會。在我下鄉整整八年後的77年春天離開了黑龍江，跨入了大學校門。

      我們大隊還有個高中生知青，是個人所皆知的“老夫子”。他父親是中國出版界的先驅性人物，為很多當時的文學大家出版過書。因為家學淵源，這位“老夫子”博學多才，同時也吃苦肯幹。隻是書看得太多，稍稍有點書呆子氣，加上個子不夠高，相貌說不上英俊，所以眼看快三十了還沒談上個女朋友。他自己就有點著急。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小說上寫的談戀愛的方式我至少知道幾百種，可是在實踐裏我一種都用不上。因為他一直是我們大隊科學種田實驗組的頭，所以到75年時被提拔到公社當了農科幹事。當時公社黨委有個別的大隊的女知青當著副書記，也是個高中生，人還長得挺漂亮。於是“老夫子”就向那位副書記發起了進攻。因為兩個都在公社，又都是高中生，想著是滿般配的一對，所以也就談了起來。隻是好事不長，讓咱的“父母”們給棒打鴛鴦了。掄棒時他們是名副其實的“官”。他們先是找那位副書記談，說黨委不同意她和“老夫子”談朋友，讓她服從黨委決定。接著又找“老夫子”談，說那位副書記政治上大有前途，而老夫子家有海外關係，會影響到副書記的進步，所以必須停止他們的戀愛關係。這事對副書記倒是打擊不大，因為剛開始談，還沒談出多少感情來。想想政治前途總是比戀愛重要，也就接受了黨委的安排。問題是咱們那位“老夫子”，本來就為自己沒有女朋友覺得憋屈，這一下倒好，剛談上沒幾天，就讓“父母”們給攪黃了，心境的灰暗可想而知。不過呢，在這事上說“父母”們是當“官”的無情倒是冤枉了他們，因為過了沒多少日子事情就峰回路轉了：那個副書記老王回自己原來的公社探親，回來時竟然給“老夫子”找來個女朋友！對方也是個高中生，前幾年被推薦到本地區師範當工農兵學員，畢業後分回那個公社當中學老師。聽聽各方麵條件也還般配，“老夫子”就同意見一麵。由老王牽頭，又有公社幾個當著幹部的知青張羅，把那個“對象”邀請來我們公社吃了頓飯，這個“朋友”關係就算敲定了。隻是兩個公社離著有百多裏地，平時又沒有客車相通，兩人要見個麵都不行，隻能通著信“談”。而且那女老師出身一般工人家庭，打小也沒看過幾本小說，兩人就是在一起也沒什麽好聊的。於是這種“戀愛”關係就這麽不鹹不淡地維持了一年多，直到大回城開始。咱們“老夫子”不是正式的幹部編製，還是知青的身份，可以名正言順地申請回城；而那個公社中學的女老師因為已經是上過學的國家幹部編製，就不能再申請回城。這回，咱們的“父母”也許覺得“手心手背都是肉”，倒過來同情起那個女老師，操心鴛鴦是否仍能成對。他們逼著“老夫子”保證，回城後絕不會結束他和那個女老師的關係，否則就不給他辦理回城手續。“老夫子”被逼無奈，隻好同意。因為是“夫子”，所以回城後也不好食言。那時他的父母（親父母）打算通過海外關係讓他出國留學，不得不花大力氣來處理他和那個女老師的關係。後來他媽向我抱怨了很多次，說你們公社幹部真是多管閑事，本來好不容易回城了，現在弄出那麽多麻煩來。我隻好一再向她解釋說那些幹部真的是出於一片好心，不忍心看著她年近三十的兒子形單影隻的，而且當時也沒料到後來會有大回城一說嘛。其實那時我很想告訴那個老太太，要怪她應該怪自己的兒子，誰讓他不會談女朋友呢？否則哪裏有那幾位當官的“父母”們什麽事呢？！   

      2007年我和幾位朋友回黑龍江，在縣城停留時我很想找到老陳和老王，真心地向他們道聲感謝，可是聽說老王已經過世，退休的老陳去了女兒家，結果都沒見成。最終見到的是老綦。退休後的老綦搬到縣城居住，聽說我找他興衝衝趕來旅館看我，還一定要請我們幾個吃飯。因為第二天午飯和晚飯都已有安排，他一早趕到旅館把我們接去據說是全縣城最好的早點店，吃了一頓有二三十種包子和餃子的豐盛早餐。他一再說我是他最早認識的知青之一，幾十年了，也沒忘。還囑咐我們多“回家看看”。遺憾的是，沒有問出退休後的兩個“小李”最後去了哪裏。

[西洋東鏡]

那時還沒有計生委，也沒有“一孩化”。但“晚，少，稀”政策在70年代初即已提出。各公社婦女委員兼管這方麵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也協調諸如結紮，放環等措施。

[fonsony]

那時還沒有計生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