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東鏡
記錄下自己經曆過的事，遇到過的人。但願往事不會隨風而逝。
正文
去年非洲伊博拉肆虐時就想寫此文，因為忙而未果。想想這個世界上曾經因患出血熱而與死神擦肩而過的人不多，寫下這個經曆還是很有意思的，於是有此小文。
1975年12月初，我插隊的黑龍江省黑河地區天寒地凍，氣溫降到零下四十度。那年的天氣不錯，所以莊稼收成也不錯。到12月份，地裏該收的都收了，場上除了還有一些仍在晾幹的苞米，脫粒揚場的活也都快幹完了。社員知青都在等著年終結算分紅。分了紅該回上海探親的回上海，不回的就等著隊裏殺豬殺羊過年了。正當大家在準備過年演戲排節目時，我突然無緣無故地發起了高燒。兩天裏體溫從39度出頭點直竄到過了四十度。隊裏的赤腳醫生燕子是我同宿舍室友，以為我是重感冒，給我打了兩次退燒針都不見效，隻好吩咐我多喝水，別起床著涼。其實她不說我也起不了了。頭痛的要命，還心慌。同伴們出工後我一個人在宿舍，連起來倒點水喝的力氣都沒有。第三天了，我的體溫還是那麽高，打的針吃的藥毫無效果，連從食堂打回的小米稀飯也喝不下了。那天燕子去公社開緊急會議，傍晚回到隊裏沒來得及去食堂吃飯就急匆匆來到宿舍。她問我燒退點沒有，聽我說沒有，她馬上說, 你不要得的是出血熱哦！“出血熱”？那是什麽東西？過去都沒聽說過嘛。燕子說那天公社的緊急會議就是傳達此事。說是本縣從11月份起發現多起出血熱病例，至今已經死亡28人，死亡率達42%。更嚇人的是，出血熱的初期症狀就是原因不明且藥物無法消退的高燒！燕子一邊說著一邊爬上炕來，說讓我看看你的口腔。我張開口，小燕剛拿手電照著看了一下，就“媽呀”一聲叫了起來，說好多出血點啊！真的是出血熱啊！我還罵她說，你別觸我黴頭啊！我肝炎才好了不久，就讓我得這要死的病啊！燕子顧不上分辨，又讓我脫下上衣，檢查我的腋下和胸前。這下連我自己也看清了，我的腋下都是一條條紫紅色的皮下出血點！（後來才知道，我因為患慢性肝炎，造成血小板低於正常標準，所以比一般病人提早出現皮下出血症狀。而不像很多病人，直到內髒嚴重出血才被確診，也就耽誤了治療的時間。）
燕子來不及和我解釋什麽，立馬跑到大隊黨支部書記家，報告說我得了出血熱。隊裏老鄉大概是聽說過這個病，知道它的凶險，我又是下鄉知青，人命關天，所以也不敢耽誤，馬上派了馬老板，要連夜趕爬犁把我送到縣醫院去。半小時後，大隊黨支書帶著爬犁到了我所住宿舍的門外，那是隊裏最有經驗的馬老板和最得力的兩匹棗紅馬。爬犁上還堆了不少麥秸，大概是為了能讓我躺得舒服些。同伴們把我裹在厚厚的被子裏，再蓋上棉大衣，頭上戴上大皮帽，還用毛圍巾遮著臉。與此同時，燕子也已“武裝”完畢上了爬犁– 她得一路護送我到縣醫院去。天已黑盡。這一趟從大隊到縣城一百多裏地，得冒著零下四十度的嚴寒，在路上整整一夜，想想也夠嚇人的。可是這時的我連燒帶嚇，人已經迷迷糊糊，都沒有和黨支書以及馬老板說聲謝謝。
爬犁在夜色中駛出大隊，在無人的荒原上奔馳。夜空漆黑，不見一點星光。除了爬犁滑過雪地的刷刷聲和偶爾的馬打響鼻聲，耳邊是無邊的寂靜。我昏昏沉沉地躺在麥秸堆裏，隻覺得冷，徹骨的冷，好像身上僅存的熱氣在一絲絲地被抽走。但我說不出話，隻是默默地躺著，腦子一會兒糊塗，一會兒清醒。當我在迷糊中突然聽到說話聲時，我聽到燕子在和馬老板說讓他停一下，接著又聽到馬老板“籲”的一聲喝住了馬。我扭頭去看，看到爬犁停在一些房子前，好像是到公社了吧？接著我又看見一扇掛著厚棉門簾的門，門楣上的十字依稀可見。原來是公社衛生院啊。燕子彎下腰和我說，她要進去報告一下這個新發現的病例，再繼續往縣醫院趕。馬老板說，要不我們都進去烤下火吧，這天忒他媽冷了！於是他倆一邊一個扶著我進了衛生院。公社衛生院並不是正規醫院，好像是有四五個醫生和兩個護士。平時也就是看個常見病，做下外傷緊急處理之類的事，但夜裏還是有個值班醫生的。那個戴眼鏡的值班醫生聽了燕子的匯報，量了我的體溫，又查看了我口腔和腋下的出血點，很嚴肅地說，基本可以肯定是出血熱，不過還要化驗才能確診。當他知道我們是在趕去縣醫院的路上，猶豫了一下，說，病人體溫那麽高，外麵氣溫又那麽低，我怕她熬不到縣醫院，會在路上出危險的。燕子著急地問，要不上縣醫院，那咋辦？看得出那醫生又猶豫了一下才說，今夜留在這裏先掛上點滴，明天和縣醫院聯係，看他們能不能找到車來接。看來也隻能這麽辦了。燕子讓馬老板回隊，去和黨支書說一聲，她就留在公社衛生院陪護。公社衛生院沒有病房，我被安排在一間有兩個床的房間裏，大概平時是讓需要留院觀察的病人休息的地方。好在我本來就帶著被子和大衣，所以也不缺被褥。給我掛上點滴後，那個大夫一夜來看了我好幾次，而燕子大概就是一夜都沒合眼給我看著點滴了。反而是我，那一夜倒是斷斷續續睡得還不錯。
天亮了。陽光透過雙層的窗戶照了進來。但我知道那陽光隻是看著好看，一點熱度都沒有。公社衛生院的幾個醫生來上班，聽說昨夜送來個得出血熱的，都到我躺著的那間房間來看，當然也就看看皮下出血點什麽的，看不出其他名堂來。有人給我抽了血，聽他們在說要送到縣醫院去化驗。那個時候，農村的醫療很落後。每個大隊倒是都有赤腳醫生，但那隻是些經過個把月培訓的稍有文化的年輕人。平時也隻能治個頭疼腦熱肚子疼，割傷跌傷筋骨痛的。老鄉們有病一般都挺著，從野地挖些草藥用，或者找赤腳醫生要點止疼片吃。曾看到有些老鄉家自留地裏開得五彩繽紛鮮豔極了的花，聽說那是罌粟時嚇了一大跳：那不是禁止種植的毒品嗎？後來才知道老鄉們叫那“大煙殼子”，說是煎水喝止痛止瀉效果極佳，是傳統的良藥。農村本就缺醫少藥，所以這東西實在是沒法禁。隻要不大片種，不種在村頭路旁顯眼的地方，不趕上政府嚴查，上麵一般都是睜隻眼閉隻眼的。至於公社衛生院，醫生一般是至少受過衛校教育的專職人員，但一應設備及其簡陋。像我正躺著的衛生院，連個X光機都沒有。雖有個小化驗室，但隻能做最簡單的血常規，大小便常規等檢驗。稍微複雜些的如肝炎什麽的，就隻能把血樣送到縣醫院去化驗。所以我的血樣必須送縣醫院去檢查。因為怕隊裏還會出現其他病人，燕子要趕回隊裏去。可是公社衛生院的那兩個護士隻管抽血打針什麽的，不管護理的事，所以那天午飯時，也是同宿舍的小敏趕到公社衛生院來替代燕子護理我。我則繼續躺在那裏掛點滴，迷迷糊糊地睡著又醒來，不過頭痛好像好了點兒。
傍晚時分，有醫生來說，縣醫院來電話了，說基本可以肯定是出血熱（我也不知道咋“肯定”的），但讓不要把我送縣醫院去。說是其他幾個公社疫情比較嚴重，縣醫院就十幾個床位，已經住滿了。讓我就地在公社衛生院治療，縣醫院已經托便車把治療的藥送過來了。（後來才知道所謂治療的藥其實除了掛點滴的鹽水葡萄糖就是激素--也不知道是什麽激素--和止血藥。）晚飯後，昨天讓我留下的值班醫生又來上班了。他看了看我的體溫記錄，見還在39.8度，沒有太大改變，就問小敏我小便了沒有。直到他這一問，我才突然想起我已經一天一夜沒有小便了！那個大夫一聽就有點著急，說掛了差不多2000cc的水進去，一點沒有尿出來，是不是腎髒出問題了？他關照小敏注意我的小便情況，如果還沒有，恐怕要做處理。等他一走，我就掙紮著想起來試試能不能尿出來。可是一坐起身，才想起：上哪裏尿？到過東北農村的都知道，那時那裏是沒有室內廁所一說的，連縣委機關都沒有。所謂茅房，就是在室外就地挖個坑，上麵架幾塊木板或樹杆，好的在四麵起個矮土牆上麵蓋個草頂，差的就是四周插一圈樹枝條算擋個眼。公社衛生院的茅房也一樣是在室外的蹲坑。外麵滴水成冰，茅房漆黑一片，就算是不怕冷不怕黑，可我這胳膊上還連著打點滴的橡皮管，橡皮管那端是藥瓶，怎麽披掛上大衣皮帽去茅房啊？就算去了，還蹲得下嗎？不過人說活人不能讓尿給逼死。小敏是個聰明人，她一眼看到床下她從宿舍給我拿來的洗腳盆，說，要不你就尿在盆裏吧？她關上房門（怕那個男大夫這時來），把我扶了起來。可是我腿軟得沒法懸空蹲著（所以還是男的好哇），隻能靠小敏費大勁兒半抱半拎著在那掙了好半天才尿出一點點尿來。一看我尿出的那一丁點尿，我和小敏都害怕了，因為那是深棕色的！小敏叫來了那個大夫，他看了也有點緊張，馬上拿到化驗室去化驗（公社衛生院沒有專門的化驗員，趕上哪個醫生要病人化驗，就自己做。）過了一會兒，大夫回來說，還好還好，不是尿血！大概是因為太長時間沒有小便了吧。我後來才知道，尿血的話那就是內髒出血的症狀，病人一到那個地步就危險了！因為前一晚是那個大夫讓我留下沒送縣醫院，所以他一定是擔著很大的責任的。那個大夫出去了一會兒，回來時拿來一個大口玻璃瓶（就是裝罐頭水果的那種）交給小敏，讓她隨時記錄我的小便時間和計量，尤其要注意小便裏是否有血或其它東西。
我在醫院的第二個白天開始時，就用上了從縣醫院捎來的藥。那天是同宿舍的另一個夥伴丁丁來替代小敏回去休息。我知道來陪護我的人路上來回得走二十多裏地，不但是累，白天黑夜都休息不成，還吃不好。因為公社衛生院沒有食堂，醫生們都是回家吃飯的。公社也沒有飯店什麽的，所以陪護我的人隻能從隊裏帶幾個饅頭來，在醫院火牆的爐子上烤熱了就著鹹菜吃。還有讓我過意不去的是，來陪護我就不能出工掙工分。插隊的知青不就是靠著掙來的工分分糧分柴分錢買日用品的嗎？！記得那天有兩個插曲。第一個插曲是，上午本來好好地打著點滴，突然我心髒急跳，到了每分鍾一百三十多跳，我難受得躺不住，麵紅耳赤，接著就嘔吐起來。可是幾天沒吃過東西，水也喝得不多，嘔吐出來的隻是混濁的胃液夾著些血絲。嚇得醫生又趕緊去化驗是不是胃出血了--還好不是。後來想到可能是我對點滴中加入的激素反應引起的，就把點滴調到非常非常的慢，這個突發症狀才慢慢消失。隻是在接下去的日子裏，隻要點滴稍稍加快，我馬上會出現這種嚇人的症狀，所以點滴隻能在極慢的速度下進行。其結果是我每天24小時都在打點滴，沒有一分鍾是自由的。而這也給陪護我的夥伴們增加了更多的麻煩。第二個插曲是這天下午公社衛生院又收治了一個病人，是個男的。因為整個衛生院就這個房間按著兩張床，這個老鄉就隻能和我同處一室了。那個老鄉不知是什麽病，由他老婆陪著，一個十來平方的房間就住著四個人。其實別的都還無所謂，就是小便又成了問題：讓我當著一個陌生男人的麵排泄，無論如何我都做不到。那個老鄉挺善解人意的。一開始他說：閨女，誰都有得病的時候吧？咱別覺著憋曲，該咋咋，啊？後來看我實在不行，每當我要方便時，就讓老婆扶著躲到房間外的走廊上去。等我完事才回來。
那段時間，我的男朋友陽被派到公社水利營幹活去了。離公社很遠，也不通電話。那天我們大隊有人到水利營送糧，告訴了陽我得出血熱在公社衛生院搶救。陽急得連夜騎馬狂奔了幾十裏地趕到公社衛生院來。當披著大衣，皮帽掛滿白霜，眉毛睫毛和胡茬也掛滿白霜和小冰珠的陽跨入我的病房時，陪護我的已是我的第五個同宿舍夥伴阿澄了。有了陽，其他同伴就不用再輪流來陪護我了。從那天起一直到我出院的十幾天時間裏，陽擔負起了我全部的護理任務。房間裏隻有兩張床，躺著兩個病人，那個老鄉的老婆晚上就睡在老鄉的腳後。我們知青畢竟不好意思這麽做，所以陽隻能坐在床邊的椅子上打打盹，就沒有躺下睡過一天。而且我每天24小時都在掛點滴，他也得隨時注意著，不能真的睡過去。好在以後幾天我的體溫有所下降，也沒有出現內髒出血的現象，所以氣氛不象一開始那樣緊張。最好玩的是這時我的小便問題也解決了，就是每當我需要小便時，高大的陽便往兩張床中間一站，張開兩手拉著他的大衣，就像在床前拉起了一個簾子。除了小便的聲音還是讓我有點不好意思，其他就一切自如了。
這段時間對陽來說除了睡覺，其實更大的問題是吃飯。陽因為在水利營，認識了公社所在大隊的知青，有時就到他們的食堂去買點幹糧回來，解決了他自己的吃飯問題。隨著我的體溫下降和病情開始穩定，醫生說可以吃點東西了。但是因為還是要防內髒出血，更因為我已經多日沒有進食，醫生吩咐不能吃硬的東西（相當於隻能吃流質吧）。這可把陽難壞了。火牆的爐子上放著從宿舍拿來的一個小鍋，問題是鍋裏該煮什麽呢？他給我煮過麵糊糊，也煮過小米粥，沒有任何副食和調味品，隻是加了點鹽的麵糊糊和淡的小米粥實在是難以下咽。和陽同宿舍的一個男知青去縣裏辦事，他到縣副食店看遍那裏的兩三個櫃台，愣是買不出什麽可以給我的東西。他最後在那裏買了一小包黴幹菜連同他從上海帶來自己不舍得吃的一小把掛麵給我送來。陽給我燒的沒有油水的黴幹菜掛麵真是難吃透頂，但我真心感激那位朋友的一片心意。在那十幾天裏，還有隊裏的不少老鄉特意來公社衛生院看我，多數是些大娘大嫂。看著他們一麵拍打著因為趕路而凝結在頭發上肩膀上的白霜，一麵掏出他們帶給我的禮物時，眼淚時時在我眼裏打轉。他們有的從口袋裏掏出一小包大約一兩的白糖，有的從懷裏掏出兩隻雞蛋，或者一顆拳頭那麽大的鮮嫩的白菜芯……那可是他們能拿出手的最好的東西！我知道他們有多窮，日子過得有多難-- 那時我們的定量是每人每月供應一兩白糖，但很多老鄉根本買不起，常常是讓給知青買的。雞蛋則幾乎是他們唯一的現金來源，要靠著它買鹽買堿打燈油。冬天裏能吃到的蔬菜隻是土豆蘿卜，而且大多是凍的。一顆新鮮未凍的白菜也就金貴得很。她們怕蛋和菜芯在路上凍了，所以是揣在懷裏用體溫暖著給我送來的。在收到的禮物中最貴重的是兩瓶用大口玻璃瓶裝的罐頭水果，一瓶是糖水桃子，另一瓶是糖水紅果。（記得那種水果罐頭都是一元一瓶。）那瓶糖水紅果是一個十幾歲的女孩送來的。她是我當小學老師時的學生，那一年剛開始在大隊幹活。她說分了紅，她就跟她爸要了一塊錢。她沒用這她第一次掙來的錢給自己買任何東西，卻給我買來了這幾乎是公社供銷社能買到的最貴的吃食。！
在1976年元旦的前幾天，經過差不多二十天的日夜搶救，我終於病愈出院了。我的燒退了，沒有出現內髒大出血現象，人雖然很弱，但可以走路了。公社衛生院的醫生說我熬過來了，成了那年我們縣出血熱患者中大約占一半多一點的幸存者。我很清楚，當我躺在爬犁上的麥秸堆裏駛向黑暗的荒原時，我是走在奔赴死神之約的途中。是愛，是很多普通人一點一滴的愛，阻止了我墮向黑暗的腳步，並最終將我拉回到了燦爛的陽光之下。
附記：
1．我出院時，積欠公社衛生院醫，藥，化驗費用合計三百四十餘元。當時隊裏實行合作醫療，自願參加。凡參加者每人每年須付費15元（社員中有家裏人口多拿不起這個錢不參加的），可以免費接受大隊赤腳醫生的服務，（其實赤腳醫生掙的工分是全大隊社員分攤的，所以參不參加合作醫療都可以找赤腳醫生看病）和在他/她那裏免費獲取一些常用藥。如果大病需要到公社或縣看病，費用可以報銷，最大限額一百元。這也就是說除了可以從合作醫療報銷的一百元，我自己還得付二百四十餘元。這可成了個大問題！黑龍江地多人少，隻要不受災，一個“工”（10個工分）值可以達到一元上下。下鄉幾年後，知青學會了農活，男的每天可以掙9-10分工，女的一般也在8分以上。知青沒有家累，如果努力出工的話，扣除糧柴等一應支出，年終還能分個幾十元錢，夠下一年的日用開支。那一年年景不錯，年終我分到了八十幾元錢，那已經是個大數目了，可是比二百四十元還是差著很多很多！如果是隊裏分東西，沒錢付還可以欠著。這是要給公社衛生院付，隊裏是借不出現錢來的。關於這場大病，我當時沒有告訴父母家人--他們離得那麽遠，就是知道了也沒有辦法，那幹嘛讓他們白白著急呢？而且家裏的情況我知道，也是拿不出這筆錢來的。看來隻有向其他知青借錢這條道了！正在我為錢為難時，還是公社衛生院那個戴眼鏡的大夫提醒了我，說縣知青辦不是有知青大病的補助經費嗎？為什麽不找他們問問呢？是啊，還有什麽病比出血熱更大呢？這一問，知青辦真為我付清了全部三百四十餘元欠款，也沒要隊裏合作醫療的那一百元！隊裏有老鄉說我命好，得虧了是知青；要是農民得了這病，隻怕就此拉下的饑荒幾年都還不清呢！
2．我們大隊那年隻有我一個出血熱病人。我的同伴和陽都沒有被傳染。（也許我就是個不會傳染別人的病人？要不我患肝炎怎麽也沒傳染給別人？）那我又是怎麽被傳染上的呢？醫生說出血熱是由齧齒類動物傳染的。在我發燒前幾天，我們宿舍的鼠夾打到一隻不算尾巴有尺把長的黃毛大老鼠，是我處理掉的（扔到茅房糞坑裏去了）。莫不是那隻老鼠是成了精的，單找我報仇來了？！
其實我當時已經進入腎功能損害期，因為小便中肉眼可見膜狀物。不過這是這次查了百度才得到的知識當時並不知道。隻記得每天要驗血驗小便。
自己經曆的，不管是苦是樂，都是財富。深深感恩。雖然我不認同所謂的“青春無悔”和“上山下鄉是一場偉大的教育運動”之說。
進入少尿期（腎功能衰竭）的患者，在醫療條件不好的地方，死亡率很高。後來，采用簡單的腹膜透析療法，也就是往腹腔灌溫鹽水，過幾個小時再放出來。90%以上的都活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