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1
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極其可貴！
（五）雙百方針並非全為“引蛇出洞”。
1．雙百方針提出的曆史背景
1956年到1957年初這段時期，盡管發生了波蘭、匈牙利事件，在中國卻如毛澤東的估計，隻是“吹皺了一池春水” ，而蘇共20大則在中國知識界多少起了一些思想解放的積極影響。中國大地滿園春色，表麵上是一片升平勝利景象：毛澤東提前加速推行的工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接連取得“決定性勝利”，天安門廣場舉行各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資本家敲鑼打鼓；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頒布；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總理作報告，毛澤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全國掀起了 “向科學進軍” 的熱潮；國務院製定了“十二年科學規劃”；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決議；1956年5月，
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5月26日，陸定一在懷仁堂發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9月15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開幕，作出排除階級鬥爭、強調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的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要求“向自然開戰”。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躊躇滿誌，提出了十大關係的報告，特別是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大講大規模的急風暴雨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現在的主題是人民內部矛盾，思想十分開放。當時我是直接聽了毛澤東這個講話的全部原始錄音的。我是湖南人，完全能聽懂，至今留下的筆記也很詳細。“講話原稿”裏根本沒有反右運動後補加進去的所謂“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還很激烈”和“六項政治標準”等話語。他後來還提出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 （《毛澤東選集》第5卷456頁）應當說也有意想在他的開明統治下恩賜人民民主。記得當時清華大學原黨委書記袁永熙對我說：看來毛主席是想在他有生之年，做一個像唐太宗那樣的“明君”，在他領導下，開辟一個超越“貞觀之治” 的開明盛世。如果再聯係國際上正在批判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和黨專政，則毛澤東這些“開明”言論，還另有謀劃 ：力圖擺脫蘇聯的僵化模式，尋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獨樹一幟，顯示中國黨區別於蘇共的開明形象，大有趁機取代斯大林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領袖的考慮。正如有的老幹部說的，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以後，毛澤東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過去他抵製過斯大林，證明是對的，斯大林死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舍我其誰”；懼的是怕中國黨內也出個赫魯曉夫。（見同上《建國以來若幹重大曆史問題的決定（草案）》討論會上朱德的秘書陳友群的發言，中直機關第2組第15期簡報；並見其他人發言。）
所以，如果說毛提出雙百方針和發動大鳴大放隻是 “引蛇出洞”的“陽謀”，以之說明其中有他對付極少數民主黨派“右翼”人士的策略，或許適用；對廣大一般知識分子而言，則並非如此。
可是，黨內一些思想保守的高層領導人並不理解也不習慣毛澤東有限度的開放方針，更不會洞察其中有陽謀。他們害怕放出“毒草”甚至“毒蛇”。毛澤東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原初講話中，就說對雙百方針，黨內“十個高級幹部就有九個不讚成”。據時為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胡績偉回憶，他當時就知道，“在中央最高領導集團中，了解毛澤東真實意圖的人並不多。難怪毛說，當時‘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幹部都不理解’。那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也被毛認為是保守的。毛批評人民日報對他的兩次講話在‘黨報上沒有聲音’，而‘讓非黨報紙抓住了這麵旗幟。’他表揚了《光明日報》、《文匯報》‘鳴放’得好。”（見胡績偉：《毛澤東與鄧拓之死》， 轉引自08—02—04春雨博克 ）毛澤東在“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還點名批評解放軍總政治部陳其通、陳沂等4位領導人寫文章懷疑“百花齊放”未必能放出“大作品”，反而會放出牛鬼蛇神，從而否定 “雙百方針” 的言論。毛批評說：“我看言之過早，還隻5個月，如何就能有大作品？……蘇聯文學報也登了他們此文，可見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台灣喜歡鍾惦霏（指鍾寫的《電影的鑼鼓》，被毛認為是否定電影事業的成就），蘇聯喜歡教條主義。” （見郭存毛澤東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始講話記錄）當時蘇共的領導人是很反對毛的雙百方針的。伏羅希洛夫訪問中國時，至少兩次表示對這個方針的不滿，他援引匈牙利事件來警告毛。（據接待伏氏的俄文翻譯李超然：《國際舞台上的新中國領導人》，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128頁。）赫魯曉夫對毛的雙百方針也十分反感，他指示蘇聯報刊不再報道這方麵的內容，“我們的立場是，中國的百花運動是中國為自己內部的需要而提出的口號，不適用於蘇聯社會。” （《赫魯曉夫回憶錄》英文版第271頁。）
2．毛澤東反對“避免毒草，力爭鮮花”
當然，毛澤東的雙百方針，的確包含有要借此暴露民主黨派中的“右派”的用心。清華黨委1957年4月23日傳達陸定一的一次講話，就強調了這一點：
毛主席說：“‘避免毒草，力爭鮮花’，這句話就是最大的毒草。”群眾老說我們壓他。群眾看不到右派。一放，右派出來，群眾看到了，左派就會起來，這樣可以爭取更多的群眾。避免毒草就會使人思想僵化。右派不講出來還暴露不出他的麵目。
不過，他這裏所指的“右派”，我認為還隻是前述的民主黨派中的極少數被認為是“右翼” 的人士，還沒有延伸到一般高級知識分子，更排除了青年學生。這有陸定一在1957年5月11日來清華大學在黨委常委會上的談話為證。我當時作為黨委常委委員，參加了這次會見。開頭，在蔣南翔校長向他一一介紹各位常委時，特別提到我這個基層黨委宣傳部長也是電機係畢業的，他還很感興趣，因為他過去在上海交通大學念的也是電機係，笑說“那我們是雙重同行。”陸定一聽完南翔等匯報清華鳴放情況後，說了下麵一段話（據我當時的紀錄要點）：
我們黨，政治可打一百分，軍事一百分，教育隻30分。
不要怕人罵，我們罵了別人那麽多年，他罵一、二句就不行？我們做了一陣秦始皇，不做，階級消滅不了。
隨著建設，有文化革命，要有學問，過去我們沒有。政治、軍事一百分，經濟初步學會，就是文化教育還不行。文化中，文藝還有一支隊伍，有力量；其餘就沒有了。如果長期不懂，就會被消滅。
隊伍問題，（有）兩個辦法：一是青年長大，15年後，熬出個教授來；二是發展高級知識分子入黨。{蔣南翔插話：清華有109個教授，其中黨員10人。陸問：錢偉長為甚麽還沒有入黨？蔣有點發窘，向陸解釋了一下錢的情況。因為他和錢之間有分歧。}
關於整風：鬧要鬧爛。準備鬧事，不可避免，要鬧爛才好。湖南三個高中學生寫信給毛主席，說如果不讓考大學，我們就武裝暴動。……要鬧就讓他鬧爛。
左、中、右，左派當權，中間攻，右派更攻。攻得不成樣子了，中間派就會來批評了。那時就可以大團結。
教授治校，本質是不要你領導。可以讓他提，不要批駁。人民日報對雷海宗（時為南開大學曆史學著名教授）文章加編者注（說他的觀點違反馬克思主義），這是傻瓜。章乃器批評中宣部，報紙也給刪去了。
登出來，不駁，要搞得爛了，中間派起來講話了，這事就有辦法了，他們主持正義了。要硬著頭皮，沉住氣。
由亂到治，一治一亂，這就是辯證法。
不會天下大亂。農民已經走上了合作化以後，他們鬧得個鳥！
以上陸定一同清華黨委常委的談話，是在毛澤東撰寫《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前4天，看來陸雖然已知道毛有利用雙百方針來“暴露” 或“放”出“右派”的意圖，也並未完全洞悉毛的“陽謀”。因為“暴露右派”早在提出雙百方針的同時，就反複公開講過。 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8日、27日兩次講話，已經十分清楚地闡明了他鼓動鳴放的意圖：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有點像國民黨了。……民主人士的批評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於梁漱溟、彭—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麵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些讓他暴露，後發製人，不要先發製人。（《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55頁。）
對照陸定一上麵那段談話，基本上是按毛澤東這段話的精神轉述的。而此時毛心目中要“暴露” “孤立”和打擊的“右派”，也不過是梁漱溟、彭—湖、章乃器等民主人士中的“那一類”居然敢同他分庭抗禮的極少數人。並不包括一般民主人士和著名教授、學生。上引彭、陸、劉的講話中也如此。他們（彭、陸）還特別叮囑要發展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要讓青年熬出個教授來（陸定一），“學生中不要主動去發動（鳴放），不要讓學生去整教師。”（彭真） 而且，那時隻是把“右派”當著人民內部一個異己的政治思想派別或反對派，隻企圖從政治上把他們暴露後孤立，遠沒有像後來反右時當作反動派乃至反革命來嚴打。
3．急提反右“陽謀”在於安憮黨內
但是，事情並不完全以毛澤東的意誌為轉移。
前麵說過，他認為，對雙百方針，黨內高級幹部中本來有90%的人不讚成，而整風中動員群眾大鳴大放，幫黨整風，首當其衝的是地方和基層的黨員幹部。我們黨自執掌全國政權以來，一些幹部以“打天下者坐天下”自居，從毛澤東到我接觸的一些中、高級幹部，常常一口一聲“知識分子是吃共產黨的飯的，別想翹尾巴！”抱著恩賜觀點，高居群眾之上，還從來沒有受到群眾這麽直接的批評、衝擊、冒犯這麽厲害。廣大中上層黨政幹部當權以來對聽取批評意見的民主是很不習慣的。1956年清華大學舉行的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受當時國內外情勢的影響，對學校黨政領導提出了一些在當時算是比較尖銳的批評，黨委書記蔣南翔在會上作了一些檢查。後來他說：“我一輩子也沒有作過這種檢查！”
1954—55年在機關和學校的批胡風、搞肅反，已經很“左”了，在群眾中已積壓了不少怨氣；平日一些幹部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特權思想，也引起群眾不滿。一到整風 “大鳴大放”的情勢下，就釋放或爆發出來了。1957年2月，毛澤東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時，原稿對“毒草”還看得比較輕鬆，“鋤掉它作肥料就是了。” 不想“鳴放”出來的不隻是他認定的所謂“毒草”，而被幹部視為 “毒蛇”。群眾批評的矛頭是指向基層幹部，而民主黨派頭麵人物的鳴放則居然直衝著毛澤東，甚至包括張奚若教授這樣德高望重的無黨派著名民主人士也直接批評毛“好大喜功，迷信將來” 。鳴放中也有人說，“三害” 的根子“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 （參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憶 》，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版第612頁。）這是他始料未及的。
當時清華學生和政治課教師就寫大字報要團委書記。這位書記過去很愛訓人，現在反過來遭群眾的訓斥，就非常緊張和反感。有位水利係的副教授在鳴放會上批評一位黨委副書記的生活小節問題，並要求在校刊《新清華》上點名發表，其實這不過是“小菜一碟”，卻引起這位同誌高度緊張，專為此事到我家要求不要照登。當時我擔任宣傳部長兼校刊總編輯，奉行蔣南翔校長所指示的：校刊對群眾鳴放要“有聞必錄” 的方針，強調要尊重教師意見，否則會影響鳴放，沒有同意他的要求，但還是多少照顧他的臉麵，在報道中刪去了他的名字。他仍深為不滿，後來反右時他成了積極的打手，並在他擬定的開除我黨籍的決定中，列出一條罪狀：“在校刊《新清華》報道中為右派分子掩過飾非，而右派對黨的幹部的惡毒攻擊則要點名登載。”，可謂報了“一箭之仇” 。按“決定”中這句話的邏輯，校刊登載對黨委幹部的批評是“惡毒攻擊”，不登（不暴露）則是“掩過飾非”，這種自相矛盾的罪狀，充分反映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傳統手法。
還有一些大字報要求取消黨委書記們的特權（如有優待證，看病、理發優先），我當時天真地認為，這一條我們完全可以立即整改，取消優待證。但一位黨委副書記卻堅決反對，批評我不懂事，拍桌子罵群眾是“借題發揮，企圖借此打開一個缺口，攻擊黨的領導。”有的幹部則私下埋怨、甚至罵毛主席不了解基層情況，幹部受到群眾鳴放的巨大“壓力”，受不了了！
據解密的反右檔案資料，5月2日到12日，全國各地召開了28250次鳴放會，群眾提出372345條意見，火力多集中於基層黨政幹部。他們感受到群眾巨大壓力，很有怨氣，說毛主席這樣發動群眾來整我們，“我們已經頂不住了！”要毛主席趕快“收”。有的地方鳴放的矛頭也衝著省委。如廣東環江縣委書記王定，帶頭搞包產到戶，整風中對省委提了十條意見。省委也坐不住了。（《紅色紀念碑》第4章“王定、洪華與環江事件” ，反右後省委即對他們進行報複。）當時袁永熙曾告訴我：“現在毛主席收到各地雪片似地飛來的電報，都怕放亂了，想用‘亂’的情況來告急，壓毛主席收。”
由整風鳴放轉到反右，有多種因素，其中毛澤東怕脫離廣大黨內幹部，怕批評他發動鳴放搞錯了，有損他一貫“英明正確”的清譽，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他趕快大轉彎，說我早就預料到了，是故意“引蛇出洞”，是“陽謀”，以示他早就有神機妙算，洞察一切，以取得黨內保守勢力的支持，從而消除對他發動鳴放的怨氣，挽回廣大黨員幹部對他的絕對信任和崇拜。
如果說，毛提出雙百方針意在塑造自己是“開明聖主”的形象；那麽，“陽謀”之論則在於掩飾其失信於民、也有違全黨意誌搞鳴放的過錯，維護自己“一世英明”的權威。如果說發動群眾幫黨整風是為防止腐敗，坐穩江山；那麽，轉向反右則是害怕秀才造反，並撫慰幹部。因此，可以說，反右是“以攻為守”的策略；而後來在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他退居二線，則是“以退為進”，讓別人去收拾殘局，保留其日後祭起“階級鬥爭為綱”的大旗，批“形左實右”，發動文革。其“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權謀，令人歎為觀止。
由整風而急轉反右，還有一個緣由是基於毛澤東的多疑善變、諉過於人的秉性或權謀。據李銳回憶1959年的廬山會議期間，毛的秘書田家英同他私下議論毛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變化太快，易生反複，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還喜歡別人寫檢討，有時為達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擇手段。反右前，為鼓勵鳴放，當時批評了來自黨內的阻力。在批發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談話時）舉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對李銳）說，“沒有這回事，我根本沒有反對過鳴放。這是不顧事實，借題發揮。這種例子不是個別的。”（見1980年黨內討論若幹曆史問題決定草案會議第10組第14期簡報）李銳還說，在廬山，毛澤東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談話，還較融洽，承認1958年有些事他有責任，如提倡敢想敢幹，也有的是胡思亂想，引起唯心主義，因此不能全怪下麵和各部門。否則人們會像蔣幹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談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對立麵，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 （見同上）可沒過幾天他就大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57年由鼓勵鳴放突然轉到反右，何嚐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預計和謀劃，不也正是這種翻雲覆雨、任性生變的手法嗎？
當然，毛想利用雙百方針暴露民主黨派（特別是民盟和農工民主黨）中的極少數“右派”，確如前述是早有預謀的。但對大批民主派知識分子的鳴放實施陽謀，則是自5月15日寫《事情正在起變化》這個黨內指示才有此創意。正是出乎意外地發現，事情並非他原來企望的那樣，把群眾的矛頭引向他要排斥的高層異己勢力；相反卻直接衝著他本人和黨的執政地位而發，所以才說事情起了“變化”，實際上是他主觀估計和謀略上起了大變化。像儲安平等人居然膽敢挑戰黨的領導權，甚至暗諷毛澤東是“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直接觸犯“聖上”的尊嚴和心病，所以非給這些“吃共產黨的飯”而自命清高，明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卻還自詡“士可殺不可辱”的知識分子一點顏色瞧瞧不可！
據1961年民盟中央公布的內部統計，民盟共劃右派5173人，占民盟盟員總數的15%。民盟中央一級共劃61人，占民盟中委和候補中委委員總數的33.6%.(參見章怡和：《淚祭羅隆基》，轉引自五柳村網站2007年4月26日)
至於就清華大學的整風鳴放階段而言，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及其他領導人，直到5月中旬，也隻知道要整風鳴放，而不知什麽陽謀。清華黨委是1957年5月9日召開黨委領導核心和行政處級以上幹部聯席會議，決定開始整風鳴放的。（見《新清華》1957年第181期報道）會上，蔣南翔說，現在是要“放”，召開各種類型的會，黨委應當自覺地置於內外夾攻的環境中，聽取和吸收群眾意見，開思想上的礦，沙裏也可淘金。還指示校刊“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言論）不登” （這表示並無心要“暴露”視為敵人的 右派）。經黨委領導人審定的《新清華》發表的會議報道中，也說要“通過‘放’來揭露學校工作中的矛盾和解決矛盾，以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並將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可見並不知道要“引蛇出洞”的陽謀。
到5月17日（此時已是毛澤東寫《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後2日），清華黨委擴大會議，蔣南翔發言還要求黨員幹部 “要準備（接受）狂風暴雨來洗刷一下，對領導的要求要嚴格一些。”他當時是黨中央候補委員，加上他同彭真的密切關係，本是可以通天的高幹。但此時他也並不知道毛澤東有什麽“陽謀”。由於處在學校第一線，對發動群眾幫黨整風，矛頭對著自己，感到有壓力，怕放亂，因而心存疑慮，以致到5月中旬以前，不大放手動員鳴放。到毛澤東寫《事情正在起變化》正式決定反右以後，毛見蔣執行其“陽謀”不力，曾派他的一位秘書來清華，轉交其“聖諭”，批評清華“放得不夠”。蔣這才於5月24 日急忙親自到學生食堂廣播室，號召全校師生大鳴大放。
24日，清華出現第一張大字報，很快大字報遍及全校。26日，北京大學29人來校串連，出現了自由論壇。
在正式開展反右鬥爭前若幹天，同各地部署一樣，清華大學領導對其所親信的幹部事先“打招呼” ，讓他們得知毛的反右方針和部署，一要他們對“右派進攻” （群眾批評）“硬著頭皮頂住”；二要他們緊急行動起來，選定對象，千方百計動員他們鳴放，將他們的發言中一時衝動的過激言論，斷章取義、摘其所要地指令校刊登載，以便擴大戰果，“暴露”更多的“右派”。這時才是有意識執行陽謀。（而置身領導人親信圈子之外的我，既未蒙“打招呼”， 也出於知識分子的良知，公開表示不滿和抵製這種“故入人罪” 的策略，而在反右時落得一個“堅決抗拒黨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針” 的罪名。（當然，這也是為了便於向毛澤東交待：清華之所以被批評“放”得不夠，是因為清華黨委內部出現了像袁永熙和郭道暉等抵製中央“暴露右派”方針的右派分子。）
剛開始反右時，清華一些幹部對這種180度的大轉彎還沒有思想準備，甚或有抵觸，“反擊右派”不力。此時，就將他們分批召到市委，由市委常務副書記劉仁直接出麵做思想工作，動員反右。
對於那些不理解或反對雙百方針和鳴放的90%的中央委員，以及省級以下的地方黨政官員，對反右的決策則大多數是讚成的。因為“雙百”的民主威脅了他們“個人說了算”的傳統格局；反右的打壓則是維護和鞏固各級幹部的權勢地位的（這與文革隻是大樹特樹毛澤東大權獨攬的絕對權威，而打擊、剝奪各級領導幹部、“走資派”的權力有很大不同），因而基本上很少有抵觸和反對的。黨奪取政權後，許多幹部的心態是“打天下者理所當然坐天下”，所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被理解為國家一切資源都屬共產黨所有，必須聽共產黨的話，否則就是反黨。（其實相反，中國共產黨並無獨立的黨產，其活動經費不是靠黨員交納的黨費，而是幾乎全部從國庫支取的，所以恰恰是共產黨吃人民和國家的飯。）那些不得人心、受衝擊較大的幹部，更覺得你們知識分子吃我們黨的飯，居然膽敢批評我們，真是“右派翻天” ！他們聞訊要反右，立即由滿懷怨恨轉為興高采烈，如同獲得解放，摩拳擦掌，準備反右立功，一泄整風鳴放中受批評衝擊之恨。以致彭真也發出警告：“別把尾巴翹得比電線杆還高！”
當然，也有像我這樣不識時務，抗拒陽謀、抵製反右的基層幹部。6月7日，即反右前一天，蔣南翔校長找我到他家裏談話，其他5位副書記也在座，他們是黨委領導核心。把我一個人找去，是因為第二天《人民日報》要發表《這是為什麽？》的社論，拉開聲勢浩大的反右大潮。他們要求校刊立即緊跟，爭取主動，轉入對“右派”的反擊。蔣南翔說：“這次鳴放，是一場階級鬥爭。”說錢偉長等人的“理工合校”、“教授治校”等主張，意在奪取黨對教育的領導權，物理係何成鈞教授說“毛主席的太陽沒照到清華園” ，這些都是右派言論，《新清華》應該開始反擊。
我卻說，明明是我們自己發動群眾、動員群眾幫助黨進行整風，一下子怎麽變成階級鬥爭了？雖然也有人在二校門貼反動標語，這是極個別的，不能說整個運動是階級鬥爭。錢偉長、何成鈞等教授的言論可能是片麵、偏激的，但這是人民內部矛盾，是對我們的工作或對黨員幹部個人提意見，至少何還是擁護毛澤東這個“太陽” 的，怎麽就是反黨呢？說成是反黨，我想不通。一位副書記辯駁說：“黨組織是由黨員組成的，沒有黨員怎麽會有黨組織、黨中央？所以，他們是通過反對黨員來反黨！”書記們輪流發言，做我的工作，批駁我的觀點，從上午10時辯論到下午2時，午飯也顧不上吃。同我整整談了4個小時，也沒有作通。最後我還明確堅持提出兩點意見和一點聲明：一是不應當把整風鳴放定性為階級鬥爭；二是“雙管齊下”，首先應該是整風，應該接受群眾合理的意見，“邊整邊改”，才能表明我們整風是有誠意的，才能團結大部分中間群眾；而不應該首先是反右。一點聲明是：說錢偉長，何成鈞等教授是右派，我保留意見。我說，“一二九運動”中錢偉長騎自行車到南京請願；何成鈞是於光遠的同學，也是民先隊員，解放後他還翻譯出版了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我認為他們是愛國的（後來在劃我為右派的決議上，這句話變成“郭道暉居然讚揚右派是愛國的”。）我還主動表示，既然我還搞不通，不宜繼續領導《新清華》工作，請黨委另派其他同誌。當場南翔決定改由一位副書記直接主管。
4個小時的辯論，以一對六，頗有“舌戰群儒”的味道，這就是我被定為“頑固堅持反黨右派立場” 的根據。這也多少反映了黨內並非都同毛澤東的陽謀沆瀣一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