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暉：“陽謀”背後的權謀——以親身經曆剖析整風反右運動 （一）

　　[按]：本文作者郭道暉，1928年生，解放前在清華大學加入中共地下黨組織，上世紀五十年代曾任清華大學黨委常委委員兼宣傳部長，反右中被錯劃為“右派”，1979年後曆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國法學會研究部主任和《中國法學》雜誌社總編輯、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教授、博導、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谘詢委員會委員等職。本文是作者根據1957年他所知悉並紀錄、保存下來的中央有關領導人的內部講話和本人在清華大學的親身經曆，參考其他有關材料，以新的視角對整風、反右運動的史實和理論問題所作的評析。

　　

　　前 言

　　

　　2007年是反右50周年，今年（2008）則是“處右” 50周年（處理右派，即正式給“右派” 戴帽、懲處、發配）。

　　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全國被錯劃右派達55萬人。據中共中央公布的資料，1957-58 年共劃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後“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和全國各地共96人。擴大化5759.1354倍，錯劃比率占99.99% 。所謂“必要性 ”隻占萬分之1.736。又據解密後的中央檔案，全國劃右派總共是3178470人，還有1437562人被劃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實際上戴帽的 “右派分子”不是55萬，而是55萬的5 .6倍！（參見ks.cn.yahoo.com 2007-10-03 ）清華劃了571個，其中教職工222人，學生349人。（見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於2001年4月編印的《清大學九十年》,清華大學所劃“右派”全部“改正”）至今官方的評斷仍然是“ 反右是必要的，隻是擴大化了。”人們普遍認為，這種論斷至少有違 “量變到質變” 的辯證法。

　　如果順此邏輯推演，還可能得出另外更為駭人的結論：為了揪出、打倒這96個“貨真價實”的“右派”，竟然“有必要”冤枉55萬個(實際上是317萬多個)無辜者，這同“寧可錯殺一千，不許漏掉一個”的策略，如何區別？（有的論者甚至舉出二戰中珍珠港事件後的美國，為了預防日裔美國公民通敵，將他們全部關進集中營，以此論證我國反右“擴大化”的“必要性”。真是虧他想得出這個連現今美國政府都予否定並道歉的案例！）

　　當然，人們還可以辯解說，我們不是故意的，隻是失誤；何況20年後大都給他們“改正”了。——這當然比過去在蘇區反AB團，把數以萬計的自己的同誌當“反革命”成批成批殺了要“人道”一些。且不說因1957年反右而自殺和被折磨至死的又有多少！當年清華大學黨委常委15人中就劃了3個“右派” （加上前黨委副書記俞時模，共4 人），其中被劃為“右派” 的清華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周壽昌（解放前上海交通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地下黨和上海學聯的領導人之一，解放初任全國學聯宣傳部長、團中央學生部大學組負責人和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反右初落難時曾私下對我說：“我們總算幸運，沒有像早年蘇區反AB團那樣被槍斃！” 可是，他後來卻因受此冤屈而精神苦悶得癌症，英年早逝。俞時模（解放初東北局團委農工部長，曾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學校總務處長）劃右後下放安徽，文革中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原清華黨委書記袁永熙（1938年加入中共地下黨、解放戰爭時期震撼全國的“一。二一運動”的傑出領導人和組織者。抗戰勝利複員後，任中共南方局領導的北平市學委負責人，全國學生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上世紀50年代初是團中央學生部負責人），在文革中也幾乎被打死（幸得他的續弦夫人向軍代表跪地求救才幸免），後得病癱瘓，於1999年去世。至於其他清華500多個右派師生中，自殺和勞改而死者則無法統計。

　　提到AB團，使我想起我親耳聽到譚震林的一席話。那是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前，1980年19月，黨中央組織全黨四千多高級幹部分組審議草案，我有幸被派去擔任中央國家機關第一組（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和高法、高檢等機關的領導幹部）的秘書，負責作記錄和整理會議發言簡報。當討論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空前的浩劫”時，與會的譚震林副委員長拍案而起，激動而沉痛地說：“什麽‘空前’浩劫! 在我們黨的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蘇區和其他地方的肅反，就錯殺了紅軍幹部和戰士幾萬人，難道不是浩劫?!” 據有關黨史資料的記載，單是“富田事變”中，抓“AB團”“第三黨”，大搞逼供信，紅20軍從班排長直到軍一級領導幹部幾乎全部被殺的慘劇。1931年秋，僅鄂豫皖紅四方麵軍就有2500餘排以上幹部被逮捕和殺害。會上鄭紹文（高法副院長）也說，當年夏曦在紅三軍搞肅反，洪湖蘇區的創始人幾乎都被殺光，夏曦還說“他們是為了破壞蘇區才創造蘇區的！”譚老說，當時有位同誌留下一個條子，寫著“我已完成了任務，謝謝！”就自殺了。有一個軍殺得連領導人都沒有了，派了陳毅去，把那些亂殺AB團的人殺了，這才煞住。……但黨並沒有因此汲取教訓，後來不斷複製這類錯誤：1943年延安整風後開展的“搶救運動”，十餘天中就“搶救”了成窩的“特務”“叛徒”，人人自危。建國後，反胡風、肅反、反右、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曆次政治鬥爭，不斷傷害知識分子和黨的幹部數以百萬計。譚老在回顧這些沉痛的曆史教訓時痛心疾首地說：“對於這些嚴重錯誤導致連續發生的黨內外災難，我們長期不願正視，諱疾忌醫，不汲取過去的教訓，才會產生建國以來曆次‘左’的錯誤的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碰得頭破血流，才開始覺悟，卻已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譚老的發言也可以說明，反右是曆次黨內外殘酷鬥爭傳統的繼續，特別是歧視、恐懼和整肅知識分子的繼續。反AB團就是對革命隊伍中的知識分子的一次清洗（甚至見到衣上插了一支鋼筆，也被當做知識分子被拖出殺掉。）。延安整風搶救運動，包括對丁玲、王實味的批判，矛頭也是對著敢於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解放後初期批武訓傳、批胡適、俞平伯、胡風以及在機關和學校搞肅反，大都如此。

　　反右及所謂“擴大化”隻是“失誤”嗎？——對廣大黨的基層幹部而言，或可有“失誤”之說；對始作俑者而言，既然公開聲稱是“陽謀”，就不是出於無心。事實上，毛澤東作為曆次全國性政治運動的發動者和領導者，幾乎大都包含了要排除幾個“異己”分子而搞成全國性運動，以形成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假象，來掩蓋黨內的權力鬥爭：1957年反右主要是要打垮敢於挑戰共產黨的領導權的民主黨派（特別是所謂民盟“右翼”人士）和共產黨黨內及黨外的民主派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1959年的廬山會議，起因本來也隻是毛澤東不滿彭德懷幾個人為代表的黨內穩健的力量挑戰他一貫“英明正確” 的絕對權威，要把他們打下去，卻故意搞成一場全國性的反右傾的路線鬥爭，人人檢討批判，同樣是借以掩蓋與彭老總的個人恩怨和權力較量，並借此轉移他搞“大躍進” 失敗的重大罪責。文化大革命也主要是要打倒劉少奇等威脅他的威權地位的身邊幾個“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卻從掃清外圍勢力入手，以批判吳晗、鄧拓，打倒“彭羅陸楊” 作為開張鑼鼓，製造一場“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而不是一個人打倒另一群人的假象，引起一場空前的“大革命”，最終把劉少奇、連帶把彭德懷、賀龍等開國元勳置之於死地。這些都可說是陽謀，因為大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進行的，而且個人的專製都裹上了好聽的“路線鬥爭” 、“階級鬥爭” 、“文化大革命”乃至“大民主” 、“群眾專政”的外衣。其陽謀背後的權謀，常人難以揣測。

　　具體到分析反右“陽謀” 的來龍去脈，其背後的權謀絕不是一個“引蛇出洞”可以簡單概括的。

　　迄今對反右的看法和評價，大多是就反右論反右，對反右前一階段整風和鳴放，僅將它視為主要是設置陷阱，引蛇出洞，是毛的“陽謀”的主要組成部分；卻忽視了毛澤東對整風和鳴放本身的原初目的；也有些神化毛澤東早有反右的先見之明，神機妙算；更忽視了從人民群眾的立場和憲政的視角，對整風鳴放這場新中國第一次偉大的民主運動作出曆史的評價。

　　至於“反右”的“必要性”，如果站在毛澤東維護個人絕對權威及其專政體製的立場看，麵對羅隆基、儲安平等民主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黨天下”的挑戰，打退他們的“進攻”，理所當然地是“必要的”；而從人民民主的憲政立場上審視，被誣為“右派”的人士為爭民主反專製而“鳴放”，也是必要的；反右運動則是對民主的反動，非但不必要，而且是違憲侵權的一大罪錯。

　　下麵試根據我的親身經曆和聽到並紀錄保存下來當時黨中央一些領導人的講話，參考其他資料和論述，從我現在從事的法律專業角度，作一些評析。

　　

　　一、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

　　

　　我認為毛澤東原初還是要整風的，不過，他要整的，同一般人民群眾、知識分子所企望的改進黨群關係、黨政關係不同；更不同於少數民主黨派人士要求改變“黨天下”、“黨專政”的政治局麵和體製；也和黨內其他領導幹部對整風的理解有區別。他發動整風，動機是多元和複雜的，我以為主要目的有二：

　　（一）整風為了防腐

　　這是初級層次的緣由。毛澤東作為農民革命的領袖，掌握政權以後，生怕得而複失，自己的地位也不保。他知道最危險的是敗在內部的腐化。這點給他“殷鑒”最深的是中國曆史上農民革命領袖李自成打下北京後迅速潰亡的教訓。在延安時期他就要求全黨學習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關於李自成的覆滅）。在進北京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就提出掌權後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 。毛澤東一直認為，我們進城是趕考的，我們能不能管理好這個國家，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訓。進城後，1950 年黨內就進行過一次整黨。1951年10月30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反貪汙浪費指示中指出，這“是全黨一件大事”，“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汙事件，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當時他親自批準殺了黨內高級幹部中的大貪汙犯劉青山、張子善，使全黨震動，全民擁護。後來他在給自己的一位親屬談話中說：

　　“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汙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麽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會是這樣。”

　　“殺劉青山、張子善時，我講過，殺了他們就是救了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啊!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誰要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 （轉引自《北京政協》1997年第3期）

　　毛澤東總覺得黨員幹部掌權後會腐敗，要靠群眾來整。想將共產黨已經發生的萌芽狀態的腐敗，加以糾正，以免危及他打下的江山社稷。

　　1957年的整風，是中央早在1956年就決定了的。1956年11月5日，毛澤東在中央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提到：“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他著重批評了黨內的官僚主義特權思想作風，說：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隻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誌們要看作好事。……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後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於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麽，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讚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25-327頁）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什麽要整風？》的社論。毛澤東作了指示：“不要搞那麽多條條框框來束縛，要改。怕放，無非怕引火燒身。”

　　至於其他中央領導人，起初也都是強調要真心實意聽取群眾意見，幫黨整風。筆者在4月23日舉行的一次黨委常委會上聽到傳達彭真最近的講話。他說：

　　目前主要是“放”。隻許我放，不許你放，自己永遠是正確的，這是惡霸作風。

　　有的幹部對兩種矛盾不分，以對待反革命辦法對待人民。老幹部是階級鬥爭中鍛煉出來的；但現在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人民內部矛盾突出，而幹部（思想）未轉變。講矛盾，我們是主要方麵。

　　現在不是極端民主，而是民主不夠。群眾寫信不敢寫名字。

　　有20%高級知識分子要求入黨，應即發展一批（如梁思成）。” （據筆者保留至今的筆記本紀錄，下同。）

　　到5月15日前某日，清華黨委常委領導核心派我參加北京市委召開的各機關、高校、工廠領導人的會議，出席的大多是各單位一、二把手，聽市委領導部署整風運動。會上市委書記彭真、副書記劉仁都講了話。彭真說：

　　現在（形勢）比延安整風還好。一檢查矛盾，矛盾都出來了。北大（發動“鳴放” ）較早，人大、清華也開始了，師大……。看出來，我們黨不整不得了。雖然我們（進城）隻7年多，但特權思想那麽重，宗派主義，黨外人士有職無權。（有的黨員幹部說）“我是領導人，你那算得什麽！”一甩！官僚主義那樣多，還有教條主義。……大學校中，對教授發通知不用“同誌”（稱呼），而“此令”，這簡直不像話！不知從哪兒學來的，你怎麽好意思“此令！”隻有毛主席有時候才用“令”。

　　目前，上海、北京（鳴放）比較轟得多，……現在比較緊張了，也有人恐慌起來，自殺的也有。上海工人、學生請願的也很多，好幾百人。

　　這樣整，不要好久就可以把風氣整好。

　　到現在為止，批評可分三類：（1）的確我們有缺點錯誤，至少90%以上是這類批評，是對的，不管話如何難聽；（2）不正確的，聽還是要聽，但可不接受；（3）也還有反動思想在鳴：不要工人階級領導，要資產階級領導，有的不是批評，而是反攻，這些意見是少數。

　　報紙上不要把難聽的話勾掉，要相信群眾能鑒別，講出來他會在群眾中孤立。有的報紙把壞話勾掉了，是軟弱，怕搞垮。----就是搞垮了，咱們再做幾年地下工作，打遊擊，再搞一個二萬五千裏長征，有什麽可怕？

　　我們這些缺點、問題，不整，就亡國。現在一整，睡午覺的人也少了。

　　十足的官僚主義也不少，占了茅坑不拉屎。

　　提出意見，還應該解決。可能解決的都應解決。

　　有的幹部把自己的老婆硬要放在學校收發室、人事室，工作能力沒人高，級別卻比別人高。黨內拚命爭級，不爭自己作了多少工作，不講貢獻，這不是咱們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傳統。人家比你能力強、本事高，是15級；你卻13級，還與人爭，你那麽低級趣味！應當自動提出降級。不要搞成低級趣味。一個校長，同在一個院子 ，還（專為你）搞個收發室，你不是找挨罵？！“此令！”-----你為什麽不“此致敬禮！”市委給你來個“此令”，你舒服嗎？

　　你自己造成狂風暴雨，怪誰？有些同誌很氣，說要上吊。……

　　一個幹部升了級，又撤（換）桌子又撤（換）椅子，……為什麽如此低級趣味！

　　有些黨員就會打推身拳，自己的事都推出去，不為群眾打算。一個共產黨員應當像個黨員樣子。自己工作根本沒有作好，一遇到別人批評，就打離身拳，自私自利！（郭按：我記得彭此話是嚴厲批評一位在場的工廠黨委書記，此前他在會上受到劉仁和彭真的質問，當場檢討時還在“打離身拳”，引起彭、劉很大不滿。我聽到彭居然不留情麵當眾批評他，深感市委領導對整風的雷厲風行）。

　　工廠工人是無產階級自己的隊伍，不要搞亂了。對中小學生（的出路問題），一律不要許願。隻要他勞動，到工廠當學徒，到農村當農民（都可以）。不要許願，不必去為毛主席競選，不要你去買個好，我去買個好，這是市儈作風。說什麽“我沒有意見，隻看領導如何。”

　　一麵整風，一麵聽意見，一麵改進。

　　在這個會上，市委副書記劉仁也講了話，對整風作了部署，言辭也很嚴厲。其中批評了黨內一些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腐敗作風，並指出：

　　要使對我們有意見、不滿的人都能提出來。他們要看，怕放長線釣大魚。現在絕大多數批評是對的。……三反五反，都是我們整他們，這一次應當讓他們出出怨氣，越難聽的話越要聽。如不整，共產黨就會腐敗下去，天下就不見得是我們的。良藥苦口利於病。……東北沈陽工學院要求公審肅反五人小組。……凡搞錯的，要道歉；原來在大會上鬥爭的就仍在大會上道歉，最後由市委負責。這件事越主動越好，不要羞羞答答，不承認錯又不認錯。肅反的結論也可考慮收回，不要裝在青年檔案中。

　　必須放。不能又放又收。……有人說，“不止毒草，毒蛇也出來了。”毒蛇也讓他出來，毒蛇也不怕，什麽也不怕。

　　從毛、彭、劉的上述講話中可以看來，他們起初確是要整風的，而且矛頭是對著黨內幹部，看不出這裏麵有故意“引蛇出洞” 的圖謀。至少也可推知，作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的彭真和作為北京市委常務副書記的劉仁這樣級別的黨的領導人，到4月下旬和5月上旬也還不知道毛澤東另有“陽謀”。

　　此前，約在5月上旬（9日？）清華黨委常委會上還曾傳達了彭真另一次講話，口氣稍有不同：

　　“政治局開了會，認為原定學文件方式整風，現在看來不夠。最近黨外提了一下（意見），那麽多，幫助極大。目前上海、北京真正放了，90%好。傅鷹（北大化學係教授）從愛國主義看，好，耿直。如果像現在情形搞（下去），官僚主義等等很難存在下去。

　　發言中確有少數人反共。右派講的不管怎樣也要登。教育中間分子要用右派去教育。現在馬寅初也說話了，說沒有黨不行。”

　　下麵具體交代了報紙如何報道鳴放中的發言。特別叮囑“學生中不要主動去發動（鳴放），不要讓學生去整教師，否則就被動了。”“整風是和風細雨。三反、肅反是敵我問題，思想改造要和風細雨。這是指共產黨要執行這一條。但是黨外（向我們）提意見則不然，我們要經得起狂風暴雨。”

　　“整風一方麵整自己，改進作風；一方麵使群眾中右派向我們逐漸靠攏、改造。”“現在鬥爭比較複雜，一是我們要整風；但也確有另一麵，有人想把我們整到資本主義，我看這就有點對抗性。”

　　隨著鳴放的廣泛發動和深入，開始出現一些在當時算得上是比較尖銳的意見，當局對“右派言論”開始警覺起來，但並沒有要發動反右大鬥爭的意思，隻是要在群眾中孤立他們，教育改造他們，還希望他們“向我們靠攏”。

　　這裏還可以從此前鄧小平對清華大學師生的政治思想問題的看法，來印證當時黨中央其他領導人的態度。1957年1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奉毛澤東的指派來清華大學作關於學習《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根據中央政治局討論後由人民日報發表的專論）的報告。此前，我作為清華大學黨委常委委員兼宣傳部長，曾隨黨委書記、校長蔣南翔及黨委副書記艾知生和團委書記阮銘一道去中南海，向鄧小平匯報清華師生在學習“再論”中的提出的諸多問題，為他來校作報告的準備。當我匯報到清華建築係一個叫蔣維泓的學生寫了“萬言書”，讚賞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和鐵托在拉普的演說時，小平同誌插話說：“我看了他寫的東西，觀點是錯誤的；但他的文章有邏輯思維，文筆也好，這個年輕人有頭腦，有才氣、你們要好好幫助他，將來是可以成為對國家有用的人才的。”顯然，這時鄧對蔣維泓問題還隻是當作思想認識問題，屬人民內部矛盾，是比較實事求是地對待的，更沒有把他當右派，而且還讚賞這個青年學生的才華。我對小平這種寬容和惜才的風格，十分感動。從中南海出來時，蔣南翔還對我們說了一句：“看來中央對基層群眾情況還是很了解的。” 大家對小平很體察下情，頗感欣慰。 蔣當時對學生中的混亂思想是有些不放心的，聽了小平的談話，也感到有底了。他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當時也並不知道、也不認為毛主席和黨中央有什麽“陽謀” 。（可是，後來反右時蔣維泓卻沒有逃過劃右派的命運，被流放到北大荒勞改多年。在文革中又再次被專政，最後在建工部設在河南的五七幹校勞改時出走，從此“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1957年1月12日晚上，鄧小平來清華給全校師生作報告，講了5個小時，報告共分五點：(1）關於《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這篇文章；(2)關於製度問題；(3)關於民主與專政問題；(4)關於蘇聯問題；(5)艱苦奮鬥問題。主要是總結了蘇共的教訓和中共的對策，批評了黨內一些不正之風，力圖澄清師生的一些疑問和錯誤思想，還比較實事求是和深入。報告一直講到晚上12點，受到清華師生的熱烈歡迎。後來在文革後期“批鄧” 時，有位緊跟“江青在清華的兩條走狗——遲群、謝靜宜”的清華原黨委副書記胡某，卻批判鄧的這個報告是“狂熱地鼓吹修正主義” 。

　　清華大學還有一個機械係焊接專業的學生武天保，也不知誰匯報說他公然揚言要殺幾千幾萬人（後來證明有誤傳），對此，毛澤東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幾次提到他，但又說：“這樣的人，又沒有武裝，又沒有槍，你怕他幹什麽?” 認為不要把他開除，要留下當“反麵教員”。毛這句話，倒使他在反右中幸免追究。這也可以說，即使毛澤東在起初也並沒有要在學生中劃右派，擴大打擊麵。

　　2、整風意在敲打異己

　　以上所述關於整風以防腐，可說是黨中央領導人的共識。但不排除毛澤東對整風還另有其他目的。他對整風是情有獨鍾的，一貫視整風為統一全黨思想、排除異己、定於一尊的有效手段。延安整風就清算了王明路線及其對毛澤東權威的挑戰。據現今一些老幹部的回憶和曆史學家的考證，當時還著重迫使周恩來檢討、臣服，最終樹立了毛澤東思想在黨內的絕對權威。

　　建國以來，毛為了急於實現他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和他在青年時代就向往的孔夫子、康有為的“大同”烏托邦理想，提前加速推行社會主義改造，批評劉少奇提出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批評按周恩來意圖起草的1956年元月20日《人民日報》反冒進的社論，毛認為是反對他的。（據吳冷西在《憶毛主席》中說：毛主席在社論最後送他審閱的時候，隻是在自己的名字上劃了圈，並且寫了“我不看了”這四個字。到1958年1月他在專門為此召開的南寧會議上說：“罵我的東西我為什麽要看。”這件事他隱忍了整整一年半，在反右派鬥爭大獲全勝以後，才找到機會出了這口氣。）批評薄一波的“右傾” 。此外還批評河北省委副書記、副省長薛迅和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孟用潛等高級幹部反對實行統購統銷政策，說他們“過不了社會主義這一關”。（《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35頁。）

　　更有甚者，黨的八大受蘇共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的影響，在黨章裏取消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更使他不滿，嘴上不說，心懷怨氣，認為是挑戰他的至上權威。他對黨內潛在的逆己傾向已高度警惕。正如夏衍所說，1957年反右，當時就有人說，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羅聯盟，怕的是黨內出赫魯曉夫（指在毛百年後作“秘密報告”。見夏衍在1980年10月在四千高級幹部討論《建國以來若幹重大曆史問題的決定（草案）》的發言，載當時會議所發中央國家機關第12組第14號簡報。）在上述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他還重提高崗事件，說那時他講過：“北京城裏頭有兩個司令部：一個司令部就是我們這些人的，這個司令部刮陽風，燒陽火；第二個司令部呢，就是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種風，燒一種火，叫刮陰風，燒陰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陽風，滅掉陽火，打倒一大批人。” 而現今 “我們高級幹部、中級幹部中，還有個別人（不多）裏通外國”（指私送情報給蘇共）。他嚴令這些人“把這個問題向大家說清楚”，“不講，就要查，查出來就給適當處分。” （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25-327頁。）

　　到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乘反右大勝、大權在握，他重算舊賬，嚴厲批評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以至迫使周打算辭職，陳雲事實上靠邊站。還指著薄一波的鼻子說：“我看你不是右傾的話，至少也是中間偏右！” （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版，第639、555頁。）又在同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上綱批評“反冒進”的領導人“跟右派相距不遠了”，“大概五十米遠”。（轉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中卷）第410頁。）

　　循此軌跡，不能排除毛澤東當初想利用整風來整偏離他的“左”傾路線、挑戰他的絕對權威的黨內高層人物。他發動群眾大鳴大放，“幫黨整風”，實際上就包含了試圖利用群眾運動，把“除三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矛頭引向整黨內高層人物。但這個謀算，因“右派” （特別是民主黨派中的“右翼” 民主人士）出人意料的大舉“進攻”，反而矛頭對向了他本人（“黨天下” 、“輪流坐莊”、“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 ，“老和尚” 等問題），對他和共產黨領導權挑戰，這當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何況黨內很多中高級幹部也反對大鳴大放（詳後），他怕失去廣大幹部的支持，就趕忙來一個180度大轉彎，變 “放” 為“收” ，大肆反右！原擬借黨內整風來整黨內高層異己勢力的打算就推後了。（但是，黨內中基層幹部中借整風來排除異己，公報私仇，則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