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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初葉成群而來的學術大師中，傅斯年和陳寅恪是令人欽佩的兩位，他們都有精深的學術造詣，以對學術界產生巨大影響而為後人所懷念，在學術界維持著長遠彌久的影響力。陳寅恪先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向為後人推崇。而傅斯年學識淵博精深，在曆史研究和文獻整理方麵獨樹一幟，尤其是對殷墟的發掘，更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曆史性貢獻。 但傅斯年最令我佩服的不僅是其學術貢獻，而是其對毛澤東的認識，傅斯年是一個少見的對毛澤東其人的認識極為深刻的人。傅斯年和毛澤東當年曾在北大相識，他們單獨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傅斯年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小說在內，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結論：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裏去研究農民心理，去利用國民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之流。
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作為國民參政員應XX黨邀請訪問延安，在延安訪問期間，與毛交談並在城內參觀，近距離觀察了XX黨極權體製的實際操作和毛的帝王之誌。他發現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製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毛澤東陪同傅斯年來到禮堂，傅看見裏麵密密麻麻掛滿了錦旗，是各地獻給偉大領袖的，便諷刺說：“堂哉！皇哉！”毛感覺到了諷刺的意味，沒有出聲。主客交談之間，毛表現出對古典低俗小說極為熟悉，這有利於他了解社會底層人群心態，因此煽動人群能得心應手。傅斯年親眼看到原本偏安一隅的毛記小朝廷已經坐大，深知其勢力越強，占地越廣，則危害中國越烈，預感抗戰雖然勝利，國事仍不樂觀。
在訪問延安的五名代表中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沒有出息，說：“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傅斯年當麵對他們說：“你們把他看作護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領以歿嗎？”傅斯年的估計相當準確，討好毛澤東的章伯鈞、黃炎培等人，都沒有逃過中國建政之後的若幹次政治運動，最後的結局都是不得好死。 有“大炮”之稱呼的傅斯年如果留在大陸的話，不是鏽死、爛掉，也該是門啞炮了。當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為激烈的左派分子時，如芒在背，一次閑聊時說：“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XX黨發生興趣。”接著又說：“但我自從與XX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XX黨！”簡短幾言透出了他內心對左派青年的不滿與對XX黨決絕的態度，這一態度直到他退守孤島都沒有改變。
傅斯年“五四”時年輕激進，曾是組織反北洋政府遊行的學生首領。一九一九年他曾寫文章《社會革命 – 俄國式的革命》推崇蘇俄，也曾說“俄國革命是全世界發展的模式。但是在以後的六年中，他到歐洲留學，親身了解英德兩國的資本主義製度，開始看到蘇俄共產主義的弊端，思想向溫和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轉變。一九二六年他回國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當時廣州是國共合作北伐的基地，也是XX黨的溫床。蘇俄派至中國的代表鮑羅廷肆意插手中國內政，張太雷、瞿秋白雖然在XX黨黨內是參與決策的首領，在鮑麵前卻隻是上命下傳的翻譯。傅斯年因此懷疑XX黨能否維護中國主權不受蘇俄控製。 一九二七年XX黨以“農民運動”為名，依靠鄉村的痞子，脅迫樸實農民對地主鄉紳實行燒殺搶，公開處決湖南大儒兼鄉紳葉德輝等，摧毀農村文化的載體，斬斷維係農村道德秩序和風化的社會纖維。“農民運動”積極分子對地主鄉紳施暴以後背負血債，在本鄉本地無法存身，隻能投靠紅軍，成為XX黨主要兵源。國民黨因此與XX黨決裂，實施“清黨”，傅斯年在廣州支持清黨決定。 傅斯年在理論層麵也對XX黨的運作方式也作了深入地分析：
“階級鬥爭”不過是XX黨掩蓋自己無止境權欲的麵具。XX黨利用挑動八種仇恨來奪權。
一， 中國人恨西方人；
二， 窮人恨富人 （傅本人也恨富人，但不讚同XX黨解決財富分配不均的做法）；
三， 尋常人恨地位超過自己的人；
四， 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
五， 低薪雇員恨高薪雇員，無名者恨知名者；
六， 農村人恨城市人；
七， 子女恨父母；
八， 年青人恨長輩。
傅斯年留學時曾研習心理學，他認為，許多人在潛意識中很容易接受把這些仇恨和報複欲合法化的理論，XX黨的“階級鬥爭”理論就投其所好，提供了發泄嫉恨的通道。1949年以後在大陸出生和或生活過的有獨立思考的人，從曆次整肅運動中逐漸發覺毛是調動人性陰暗麵，製造人際仇恨為己所用的大師，而傅斯年早於一九三○年代已經洞燭其奸。除了從實際中觀察XX黨以外，傅斯年也注意XX黨享以宣傳鼓動的理論。 傅斯年政治上堅決反共，但在自己主持的史語所厲行學術獨立於政治，不幹預所內青年們的黨派認同。受過傅斯年恩澤的學子中有心儀XX黨的尹達，後來投奔延安，成為毛的曆史官員；有不諳政治的周一良，紅潮席卷大陸時誤信毛的蠱惑而上賊船；但也有許多人因自己頭腦清醒或者受傅斯年人格的感召而隨史語所遷台，在以後六十年中艱苦耕耘人文園地，不但維護史語所的世界聲譽於不墜，而且成就了自己個人的學術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