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誌華：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是如何開始的？(下)

所有這些表明，在中共最高決策層，對於當時普遍出現的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的社會現象，關注點是不同的，解決問題的主張也是各有側重。同樣是處理“少數人鬧事”，同樣是整頓黨風，毛澤東顯然更傾向於開展思想教育運動，從意識形態方麵下手，而劉少奇和國務院領導人則比較重視調整政策，強調解決人民當前利益、處理好人民生活問題。這一點，從上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發言就已經可以看出。（參見八屆二中全會記錄《劉少奇報告》（1956年11月10日）；《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筆者對於這個問題的關注，詳見《中國對東歐十月危機的反應和思考——“波匈事件與中國”研究之二》（《史學月刊》2007年第1期第75~89頁））。不過，這並不說明中共高層存在著原則性分歧。國外有研究者認為，自1956年下半年以來，劉少奇便與毛澤東有嚴重分歧，並抵製毛澤東關於兩類矛盾的學說。這個結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猜測和推論得出的，而缺乏文獻的依據。（參見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295、323~327、366~368頁。例如，作者突出地指出，對於整風的目的，毛澤東強調的是批判官僚主義，而劉少奇始終把主觀主義擺在第一位。其實，毛澤東有時講話也把主觀主義排在第一（見本文），而劉少奇有時講話則重點批評官僚主義。參見《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第392頁，《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第251頁。）仔細研究劉少奇這一時期的言論可以看出，其實他對兩類矛盾問題也有深入的思考，同毛澤東一樣，劉少奇也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為人民內部問題，群眾鬧事的主要根源在於黨內的官僚主義，而且還有過全麵而精辟的論述。（參見《劉少奇選集》下卷第295~309頁）。   　　劉少奇與毛澤東的分歧並不在這裏，而在於解決這些矛盾的方式和著眼點。劉少奇一直強調整風是一次學習運動，批判和自我批評也限於黨內的和風細雨方式。筆者逐一查閱了劉少奇此期間的講話和報告，發現他幾乎就沒有談到過“雙百”方針，更不用說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了。甚至到5月7日整風運動已經全麵開展起來以後，劉少奇在高級黨校的談話中仍然認為，整風就是“聯係個人思想問題，認真進行自我批評”，同時也要“進行同誌間的互相幫助和互相批評”。劉嚴厲地批評了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現象，但強調應采取“妥協性的辦法”處理，還特別指出，“凡是黨內的矛盾，都是非對抗性的，但如加上挑撥離間、破壞黨的活動，也可以把這種矛盾搞成對抗性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第250~251、258頁）。毛澤東明確說，這次整風是解決黨群關係，解決黨與非黨之間的矛盾，並且邀請民主黨派與共產黨一起整風，劉少奇卻在這裏強調“同誌間”的批評，解決“黨內”的矛盾。毫無疑問，劉少奇的這種態度和觀點代表了當時黨內多數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的心聲，而恰恰這一點，是毛澤東所不能讚同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毛澤東下決心提前進行開門整風。   　　四、提前行動：毛澤東決定進行開門整風   　　麵對黨內普遍的消極情緒，毛澤東決定以《人民日報》作為突破口。《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卻長時間沒有對“雙百”方針進行主動宣傳。特別是1月7日發表了陳其通等人的文章後，一直沒有表明自己的態度，甚至毛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對這篇文章提出批評後，也遲遲沒有動靜，直到4月4日才在第7版發表了一篇通訊，內容隻是各地關於此文的報道情況和讀者來稿來信。回到北京後，毛澤東嚴厲批評《人民日報》：“違反了黨中央的政策方針，為什麽三令五申後，至今三月有餘一直避不表態。《人民日報》是黨的報紙，但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上，一直不聲不響，完全沒有領導，領導權被別人拿去了。”（《林克日記》（手稿），第30~31頁）。毛澤東批評《人民日報》，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南行時的感受使然。黨內多數幹部對他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冷漠處之，毛澤東看在眼裏，急在心上，本來就有一肚子火，看見《文匯報》、《新民晚報》以及《光明日報》這些非黨報紙接連發表文章，讚同鳴放，針砭時弊，感覺到“非黨的報紙拿去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胡喬木回憶說：毛澤東“到上海以後，一看《文匯報》、《新民晚報》搞得很熱火，《解放日報》、《人民日報》按兵不動，他就火了，就說要搞大鳴大放”（《胡喬木論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4頁）。   　　毛澤東為了推動整風，回到北京後接連親筆起草了幾個中央文件。   　　4月9日，毛澤東審閱和修改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決定（草案）》，主要內容是：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一次以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1957年進行準備工作，並在適當範圍內試行，1958年全麵開展，大約在2年至3年時間內完成。毛澤東在修改時特別加了一句：“此件以早發為有利”，同時又親自起草了中央關於試行這一決定草案的通知。急迫心情，一目了然。不過，這個決定（草案）和通知後來都沒有下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421~422頁）。其原因就在於通知中確定的整風開始時間——1958年，已經不能滿足毛澤東的要求了。   　　4月17日至19日，毛澤東連續三次召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陳雲開會（《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第377頁）。會議的內容目前尚無史料說明，但很可能就是討論整風問題，因為4月19日這天，毛澤東親筆擬了一個黨內指示，要求各地黨委和中央各部委黨組檢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和執行情況，並把討論中“黨內黨外讚成反對兩方麵的意見”，各級領導的意見及對整個形勢的估計“寫成報告”，在15天內用電報（外地）和書麵報告（北京）送中央。（《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432~433頁；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72，第1~2頁）。在毛澤東的這個指示中，調查之廣泛、詳細，要求之嚴厲、急迫，足見毛澤東急於打開黨內局麵的心情和決心。目前沒有資料顯示這幾天中共高層的活動，不過，從周恩來4月24日在浙江省委擴大會議的講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要立即開始整風的想法已經得到中共主要領導人的認同。周說：“正確地對待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首先要把共產黨搞通”，為此“我們主張從現在開始，自上而下地進行整風。整風主要是三個口號，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宗派主義。”（轉引自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1898—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201~1202頁）。   　　不等各地、各部門的匯報到手，毛澤東已經開始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整風的新指示了。25日淩晨，毛澤東在遊泳池召見彭真，談了對整風指示稿的修改意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670頁）。4月27日，陳雲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了這一文件（《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第378頁）。同日，毛澤東還親筆起草了一個關於整風和幹部參加勞動的文件，作為吹風，發至基層黨委。文件指出：“黨的整風指示，日內即可發出，即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發揚正確的思想作風，糾正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的思想作風。”（《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94~295頁）。4月28日，毛澤東又對整風指示稿作了修改，並批示：“準備5月上旬或中旬公開發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451~452頁）。29日晚，毛澤東再次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等人專門討論有關開展整風運動的問題（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606~607頁；《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第379頁）。與此同時，毛澤東繼續關注並鼓勵黨外的鳴放。看到4月29日《光明日報》發表的北京大學教授李汝祺《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一文，毛澤東很滿意，建議《人民日報》予以轉載，並為該文重新擬了一個題目《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還代《人民日報》寫了編者按。按語說：“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讚成這篇文章。我們歡迎對錯誤作徹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錯誤的思想和措施都應批判幹淨），同時提出恰當的建設性的意見來。”   　　中共中央辦公廳於4月30日發出關於整風的指示文件，緊接著又第二次發出修改稿，隻作了幾處文字改動。文件首先批評黨的許多幹部，“在一個新的劇烈的偉大的變革中”，“並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這種新情況和黨的新任務”。同時，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有必要“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水平，改進作風，以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文件指出，毛澤東兩個講話傳達以後，“引起了黨內黨外的熱烈討論，就我們黨來說，實際上，這就是整風運動的開始”。文件最後還特別指出：“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   　　盡管在文件中沒有明確表露開門整風的意圖，而隻是提出歡迎非黨人士參加整風，但毛澤東實際上已經開始動員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了。就在中共中央文件下發的當天，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二次（擴大）會議，議題就是整風動員。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主要領導人和26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這次講話，毛澤東重點在於鼓勵非黨人士給共產黨提意見。他說：“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許多人的事情，不搞運動，搞不起來。需要造成空氣，沒有一種空氣是不行的。現在已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繼續下去。”關於整風采取的方式，毛澤東說：“規定非黨員自願參加，自由退出。最近兩個月就是這個方式，就是整風辦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見就說，黨內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風，已經整了兩個月。”這個說法，與整風指示中說的方式已經有些區別了。為了鼓勵黨外人士站出來講話，對於當時正在爭論的一些問題，如“民主人士隻有職而無權無責”、“教授治校”、“共產黨有術無學、不能領導科學”等，毛澤東或多或少表示他本人是讚同民主人士的意見的。比起中共中央的文件，以及毛本人以前的曆次言論，這番講話更具鼓動性和影響力。不過，積極起來響應的還是在黨外，而不是黨內。這就難怪運動開展起來以後，雖然說是共產黨整風，但真正積極參與其中的卻大都是知識界的非黨人士。   　　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公開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一場轟轟烈烈的全黨整風運動開始了。   　　（本文作者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上海200241）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