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誌華：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是如何開始的？(中)

在3月25日召開的北京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很多幹部對毛澤東的講話表現出憂慮和懷疑。講到“雙百”方針，“大家都讚成放，但仔細地研究一下，有些人仍然有種種顧慮”，他們“怕天下大亂；怕以後工作不好做，不好領導；怕放了毒草，群眾會中毒”。有人說：“百花齊放，放就是收，放了緊接著要收。”有人說：“收是絕對的，放是相對的。”不少人直截了當地提出：“毛主席說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不好，但是我看了這篇文章，卻看不出有什麽不好”。（《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7）》，第162~169頁。1957年1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其通等4人的文章，文章對“雙百”方針提出後文藝界的形勢和傾向提出了批評）。湖北省委的報告說，毛澤東的講話傳達以後，“有些黨的幹部（包括一部分領導幹部）大吃一驚，他們懷疑人民內部是否存在著矛盾，他們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認為人民群眾鬧事要“由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負主要責任，是不公平”。對於在基層單位放手發揚民主和執行“雙百”方針顧慮重重，怕“放”出錯誤的東西來難以收場，說“放”也可以的，但是“要首先解決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問題”。（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72，第3~5頁）。甘肅省委報告，對中央的方針“黨外比黨內接受的快，情緒高”，黨內則受到“很大震動”，部分幹部，特別是黨員幹部，“在思想上還有程度不同的懷疑和顧慮、甚至抵觸情緒”。在高級幹部中，“思想基本搞通”的隻是少部分人，大多數人“是原則上通了，也認為中央的方針、政策完全正確，表示擁護。但遇到具體問題，特別是與本單位和自己有直接關係的具體問題時，就不通了”。還有極少數人“抱有很大的抵觸情緒”，認為“革命幾十年都沒叫人監督，現在革命勝利了反倒要叫人監督了，真想不通”。甚至有人說，“黨外人士、知識分子現在更囂張了，不把他們整下去總不甘心”。（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72，第15~18頁。）山西省委的報告更加具體：毛澤東的講話在各級幹部中傳達後，“爭辯之多，是空前的”。“多數人表示擁護，但對若幹原則問題抱有懷疑和抵觸情緒”，他們提出，如此強調擴大民主“是否會助長極端民主化？”“現在已有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再要擴大民主，事情就更不好了”。又認為“鬧事沒好人，好人不鬧事”，“不承認鬧事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也有個別人“公開表示懷疑和反對”，他們提出“這次毛主席報告的精神是否右傾了”，認為“毛主席的報告替民主人士、知識分子、資本家和過去的地主、富農說的話太多了，而替勞動人民說的話太少了”。“大學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於剝削家庭，他們畢業後都將當幹部，難道毛主席就不怕重複匈牙利事件的教訓嗎？究竟還要不要專政？誰專誰的政呢？這真是長他人的誌氣，滅自己的威風”。（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72，第19~21頁。）上述情況，在黑龍江、廣西、四川、廣東、浙江等省委的報告中，都有普遍的反映。   　　在農村基層幹部中，懷疑、抵觸和反對的情緒更加激烈。很多人都質問：“這個報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傳達錯了”。有人說：“過去聽了傳達毛主席關於合作化的指示，日日印在心裏，今天聽這個報告實在聽不進去”，甚至認為“毛主席這個報告太右傾了”。大多數基層幹部都不同意把這個報告再向下傳達或貫徹。關於兩類矛盾，有的支部書記說：合理提意見的是內部矛盾，罵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就是敵我矛盾。還有人認為，成分好的人鬧事是內部矛盾，富農和政治上有問題的人鬧事就是敵我矛盾。對於“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普遍反映是：對農民能用，對富農、反革命分子不能用；對貧農能用，對富裕農民不能用；對先進地區能用，對落後地區不能用。至於“雙百”方針，認為城市可以實行，但農村不能貫徹。由於感到“黨給群眾撐腰，不給幹部留臉”，不少基層黨員幹部工作消極，想躺倒不幹，甚至有的提出退黨。（《內部參考》第2209期，1957年5月21日，第7~9頁；《內部參考》第2213期，1957年5月25日，第20~22頁。）   　　至於毛澤東提出的黨內整風，似乎還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既然說整風運動是一年以後的事情，3月26日吉林省委下發的一個通知就把正在開展的“學習八大文件，檢查思想作風”的工作與將要開始的整風運動斷然區別開來。通知明確說：“這次檢查雖然是以整風精神進行，但不等於就是一個整風運動”，而隻是“整風的思想準備”。（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39，第19~22頁。）在他們看來，整風並非當務之急，到底怎麽搞，目前還提不上議事日程。   　　所有這些材料，無論是來自上層還是基層，無論是黨內報告還是新聞報道，反映的情況都是一致的。麵對如此難堪的局麵，毛澤東感到，必須親自出馬，再次進行動員。   　　三、南巡講話：劉少奇與毛澤東的不同關注   　　為了促進整風運動的開展，毛澤東需要同時進行兩方麵的工作，既要說服黨內幹部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又要鼓勵黨外人士解除顧慮，敢於向執政黨提出意見和建議。在毛澤東看來，隻有通過這種新式整風運動，才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推動社會主義前進，所以他關注的是“思想動向”，主張首先從政治和意識形態上解決問題。但黨內多數領導人認為，整風主要還是理論學習和思想教育，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關鍵在於具體政策的調整，從經濟和社會的角度解決執政黨麵臨的問題。   　　毛澤東決定到南方巡視，親自進行說服工作。臨行前，他審閱並批準的《中央關於傳達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指示》中特別講到：“這次宣傳工作會議的一個重要經驗，是黨員和黨外人士一起開會，這不但對於密切黨員與非黨員的團結有好處，對於了解情況，聽取意見，討論和研究問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也是很有好處的。”指示還要求各地“應該同樣召開宣傳工作會議，並且像中央召開的這次宣傳工作會議一樣，吸收黨外的教育、文藝、科學、技術、新聞、出版界人士參加”，會議“應當充分發揚民主，特別要讓黨外人士講出內心的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396~397頁；《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131~134頁。）從3月17日到4月上旬，毛澤東先後到了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等省市。所到之處，都要召開座談會，對當地黨員幹部發表講話，走一路，講一路，毛自己說他“變成了一個遊說先生”。（《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省、安徽省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20日））。這次沿途演講，實際上成了全黨整風的思想發動（《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642頁）。   　　關於整風問題，毛澤東在天津說道，整風沒有什麽可怕，就是學習和檢查，對錯誤嚴重的同誌要幫助他改正，但不用開大會鬥爭的方法。今年準備試行，明年再正式開始，黨內這麽做，黨外自願參加。（《毛澤東在天津市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17日））。到濟南又說，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後，人民內部矛盾就發展起來，解決思想問題，正確的方針不是收起來，而是還要放，現在還放得不夠。共產黨政府有工人、農民作基礎，有馬克思主義指導，是批不倒的。批倒的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那一套東西。共產黨有時候還要借黨外的力量幫個忙，叫做內外夾攻，把官僚主義這些東西吹掉一些。“整風是用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黨內矛盾的一種方法，也是解決黨同人民之間的矛盾的一種方法”。（《毛澤東在山東省級機關黨員幹部會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18日）。部分內容發表在《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84~285頁。）在南京，毛澤東說：這些年知識分子還是有進步的，應該肯定這一點”，“民主黨派都是知識分子”，所以提出“雙百”方針和長期共存，這些方針應該堅持下去。“如果我們身上有官僚主義，有缺點，首先讓黨內批評，然後黨外批評，批評我們的缺點，把我們的官僚主義改一改，把缺點改一改，不就好了嗎？會不會倒呢？不會倒的。”對於民主黨派，毛澤東主張“要同他們講真心話”，“不要黨內一套，黨外一套”。“關於政策的事情，都可以講，黨內是這樣講，跟黨外也是這樣講。材料都可以看，有一些材料，譬如講罷工、罷課、遊行示威，暴露我們官僚主義的這樣一些材料，可以印發給他們看。他們平時看不到，這樣一來，反比較好。有時可以開兩個黨共同的會議，黨內黨外同時參加。”（《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省、安徽省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20日）。部分內容發表在《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85~287頁。）   　　到了上海，毛澤東重點談群眾鬧事問題。他說，凡是有官僚主義的地方，人民就可能鬧事。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這類事情，應該看做正常現象，並且作為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方法。關於整風，“中央還沒有做出正式決定，準備這樣做。今年準備，明年、後年兩年實行，以三年時間”，“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用適當的方法加以批評”。他強調，整風隻會增加共產黨的威信，共產黨要民主黨派進步，首先自己就得進步，共產黨把作風整頓好了，取得了主動，黨外人士就會自願參加，進行自我批評和整風。他們中的左派和中間派會來參加，右派恐怕就不幹。現在問題是，在相當多的地方“黨內黨外隔一層”，“溝太深”，應該“把溝填起來”。最後，毛澤東強調，批評共產黨的缺點，是為了鞏固黨的領導，擴大民主是為了加強民主集中製，這是原則。但是還要有靈活性，不能碰到罷工罷課，碰到錯誤的言論，就拿“破壞黨的領導”當擋箭牌。這樣，“我們國家的文學、藝術、科學就可能希望繁榮、發展起來”，“我們的希望就可能達到”。（《毛澤東在上海市黨員幹部會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21日））。   　　此行最後一站是杭州，毛澤東在這裏召集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市委負責人座談，聽取他們有關思想動態的匯報，並針對黨內提出的問題，發表了一些很有針對性的看法。如上海幹部反映：現在搞百家爭鳴不是時候，百家爭鳴與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傳達要求先黨內後黨外，一下推開感到難辦。毛澤東針鋒相對地說，八大已作了結論，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是時候。什麽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為了爭取群眾嘛。不考慮爭取群眾，談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現在黨與非黨之間有條溝，而且很深。我並不是說黨與非黨不要有界線，應該有條線，混起來不好，但不應該變成鴻溝，脫離群眾。接著，他談到邀請黨外人士參加整風的問題：黨內黨外一起來好，這樣快，就把許多人推上政治鬥爭舞台，不然兩三年也不得解決。現在黨外傳達很快，黨內反而遲，報上也很少反映。再如浙江幹部反映：“黨外的人士聽了主席的報告之後都很興奮”。毛問：“黨外興奮，黨內呢？”聽說省委準備召開宣傳工作會議，毛又追問：“有沒有黨外人士參加？縣裏來不來人？”接著不滿地問隨行的陸定一：“我們的宣傳工作會議為什麽不報道？有黨內外人士都參加的會議為什麽不報道？最高國務會議一聲不響，宣傳工作會議還不響。《人民日報》對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聲不響。”聽說很多人過去對陳其通等人的文章有同感，毛澤東更加生氣了：“陳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黨內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所以，我這個報告毫無物質基礎，與大多數同誌的想法抵觸嘛。”（《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654~661頁。參見《毛澤東在聽取上海、安徽、江蘇、浙江、福建等省市委負責人匯報時的插話（記錄稿）》（1957年4月4日至6日））。   　　這次南方之行，黨內外對毛澤東在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反響完全不同，對他觸動很大，並引起了新的思考。黨外人士和知識分子反應積極，雖然對鳴放還有顧慮，但普遍表示擁護和讚同。而在黨內，大多數幹部還是對“雙百”方針的提出是否正確、是否適時有懷疑，不敢放、不願放、不想放。黨外傳播迅速，黨內傳達遲緩，黨外報紙反應強烈，黨內報紙一聲不響。這種反差表明，黨內的思想認識已經跟不上形勢的變化，甚至落在民主黨派的後麵。   　　劉少奇同樣非常關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從2月18日至4月14日，劉少奇沿京廣線一路南下，廣泛聽取各方麵的意見。臨行前，他向隨行人員說明了出行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鬧事問題。他說，“群眾怪我們的原因有兩條：一是我們有官僚主義，二是我們的政策有錯誤。當然，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有敵我矛盾。”因此，“如果沒有正確的政策，勢必發生像波匈事件那樣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與毛澤東強調要注意“思想動向”不同，劉此行對意識形態方麵的問題幾乎沒有涉及。（參見《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386~400頁；參見《劉少奇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812~823頁）。   　　社會分配方麵出現的問題是農民、工人產生不滿的主要原因之一，劉少奇對此特別關注，他提出：“所有製解決了，生產關係的問題出在分配上，表現得很尖銳複雜”，“真正做到分配公平，講清道理，人民是不會鬧事的”。在河南新鄉，劉少奇聽取地委負責人匯報農業生產合作社情況，對該地實行包工包產到隊、固定3年不變、超產獎勵的辦法十分讚賞，肯定這是農村生產關係的一種調整（《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第387~388頁）。在湖南省幹部會議上，劉少奇指示：“要很好地處理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工人與農民的消費比例、國家預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門之間、地區之間的投資比例、生產人員與非生產人員的比例等全社會中的分配問題。”（《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第391~392頁。）   　　農業、手工業改造後，生產經營單位普遍過大，也是農業社和手工業社社員產生不滿的原因之一。劉少奇同新鄉地委負責人談話時說：“生產力隻是那麽個水平，就適宜於生產單位小一點，特別是分配單位小一點好，太大了則生產關係超過了生產力。”劉還談到勞動方式，認為“社員勞動一定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體化了不行”，可以“實行分組分戶小包工，分給社員的農活隻要求他幾天完成，隨便他什麽時候上地，有個勞動自由。有很多小活適於個人勞動，不能完全否定個體勞動。和工業一樣，農業也可以實行個人負責製”。在河北、河南等地，劉少奇明確提出農業社要放棄集體喂養牲畜的方式，並指出：分散喂養並不是倒退，隻是經營管理方式改變一下。（《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第388、389、397頁；《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28~329頁。）   　　商業、服務業過於集中經營，給城市生活造成不便和緊張，是引發市民不滿的重要原因。劉少奇在聽取地方匯報後，主張實行國家、集體、個體幾個方麵經營。在長沙，劉少奇提出：市政建設的大項目，如自來水、電站、下水道等等，需要由國家投資；那些零零星星的項目，如市民住宅、理發館、商店、電影院等，應該發動群眾，可以由群眾自己辦。在廣州，劉批評說：“國營商業部門機關化、官僚化，不根據實際情況辦事，私商小販做生意能賺錢，國營商業為什麽就不行？”他要求國營商業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販學習，采取一些靈活的辦法，如下鄉采購，晚間營業，搞好對市民的蔬菜供應等等。劉很看重自由市場的作用，認為自由市場對國家有利，可以暴露國營商業的缺點，補充其不足，方便人民。（《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第390~391、393、395頁；《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345~346頁。）   　　工礦企業的職工住房緊張，也是各地反映比較突出的問題。劉少奇視察株洲湘江機器廠時談到了解決職工住房的問題。他說，我們國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資大，職工住房問題，國家隻能有計劃有步驟地加以解決。今後，集體宿舍還是應該由工廠解決，家屬宿舍工廠不能再蓋了。凡是青年職工要結婚的，都要他們參加房屋合作社，自己蓋房子。工人自己蓋的房子，一輩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屬於自己所有，將來如果調動的話，還可以出賣、出典、出租，本錢可以撈回來。（《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第392頁；《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342~344頁。）   　　中小學的辦學、中小學生升學和就業，是劉少奇此行關注的又一個問題。他聽取湖南省領導人匯報教育工作後，要求放手讓群眾辦學。劉提出，在農村是社員辦學，而不是合作社辦學；在工廠是工人辦學，而不是工廠辦學。“現在除了國家辦學校以外，還可以集體辦學、互助辦學，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職業者辦私塾。”對於升學和就業問題，劉要求各地黨政機關和青年組織對不能升學的中小學畢業生，采取負責的態度，分別情況，作好統籌安排：除了再辦一些小學、中學，組織學生自學的辦法外，還有就業的途徑。除了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單位可以招收一部分中學生，城市裏的服務行業和手工業需要增加一部分學徒和職工外，劉少奇指出從事農業是今後安排中小學生的主要方向。（《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第390、391、394頁；《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330~331頁；《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7~294頁。）   　　在劉少奇調查研究的同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也在積極製定和頒布各種旨在解決社會生產、生活問題的政策和規定。1957年1月11日，陳雲便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關於職工生活方麵若幹問題的指示》。1月14日陳雲又出席全國農村自由市場會議並講話，提出要對市場物資供應緊張暴露出來的矛盾加以研究並找出辦法。（《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361~362頁。）1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肯定限製私商措施的同時，指出由於對市場管理過嚴過死，帶來一些副作用，強調開放農村自由市場對於活躍城鄉物資交流、刺激農業生產、改善國營和供銷社商業的經營管理，都起了很大的推動和刺激作用。（《人民日報》1957年1月29日）。2月6日上午，陳雲主持召開國務院辦公會議，要求製定若幹主要農產品的比價，解決好收購和零售差價過大的問題，適當改變偏遠地區某些農產品收購價偏低的現象。當天下午，陳雲又在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1957年麵臨巨大就業壓力，需研究解決辦法。要建立退休製度，除少數必要外，職工到60歲應該退休，女職工可以更早一些（大約55歲）。會議還討論了發展養豬生產的問題（《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第366~367頁）。不久，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大幅度提高生豬收購價格，要求各地農村貫徹執行生豬“私有、私養、公助”的方針，並在供應飼料和收購價格上合理兼顧社員個人利益和合作社集體利益，以改變生豬生產下降的趨勢。（《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7號，第75~77、87頁）。2月7日，陳雲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特別講到不能把人民鬧事“看成反革命”，對人民鬧事問題的處理方法：提出要求凡是對的，都應滿足；不對的，要批評；有困難的暫時解決不了的，要講清楚，說老實話；除現行反革命外，一律不抓、不開除。（《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第368~369頁）。3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農業社必須堅持民主辦社的方針，按時公開財政收支，包括產品分配、銀行存款、國家預購款、國家的貸款及用途、生產資料和用具的購置、幹部的補貼、社員的預支、國家的救濟款等，決定社隊問題要同群眾商量，幹部要參加生產。（《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第128~130頁）。3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指示，允許合作社將小型役畜轉給社員私有、私養、私用，或幾戶社員夥有、夥養、夥用，滿足社員家庭副業生產和日常生活對畜力的需要；同時適當調整菜牛和牛皮的收購價格，以刺激農民養牛的積極性。（《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第373~374頁；《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8號，第76~78頁）。同日又發出有關春耕的指示，其中要求並社和轉高級社的工作應該停止；過大的社可以根據本地本社的具體情況和多數社員的意見，采取簡便方式進行必要和適當的調整。（《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8號，第70~73頁）。3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承認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群眾性的遊行請願和其他類似事件的發生，“首先是由於我們的工作沒有作好，特別是由於領導者的官僚主義”，指出防止這類事件發生的根本辦法“首先是克服官僚主義、擴大民主”（《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第154~156頁）。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透露中央準備在年內召開中央會議，專門討論職工群眾參加企業管理的問題；職工生活問題；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和教育問題；企業中黨、工會、青年團組織的工作問題。（《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第166~173頁）。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