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誌華：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是如何開始的 （上） zt

 　　摘要：波匈事件發生後，毛澤東意識到已經取得的政權還有喪失的可能，其危險來自於執政黨與人民群眾的矛盾，於是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開展黨內整風運動。黨外人士和知識分子歡迎，黨內對此懷疑和抵觸，毛澤東南巡進行動員。劉少奇等人主張通過政策調整緩解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則強調首先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並借助黨外力量。南巡後，毛澤東決定提前發動整風運動。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1957年最受國人關注的就是整風反右運動。有一種比較流行的意見認為：“整風和反右實際上是一回事”，發動整風就是為了反右，而且毛澤東從一開始就設計了“引蛇出洞”的策略。（最有代表性的論述見李慎之《毛主席是什麽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第114~115、124~125頁；章立凡《風雨沉舟記》，《二十一世紀》（1997年4月號）第45頁。最近李銳發表了《毛澤東與反右派鬥爭》，《炎黃春秋》（2008年第7期），仍然堅持這種說法。）但筆者的研究結果顯示，毛澤東確曾設想並發動過一次黨內整風運動，後來他感到“情況異常”，才轉向反右。就打擊的對象和運動的方式而言，整風和反右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過程，而且，整風本身在不同的階段，其內容差別也十分明顯。毛澤東最初提出整風，是希望借助黨外知識界力量，通過“和風細雨”的方式遏製共產黨內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後來轉入反右派運動，卻變成以“急風暴雨”的方式打擊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社會上一切對執政黨不滿的言論和行動，而運動後期的整風，則是在整個社會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黨內整風轉為全民整風。其中隻有一點是貫徹始終的，即所有這些運動的目的都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堅持當時毛澤東認定的社會主義道路。本文旨在說明1957年整風運動的緣起。

 

　　一、整風倡議：毛澤東試圖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波匈事件，特別是1956年10月在匈牙利出現的動亂，使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意識到，已經取得的政權還有喪失的可能。這種危險源自於國外反動勢力利用國內的反革命力量推翻共產黨政權以及國內人民群眾對執政黨脫離群眾的作風和某些方針政策的不滿和對立情緒。至於在中國，毛澤東認為，經過鎮反、肅反，革命分子已經基本上不存在了，不會出現與國外反動勢力結合的危險。今後中共的主要任務就是解決執政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克服執政中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於是，毛澤東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並決定以此為指導思想，采用民主的方式開展黨內整風。

 

　　早在蘇共二十大提出批判斯大林問題以後，針對社會主義陣營出現的思想混亂，1956年6月中共中央就提出：為了“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克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克服學術研究、報刊宣傳、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有必要在黨的幹部、研究人員和高等學校畢業班學生中，“分期分批”開展一次學習運動，“到1957年7月結束”。（《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匯編（1949—1956）》，學習出版社，1993年，第1153~1154頁）。盡管還沒有直接提出整風，但其意圖是明顯的，即通過加強理論學習和思想教育，批判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不久，批判對象又加上了官僚主義（《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6）》，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年，第652頁）。

 

　　這一階段，新華社在《內部參考》中陸續披露出黨內工作作風的嚴重問題。如湖北省襄陽專區在夏收預分中“發現許多農業社幹部有嚴重的貪汙行為”。長春市企業領導機關“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平時隻顧完成生產任務，不關心工人疾苦，妨礙了職工的積極性。內蒙昭盟地區幹部“嚴重違法亂紀”，僅據8個旗縣的材料，一年多來就發生非法逮捕拘留事件152起，預審及監所管理違法亂紀事件32起，非法搜查與捆打公民70起，因工作方法不當而造成的嚴重事件13起。由於幹部在工作中強迫命令的做法和無視百姓生活的錯誤，浙江省寧波地區連續發生“群眾自殺事件”，僅慈溪縣就有91起，寧海縣有78起，涉及的鄉鎮達60%~85%，而且“自殺者絕大部分是勞動人民”（《內部參考》第119期，1956年5月30日，第557頁；《內部參考》第1923期，1956年7月3日，第19~20頁；《內部參考》第1990期，1956年9月13日，第320~323頁；《內部參考》第1995期，1956年9月17日，第450~452頁）。這不能不引起執政者的密切關注。

 

　　中共八大召開前後，毛澤東也曾提出反對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但是他認為與蘇共相比，中共雖然也有，但是並不多（《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1~102頁）。不過，波匈事件發生後，他很快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八屆二中全會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就是如何防止其在中國重演。毛澤東在全會最後一天作總結報告時指出：“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讚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接著又鄭重提出：“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至於方法，毛澤東指出，“我們主張和風細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612~613頁）。正式提出的整風，除了“學習文件”，又增加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內容。但有研究者注意到，“全會公報的用詞表明”，開展整風隻是毛澤東“個人的呼籲而不是官方的指示”（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6頁。公報的用詞是“毛澤東同誌號召”：“采取整風方法，同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傾向作鬥爭”。《人民日報》1956年11月16日）。胡喬木11月23日在社會主義學院講述八大的基本精神時，反複講到反對官僚主義和實行民主化，對整風卻隻字未提（《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91頁）。甚至幾個月後，康生在作報告時仍然認為：“二中全會主席提出準備開展整風運動”，隻是一次“新的學習運動”（雲南省檔案館：7-1-867，第28~33頁）。這就是說，中共中央當時尚未就開展整風運動問題形成一致意見，更沒有作出決議。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麽毛澤東在3個月後再次提出開展整風運動的主張時，把啟動日期推遲了半年。

 

　　在對執政黨工作作風表示擔心的同時，作為波匈事件的另一個教訓，毛澤東也在密切注意社會上的思想動態。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重點講到了黨內和社會上的思想動向及少數人鬧事問題。他說：“蘇共二十大的台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麽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不過，毛澤東很有信心地說，“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來，把黨政軍都搞垮了。在中國，這一條是不會發生的。”對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麽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製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時毛澤東確實談到了鬥爭策略：“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民主人士的批評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麵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製人，不要先發製人。”（《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月），原記錄稿見吉林省檔案館：1-13/1-1957.69，第1~4頁）。

 

　　鑒於這種說法，有不少人認為，從這時起，毛澤東就在考慮用“引蛇出洞”的策略發動反右運動了。筆者以為，這種理解過於簡單化了。在波匈事件中，毛澤東看到了對中共政權可能造成威脅的三種情況，即黨內外知識界的“奇談怪論”、群眾鬧事與黨員幹部的官僚化和特殊化，其中最令人擔心和關注的是後兩者。盡管談到有人（特別點名是民主人士）可能會反對中共政權時言辭尖刻，但那畢竟隻是極個別的情況，因為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而所謂“後發製人”的策略，則是毛澤東在處理這類問題時的一般方法和思維邏輯。從長期的發展看，人民內部矛盾將成為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執政黨的工作中心應該轉入如何正確處理大量出現的新問題——群眾不滿情緒引發的社會動亂和幹部的官僚主義、腐化墮落，況且後者往往是造成社會動亂的主要原因。

 

　　二、整風動員：根本對立的黨內外反應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一個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他說，這個講話所談的問題已經“在心裏積累了很久”（《毛澤東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紀要（記錄稿）》（1957年3月10日））。

 

　　毛澤東首先指出，匈牙利事件不會在中國重演。在這個前提下，他開始談論人民內部的種種問題。諸如對合作化的評價問題、資本家的思想改造問題、青年學生的政治學習問題，以及關於工商業者安排、失業人員就業、中小學畢業生升學的問題。既然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各種不同矛盾，就必須予以解決，既然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主要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就必須采取與以往革命不同的方式予以解決。毛澤東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幾個口號，就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考慮到這兩個方針自1956年春天提出來以後黨內存在的疑慮，毛澤東強調，百花齊放就是有香花也有毒草，百家爭鳴就是也可以講唯心論，但是這沒有什麽要緊的，對毒草和錯誤言論批評就是了。令毛澤東擔心的是，許多黨的幹部，包括高級幹部，“實際上不讚成中央的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2月27日））。後來北京市委在一個報告中承認，對於中央提出的這些方針，直到最高國務會議前，“沒有進行過係統的討論，黨內幹部包括我們在內，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很不深刻的，並且還有許多糊塗思想，許多同誌對這一方針實際上是不讚成或不完全讚成的”（《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7）》，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年，第245~251頁）。因此，在3月1日下午作總結報告時，毛澤東有針對性地回答了一些問題。他指出，政府有缺點應該批評。批評得當，當然好，批評不當，也沒有什麽，言者無罪。人民內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評權；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還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長期”就是共產黨的壽命有多久，民主黨派就有多久；“監督”就是要批評和建議，批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的方法。有人提出，說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但又說可以罷工罷課，豈不是自相矛盾嗎？毛澤東答，大民主就是群眾運動，階級鬥爭。過去我們好些做法是這樣，如肅反、土改。現在社會改變了，遺留的問題主要是人民內部的問題。工商業改造、知識分子改造，是小民主。有人說這個“小”不夠，再來一個小，就是小小民主，和風細雨比較好。他解釋說，現在我講的是有些機關、工廠、學校、合作社連那樣的小民主、小小民主都沒有，就隻有官僚主義，這樣就逼出一個大民主，所以出來罷工罷課了。憲法沒有罷工的條文是不好的，但這並不等於說我們在全國範圍內提倡罷工罷課。我們是提倡用批評的方法解決問題。隻有對那些個別的、嚴重的、頑固的官僚主義，才用罷工罷課來解決，首先還是反官僚主義。（《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1日））。這個講話，實際上就是黨內整風的動員。

 

　　會後4天，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便在報紙上公開宣布，中共要“安排一次全黨範圍的新的整風運動”（《人民日報》1957年3月5日）。毛澤東似乎覺得言猶未盡，決定再講一次。於是，又召開了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與以往不同，這次會議邀請了科學、教育、文藝、新聞、出版各界160多名非黨人士參加，比例達全體與會者的1/5。（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630~631頁）。會議的議題是傳達毛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研究思想動向和意識形態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還連續召集了幾次小範圍的座談會，一邊聽匯報，一邊談意見，進一步闡釋了他的想法（《毛澤東同文藝界的談話（記錄稿）》（1957年3月8日））。顯然，毛澤東不斷地開會、講話，就是要統一黨內的思想。3月12日下午，會議結束的前一天，毛澤東到會發表講話，講了7個問題，可以看做是對會上討論的眾多問題的總結。毛澤東肯定，這次會議邀請黨外人士參加是有益處的，開得很好。他說：我們有兩種會，一是黨內的會議，一是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會議，這次會議黨員和黨外人士一起來開，是第三種會，是好的形式（《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7年3月12日））。黨內整風邀請黨外人士參加，這個說法是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來的。

 

　　或許是受到與黨外人士輕鬆談話時的樂觀情緒影響，或許是受到黨內外聯合召開會議的新形式的啟發，這時毛澤東感到共產黨整風需要來自黨外的幫助和推動。不過，毛澤東沒有想到的是，對於他所倡導的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氛圍中的整風運動，黨內外的反應卻截然相反。

 

　　聽到毛澤東講話，知識界和民主人士反應熱烈。徐鑄成回憶了在政協禮堂聽到毛澤東講話錄音後的感受：“從錄音裏聽到他在講話時，不時引起哄堂大笑，並聽到劉少奇、馬寅初等同誌插話，真是輕鬆愉快，談笑風生，我們聽了錄音，也感到興奮、舒暢。”（徐鑄成：《親曆一九五七》，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18頁；《徐鑄成回憶錄》，三聯書店，1998年，第262~263頁。不過，徐說在錄音中聽到劉少奇插話，這裏有誤。劉少奇沒有參加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因此毛講話時，劉不在場。）章伯均聽了毛的講話後也是“興奮異常”，立即在民盟以個人名義進行了傳達，民盟還印發了講話記錄稿。儲安平看到講話的傳達稿後也異常興奮，立即建議九三學社中央轉發。（章詒和：《最後的貴族》，HongKong：OxfordUniversityPress，2004，第12、42頁）。傅雷當年在給家人的信中把自己的感覺和理解講得更加具體：“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傅雷家書》，三聯書店，1994年，第158頁。）

 

　　毛澤東的講話傳達下去之後，反響更大。3月6日至20日，全國政協召開二屆三次會議，3月下旬至4月中旬，各民主黨派也先後召開會議。與會者中有不少人直接或間接聽過毛澤東的講話，反應極為熱烈。大家眾口一詞，表示擁護毛的講話（詳見《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7號第30~49頁）。人們談論最多的就是“雙百”方針：馮友蘭稱讚這一政策可以“保證我國學術的正常發展”（《人民日報》1957年3月16日）。羅隆基認為，這是“掃除黨與非黨間隔膜，加強團結的對症良方”，“不僅可以減少鬱積，消除隔膜，並且是是非愈辯愈明，真理愈爭愈顯，百川異流，總是同歸於海”（《人民日報》1957年3月23日）。在北京市委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陳垣說，毛澤東講人民內部矛盾時，常常“反求諸己”，在知識分子本身來說，也要有“反求諸己”的精神。王蒙也認為參加這次會議是“勝讀十年書”，對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新的課題。（《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10號，第22~24頁）。上海各界的普遍反映是：聽了這個講話以後，對目前國內生活中的許多矛盾現象，都得到正確的解答了，眼界打開了，對今後的事業也更加充滿了信心。“好些過去不肯說話或不多說話的人，這次都解除顧慮，滔滔地暢所欲言。好些座談會上都有激烈的爭論”。這種討論已成為“上海知識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給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氣”。（《人民日報》1957年4月16日）。正像費孝通的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所說：“百家爭鳴實實在在地打中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了起來”（《人民日報》1957年3月24日）。

 

　　上述很多民主黨派和知識界名人都是在聽到毛澤東那番激動人心的講話後，決心投入整風運動的，但其中多數人在後來被打成“大右派”。人們不禁會問，毛澤東此時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究竟是真心實意，還是預設圈套？這裏不妨再聽聽當事人的感受。當時參加會議的作家舒蕪認為，毛澤東當時並沒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因為我親自聽了他的講話。一個人假也不能假到那個程度吧，何況是毛澤東。這種感覺隻有到了現場才會有”。（轉引自謝泳《雜書過眼錄》（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262~263頁。）當然，理解這個問題的關鍵不是在人們的感覺，而是要搞清一個問題，即毛澤東此時提出整風的目的何在，是要打擊黨內的有害作風和腐敗現象，還是要批判黨外的錯誤或反動言論？從毛澤東當時（而不是修改後發表的）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論述看，答案顯然是前者而不是後者。事實上，毛澤東當時最擔心的是執政黨失去人們的支持，所以整風的矛頭也是對準黨內的。因此，應該說毛澤東這時是真心要借助黨外人士的力量的。也正因為如此，他的主張在黨內遇到了重重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