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威：未獲改正的右派陳仁炳之晚年 zt

　一

　　一九八四年九月初的一個下午，一位七十歲左右，西裝革履，麵目清臒，帶著一副鏽朗架的眼鏡，微微弓背的老先生緩緩地走進了複旦大學第一教學樓二樓的一二Ｏ六教室。正在教室中等待上課的曆史係三年級的同學知道，這就是給他們上 英文世界史學名著選讀 這門選修課的陳仁炳教授了。

　　在人才薈萃的複旦大學曆史係的老師中，陳仁炳是有些傳奇或曰神秘色彩的教授。他於一九三六年獲得美國密執安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解放前後曾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一九五三年起任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而我們也已經從學長們那裏得知陳仁炳是著名的右派，名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直到一九八Ｏ年全國範圍的右派改正後，還屬於 隻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 的中央級民主人士的五人之一。學長們還介紹說，陳仁炳在上課時，曾突然離題萬裏地談起了美國政治製度的優越性，談到美國30年代羅斯福新政時的故事時，素無什麽表情的陳仁炳，竟會突然變得眉飛色舞，如同換了一個人。

　　陳仁炳的課和其他老師比較，的確有些不同。他是我們所有老師中屈指可數的可以坐在椅子上講課的老師，同時他的課好像沒有明確的教學進度的概念，拿著由他自編的兩本厚厚的教材《英文世界史學名著選讀》，慢條斯理地講，一個學期下來，好像沒講幾篇文章。考試時可以帶英文字典，翻譯一篇他指定的文章完事。隻是課堂上沒有聽到什麽海外逸聞，多少令人有些失望，但也不是沒有收獲。那時社會上熱衷於智力競賽，五花八門的題目層出不窮，有一題目竟是有關Ph.D（博士）名稱的來源。一次課後在一教室門口看到陳仁炳，就向這位一九三六年畢業的美國博士請教了。陳仁炳一本正經地進行了仔細地解釋，還引用了他和他的前妻在美國獲得博士的親身經曆作為佐證。唯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次不知談到什麽話題，他在課堂上講了一個非常冷僻的成語 唾麵自幹 ，同時仔細地介紹了這一成語故事的出典。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這個成語，因此非常容易地就記住了。

　　一個學期的課很快結束了。到了一九八五年六月間，我們全班同學和係裏的全體老師拍畢業合影，陳仁炳自然也來了。在所有的老師中，隻有兩位老師西裝革履，其中一位就是陳仁炳，其餘的一律是中山裝甚至長袖襯衫。有趣的是，周穀城先生瀟灑地拿著一根拐杖，而陳仁炳卻拿著一把雨傘。記得那天天氣晴朗，沒有下雨的跡象。西裝革履外加雨傘式的拐杖，不免令人想起了古典電影中看到過的英國紳士。

　　二

　　一九八九年初春的一天，當時正在上海的空軍政治學院任教的大學同學王維江來我家，我們不約而同又想起了陳仁炳：對了，幫陳老師去寫回憶錄，而且說幹就幹！陳仁炳的新居坐落在上海徐家匯附近衡山路和吳興路交叉口的四棟高級的新公房中。這一地段在上海素以高級住宅區著稱，尤其是綠樹蔽天行人稀少的衡山路令人陶醉。這些新公房的主人都是當時上海的一些名人，包括複旦大學校長謝希德和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院長曹天欽夫婦，上海市委宣傳部前部長王元化，著名學者孫大雨和著名表演藝術家秦怡等。

　　記得第一次拜訪是在三月的一個上午，我們帶著一束鮮花去的，他一見到鮮花就笑了。陳仁炳的新居兩室一廳，在當時的上海算是高規格住房了。廳中的一側放著一架舊鋼琴，鋼琴上放著一本《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鋼琴上方的牆上也懸掛著一鏡框，裏麵是陳仁炳的美國密執安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的學位證書。據說 文革 期間，來抄家的紅衛兵想撕掉這一證書，但是證書是羊皮做的，一下子撕不破，隻好揉成一團，扔在牆角，被陳仁炳揀了回來而得以 餘生 。廳的另一側牆上也懸掛著一鏡框，裏麵是一幅由民盟上海市委贈送的寫滿各種字體的 壽 字的百壽圖。

　　和五年前給我們上課時相比，陳仁炳顯得老了一些，但是那天他穿得整整齊齊接待我們，就像在講台上一樣，精神抖擻，思維清晰，這和身為醫生的師母陳蘊輝自從一九六四年結婚後的長期不懈的悉心照顧分不開。麵對我們的錄音機，陳仁炳開始慢慢地口述起他的故事了。

　　很快我們就完成了這一工作，但是不久以後的那場政治風波，使得這一口述史資料不得不接受束之高閣的命運了。

　　一九九Ｏ年年初，我又去看望了一次陳仁炳。才半年不見，此時的陳仁炳已經躺在床上了，神情恍惚。陳蘊輝自己出錢為他請了一位特別護士進行護理。他斷斷續續地告訴我說，現在開始評社會科學係統的院士了，他的老朋友沈誌遠（一九五七年時任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員，經濟學家，一九五七年被劃成右派分子）排在第一位，他自己應該排在第二位。他給我們上課時用的上下兩冊的教材《英文世界史學名著選讀》，希望能夠出版。 周穀城應該給我的書名題簽，我們畢竟在一個教研室工作過。 當時的周穀城已經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了，我不禁愕然。陳蘊輝在外麵的房間聽到了我們的談話，這時插話說，不要聽他的，他已經有些幻想症了。此時正值 六四 風波結束不久，陳仁炳預感生前是看不到自己右派問題的徹底解決了，其心情之惡劣是可以想象的，而我也深深感覺到他的這種心情。

　　這年的十二月中旬，陳蘊輝來電說十二月九日上午陳仁炳過世了，他的追悼會還是很隆重的。中國現代史上被定為中央級 真正 右派的最後一位健在者就這樣地走了。

　　三

　　在一九八九年的采訪中，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們的特別興趣，即向周恩來遞條子問題。陳仁炳從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曆任華東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等職，後者是他在中國政界實際上的最高頭銜了。

　　據陳仁炳說，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到十二月二十日的民盟一屆四中全會上，有關民盟的中央領導層人選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民盟內部論資排輩，一些有救國會背景的人取得了相當多的位置，而如陳仁炳這種沒有背景的成員幾乎沒有什麽機會，這引起了他的不滿。在一次周恩來會見民盟與會的代表時，陳仁炳從後麵向周恩來遞上了名片以及一張條子，條子上寫有 請照顧方方麵麵 的字樣。周恩來回頭問是誰遞的條子，他旁邊的民盟中央副主席李文宜指了一下陳仁炳。就在這次會議上，陳仁炳當選為新一屆民盟中央委員，這成為他進入中國政壇，至少是中共統戰政壇的起點。正是因為這一起點，使得陳仁炳至少在上海政協的舞台上著實風光了足足八年，直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風雲突變，導致以後二十三年的身敗名裂，這個結果自然是陳仁炳意料不到的。

　　值得補充一句的是，這位李文宜是陳仁炳最小的五姨媽，也是他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加入民盟的介紹人。李文宜是董必武的學生，更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羅亦農的遺孀。作為一九二六年入黨的黨員、民盟的創始人之一，她曆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和全國婦聯副主席等職，去世時被評價為 我國婦女運動先驅者和著名的政治活動家 、民盟 傑出的組織者和領導人 。李文宜是陳仁炳見到的第一位共產黨人，五姨和這位外甥的感情至深，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慶賀陳仁炳八十歲壽辰時，八六歲的老人坐在輪椅上從北京飛到上海為外甥祝壽；一九九Ｏ年陳仁炳去世時，她又特地從北京發來傳真唁電，向外甥最後致意。

　　其實按照陳仁炳在解放前的政治表現，他是有資格成為民盟中央委員的。早在一九三二年 一二八 淞滬戰爭期間，正在滬江大學讀書的陳仁炳就親赴前線搶救傷病員和難民。時至抗戰全麵爆發，他拋棄職業和家庭，率領進步文藝團體 武昌合唱團 赴香港、南洋等地宣傳抗日，募集錢款支援抗戰。1940年返回重慶後，他震驚於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拒絕加入國民黨，參加了民盟，積極地加入了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鬥爭。在解放戰爭期間，他多次不顧個人安危，發表演說，支持學生的正義鬥爭；擔任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直接領導的《展望》雜誌副社長，在雜誌上撰寫文章，批評國民黨專製獨裁統治，呼籲民主，反對內戰；聯合上海的多位教授，走訪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用英文慷慨陳詞，指責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完全錯誤的，美國扶植國民黨政權是沒有前途的。這些活動使得他在上海乃至全國範圍內贏得了 民主教授 的美譽。

　　四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傍晚。北京，中南海頤年堂。毛澤東和其他中共中央領導人會見參加民盟一屆四中全會的全體代表。據陳仁炳回憶，當時毛澤東麵帶微笑地和每一位代表握手致意，隨後他稱讚費孝通一家三兄弟都為人民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和曾國藩的孫子曾昭掄敘 湘 情；為坐在左右側的張瀾和沈鈞儒倒茶；在會見結束後站在門口目送代表遠去，直到看不到時才回去。這是陳仁炳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受到毛澤東接見。當天晚上，陳仁炳激動得夜不能寐。陳仁炳覺得，肯定不是他一個人，而且還有其他許多的代表同樣是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同樣是激動得夜不能寐。

　　誰能料到，在陳仁炳走完意氣風發的八年後，反右派運動風起，民盟成為反右派鬥爭的重災戶。而且在民盟右派的名單上，除了他之外，竟還有他父親、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陳崇桂的名字。這麽高層次上的父子右派，在反右派運動中也許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當我們在拜訪過程中講到一九五七年時，陳仁炳馬上說毛澤東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一文中，即《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第四四八頁中提到他，並不由自主地拿起鋼琴上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一下子就翻到了那一頁。這麽容易是因為這一頁本來就留有翻閱的特別記號，上麵有陳仁炳用紅鉛筆在 陳仁炳 的名字下劃出的痕跡。

　　翻開上海出版的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的《解放日報》，隻見上麵赫然刊登出陳仁炳的文章《陳仁炳對共產黨整風方法有不同意見》。《解放日報》在發表這篇文章時說明： 這是陳仁炳同誌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的書麵發言，標題是本報編輯部代加的。 陳仁炳在文章中指出， 作為民主黨派的成員，我以最大的忠誠擁護黨的整風運動。黨這樣地以最大的熱誠和虛心，征求各方麵的批評意見。這樣的嚴格對待自己的精神，是偉大的。 陳仁炳在發言中，說了一個漢代賈誼在 文景之治 時指出王朝危機的故事，當時賈誼在《陳政事疏》中，列政事 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陳仁炳說： 我不敢說一定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們長太息的事情恐怕實在太多了。 陳仁炳對群眾不敢鳴放的原因作出六點分析： 一怕打擊報複；二怕黨和政府沒有決心糾正錯誤，改正缺點，反而因為提意見而開罪於人；三怕所批評的對象是不倒翁，是一塊搬不動的石頭，批評由你批評，而不發生糾正錯誤的效力；四怕所提意見不全麵，反被領導拿 兩點論 來加以駁斥；五既然提的是缺點，怕被領導上認為就是否定成績；六怕領導批評你是在算舊賬。 陳仁炳發言最關鍵一點，就是他提出可以 算舊賬 ： 隻要我們的動機正確，為了黨和祖國的前途，而不是為了算賬而算賬，不算是一種 算賬主義 ，那為什麽不好算呢？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譬如說，算一算浪費和走彎路的賬（如果有這樣的賬的話），我認為沒有壞處，隻有好處。 

　　正如四十年後上海史的研究者針對這一發言特別指出的：陳仁炳留學美國，深受英美民主政治的影響，他的發言確實如標題所說的，和一般教授從具體問題 就事論事 談論整風不同，具有政治學觀點。而研究者又指出，陳仁炳的發言稿是上海黨報《解放日報》在準備反擊 右派 言論前兩次不加批評和表態的 爭鳴 文章之一，這些文章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關注。

　　其實，陳仁炳成為右派，除了以上公開發表的言論外，也和他在解放後的一些表現直接有關。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身為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的陳仁炳，在政協的一些會議上，直接和當時一位身兼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等要職的負責人發生衝突，而且不少是政策性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陳仁炳提出，共產黨不能一黨說了算，民主黨派應該有更大的發言權。他看不慣一些民主人士唯唯諾諾的舉動，提出 反對鄉原態度，提倡賈誼精神 。他告訴一位同事說，他晚上失眠，打開收音機，想聽音樂催眠，但是從收音機中聽到的全部是宣傳性的文章和政治歌曲， 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音樂 ， 這怎麽行 。他認為黨的文藝政策要改一改才好。同時在其他的公開場合也有類似的言論。當時的上海市委主要負責人柯慶施對這些情況自然是一清二楚的。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間，在一次會議上，陳仁炳向柯慶施提出了類似的要求，引起柯慶施的震怒。柯慶施說，我們共產黨是要飯出身的，手中拿著一根打狗棍，如果遇到主人比較客氣就算了，但是如果遇到主人不客氣，那麽我們是要用打狗棍打的。陳仁炳聞此言一下子默不作聲地坐了下來，不久即起身揚長而去。不久的八月間反右運動高潮時，在上海的中蘇友好大廈召開的上海市二屆二次人民代表大會的一次預備工作會議上，柯慶施再次放言道：幾個月前我見到陳仁炳，我告訴他不要看你跳得多麽高，我會叫你知道，到底是你說了算，還是我說了算！隨後陳仁炳自然而然地就被定性為右派，其中 鄉原 一說，被定性為攻擊民主人士和黨外積極分子。事實上，北京有關人士非常注意陳仁炳和羅隆基之間所謂的 組織關係 ，就在陳仁炳被劃為右派後，陳仁炳和羅隆基的聯係以及陳仁炳和美國的聯係還受到上海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

　　一九八Ｏ年六月，有關方麵決定複查愛國人士中的右派，但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和陳仁炳五人未獲改正。除了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儲安平外，陳仁炳是當時唯一活著的一位。這給晚年的陳仁炳帶來了難以言說的心靈上的打擊。他多次同和他有著世交兼鄰居關係的王元化聊及自己這一難解的痛楚，無法接受後者叫他 看得淡一些 的多次勸解。 陳仁炳是抑鬱而終的 ，王元化在向筆者回首往事時，兩次強調了 抑鬱 二字。不少熟悉陳仁炳的親朋好友也都這麽認為。陳仁炳對 文革 期間他的家庭和他的家族遭受的苦難痛心萬分，他曾對友人稱自己是 還活著的真右派 。而對前來采訪的傳記作家葉永烈也自稱是 禁區 ，叫後者不要來采訪他。陳仁炳多次告訴筆者，他對有關方麵既承認他解放前後曾 為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但是又 不予改正 的現狀耿耿於懷。他甚至搞不明白，為什麽他和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和彭文應一起，成為 不予改正 的五人之一。

　　一九四九年三月，正當解放大軍兵臨長江之際，陳仁炳在上海出版了一本題為《走向民主社會》的文集，書中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進行了最猛烈的抨擊，對即將來臨的新中國充滿了真誠的希望。其實此書的書名就昭示了陳仁炳一生的軌跡。從三十年代為民主而奮起，四十年代為民主而呼號，到五十年代為民主而直言。 唾麵自幹 ，此時此刻，筆者再次想起了陳仁炳在當年課堂上提及過的這一成語。這不就是陳仁炳生前一段生活的真實寫照嗎？難道這真是命運的安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