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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極其可貴！
（六）讚賞新聞自由，主張同人辦報
龍純璋：咱們報紙的黨性、階級性等等什麽性太多了，因而新聞少，消息慢，不生動，不活潑，趣味性少。咱們的報紙很少反映出人民的要求，也沒有真正反映出人民的思想意識。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可以攻擊政府。過去國民黨的報紙還不是一樣說官方的壞話，我們對新聞這方麵控製得太死、太嚴了。我國應當有資產階級報紙或民間報紙，也應當有資產階級的通訊社。報紙要互相搶消息。
楊賡：黨對出版事業統得太死。出版局在紙張分配、印刷力量、人員任用上，都卡得太緊。希望在企業自治的範圍內給出版社以適當機動之權。
徐盈：我的新聞觀點是三條：1．同人辦報（文人辦報），2．新聞自由，3．尊重報人。所謂“同人辦報”，是由知識分子一部分人來辦報，文人辦報。文人，就是像皇帝時代的非臣子，站在皇帝對麵的“清議”，好似第三條路線的人。同人辦報，就是不要黨領導或名義上有而實質上隻是形式的那種報紙。記者要下去采訪，找缺點，和舊社會對比，不怕暴露陰暗麵。文章不怕片麵，片麵多了可以成為全麵。現在的新聞自由不多，黨委審查，黨組討論，影響報紙出版發行及銷路。
劉曉晞：同人辦報也可以和我們黨報唱對台戲。文匯報、新民晚報、就是“同人辦報”。
錢辛波曾同陳銘德，鄧季惺（《新民報》老板）、徐盈、高汾等談過要辦一份同仁報——北京晚報，提出要徐盈做總編輯，並表示自己願意離開廣播電台，去做這個報紙的記者。他說，黨報的缺點很多，辦得呆板、枯燥、缺乏趣味。他盛讚老報人的技巧。稱讚《文匯報》的版麵活潑，標題醒目，文字體裁花色很多。他還說，廣播電台一家獨鳴，節目的質量不容易提高，有兩個電台就可以互相競爭了。
高汾：老報人沒有黨的領導也可以把報紙辦好。老報人能力強，會出點子，《文匯報》有起色就是找了許多老報人回去了。她多次找徐盈商談，要辦個同人報，感到搞這樣的報紙比較自由一些。
姚北樺：若要辦同人報，即使我的工資此現在少一半，工作不分晝夜也幹，十小時以上也幹。我覺得辦同人報痛快，在黨報工作不能隨心所欲，約束太多，寫一篇社論還要審改幾次。對做文化工作的人，應該恢複過去那樣有找職業的自由。應該開放一部分幹部的自由市場，對文化教育界過去稱為自由職業的人，采取聘請製，理由是：①這樣可以作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解決某些單位某些人想進進不去，想出出不來的現象，改善現在亂點鴛鴦譜的情況；②刺激幹部的積極性和上進心，解決一些人的“鐵飯碗”、“銀飯碗”等不求上進的思想。
趙節：有人提到辦同人報、同人出版社，我有共鳴。就像在一定條件下開放自由市場一樣搞法，來一個領導下的私營報、私營出版社。現在報紙內容單調，編排形式呆板，能辦幾個私營的也好，會豐富多采一些，因為有競爭就多樣些。
金光政一直堅持認為新聞沒有階極性，沒有黨性，報道要“實事求是”。他說：報紙內容分兩種，新聞報道沒有階極性，評論有階級性。我們的消息少，新聞不靈通，不真實，我在機關經常聽美國之音、日本的對華廣播和台灣廣播，人家的消息靈通，而且新聞真實。
（七）對執行知識分子政策的評價
孫方：我們對知識分子不夠了解，不敢大膽重用，不敢大膽對他們負責，沒有把他們放在人民內部來重用，數年來的運動都反在知識分子頭上，使得隔閡愈來愈深。人事部門工作簡單化，對知識分子不能做到真正關心人的工作，鑒定和檔案材料常常和具體情況很有距離。這些錯誤影響到對他們的信任與提拔，今後必須從這方麵加以根本解決。
高汾：黨對知識分子照顧不夠，他們在建設中沒有得到重用。他們的積極性沒有發揮是因為對他們安排不當。對知識分子照顧不夠才有了牆和溝，使他們受了委屈。幾次運動搞下來，知識分子確實受了委屈，我對他們表示同情。
徐光：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以群眾運動過關的辦法，值得考慮。這樣比較粗糙。他們說“士可殺，不可辱”，這句話有道理，這是傷害了知識分子的自尊心。”
趙節：我們在知識分子政策的執行上有很多問題，他們有委屈，應該讓他們發發牢騷。
錢辛波：黨和政府對知識分子，在地位、待遇方麵照顧多，在思想感情方麵接近少。知識分子需要感情的溫暖，更甚於其他方麵的照顧。黨應該了解和掌握知識分子的個性和特點，不要一般地對待。所謂個性和特點，就是愛清高，不願多受約束，生活態度比較隨便，等等。黨不了解知識分子這些特點，就不能發揮他們的特長，因而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就疏遠了。人事製度中統一調配幹部的作法，既增加了國家的負擔，又束縛了個人的喜好和特長，可以考慮在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采取考試錄用和訂合同的辦法，逐步過渡到完全的自由市場。
姚北樺：我懷疑黨對知識分子是否搞得太凶，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他們都是對象，特別是1955年的肅反，把他們搞得太凶了，傷害了他們的感情，結果對我們意見很大。有些人工作得並不錯，可是也老被整，整得他們不敢抬頭，自尊心都沒有了。
（八）主張教授治校及其他
楊賡認為錢偉長提出“教授治校”的主張有道理，他說：高等學校有特殊性，要依靠專家才能辦好。高等學校黨委製可以考慮取消。
肖魯：大專學校可考慮改變黨委製，采用教授治校。因為大學教授對我們意見很多，我們管不了教學，我們某些領導幹部確實不行，既然我們不行他們行，就讓他們領導，搞不好再批評。
孫方：龐熏琴一炮打二個目標——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知識分子政策——我很同意。黨委製在大學裏是否合適，我發生懷疑，因為黨委不能包括大學教授。黨委不尊重老教授，青年們的驕氣太大，學生不如從前。他主張把黨委改變為黨組，依靠老教授辦好學校，不要光是依靠培養青年的紅色教授。他還認為：政治理論課的教條主義確實太嚴重，學生鬧事，應由政治教育方麵負責，在大學裏教條主義如果少一些也不致這樣亂。
張宗麟：學校應實行一長製，黨委隻起保證作用。這就是校長領導下的黨組製。本來高教部同各省市對學校的領導是垂直關係，直接領導校長，中間夾了一層黨委製是否必要？
易祥主張取消大學黨委製，成立校務委員會。他說：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教授有很多意見，由校務委員會領導，吸收教授參加，就可以緩和黨和教授之間的矛盾。黨委隻能管黨的組織，黨員可以參加校務委員會，提出意見人家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不接受。他讚成把大學裏的馬列主義課由必修改為選修。他說：不能強迫人家接受馬列主義；馬列主義課不及格不能畢業，這不是強迫人家接受嗎？
周毅揚：為什麽老教授對黨委不滿？就是由於我們領導不懂業務。有的黨員不懂裝懂，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就多了。我們黨員都不懂業務，不好管理高等學校；黨委會不適合，可以取消。思想改造時的方法是太粗暴了，傷了老教授的麵子；知識分子的麵子是非常重要的，真是“士可殺而不可辱”！
龍純璋：資產階級民主有它的好處，人家的總理是坐公共汽車上下班。實行的是直接選舉。我們也可以來個兩院製，一個在台上，一個在台下，你可以攻擊我，我也可以攻擊你，你有你的綱領，我有我的綱領，互相競選，看誰可以選過誰。
宋宏釗：在工作崗位上，領導強調集中，民主是個形式，雖然也發揚民主，但一經集中就沒有民主了。下麵提的意見就置之不理了。領導上強調集中，實質上就是獨斷專橫。
高朗：現在國內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了，應該強調法製工作。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中央以運動打天下，用這種方式能否治天下？以運動代替業務，以口號、群眾路線代替業務是不行的。
齊佩軒：現在為什麽沒有一個全國性的農民團體？工人、青年、婦女都有團體。有一個農民團體，好替農民說話。
孫方：封建時代重感情，所以管人；資本主義重賺錢，所以多管事；現在的官僚主義既不管人也不管事。
尤力：今天的官僚主義和舊社會的官僚主義沒有任何區別，一個是豬屎，一個是狗屎，一樣臭。如果說資本主義比官僚主義更危險，那就是站在官僚主義的立場上為官僚主義作辯護。
龍純璋：斯大林是什麽東西！斯大林就是專製獨裁。對蘇聯，你們不要太相信了。社會主義還不是大國欺侮小國？波、匈事件所揭發出來的一些事實，證明蘇聯實際上也是幹涉小國的內政。
高朗：學習蘇聯先進經驗是對的，但究竟什麽是先進經驗，沒有人去研究過。蘇聯專家不研究中國情況，往往硬搬蘇聯經驗。下麵同誌提的不同意見，就認為是不尊重專家意見，支持專家硬搬。
周毅揚：蘇聯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越看越空洞，越看越教條，越看越枯燥，淨吹牛，真是沒味道。
附：本文所列言論發表者簡況
（一）普通班學員
丁景才，男，41歲，農業專科學校畢業。1938年參加工作，1946年入黨。來校前任江西省農業廳副廳長兼農業科學研究所所長。9月18日在頤和園後山自殺
高汾，女，37歲，1938年10月入黨，來校前任北京《大公報》首都記者組副組長。
高朗，男，54歲，1939年入黨，來校前任對外貿易部財務會計局副局長。
劉德焜，男，38歲， 1938年3月參加工作，同年6月入黨，來校前任寧波市委書記。
劉漢仁，男，44歲，1935年12月參加工作，1937年3月入黨。入校前任長春市檢察院副檢察長。
劉曉晞，男，41歲，1938年3月參加工作，同年9月入黨，來校前任人民日報農村工作部副主任。父親在1950年土改時被鎮壓。
齊佩軒，男，46歲，1937年參加工作，1938年入黨，入校前任財政部國防財務司司長。
盛堅夫，男，48歲，1939年入黨，來校前任長春汽車拖拉機學院黨委書記。
石天行，男，40歲，1937年8月參加工作，1938年4月入黨。曾任江西建築工程局局長，來校前任江西省委工業部第二副部長。
孫方，男，39歲，1938年入黨，1940年1月因自由行動脫黨，1940年7月重新參加工作，1940年10月重新入黨，來校前任外交部新聞司專員。
王善玲，女，38歲，1937年11月入黨，同年12月參加工作。來校前任國務院勞動部工資局副局長。
王文良，男，54歲，1928年入黨，1933年參加工作，來校前任中共陝西省委統戰部副部長。
王曉天，男，41歲，1937年9月參加工作，1941年3月入黨，來校前任內蒙糧食廳副廳長。
肖魯，男，36歲，1937年參加工作，1938年入黨，入學前任全總海員工會國際部長。
徐光，33歲，1937年底到延安，1938年1月入黨，入學前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第四辦公室青年組副組長。
楊成亮，男，34歲，1940年5月入黨，同年7月參加工作，入學前任福建省郵電局副局長。
楊賡，原名楊隆譽，男，44歲，1938年1月入黨，入校前為通俗讀物出版社副社長，10月10日自殺。
楊林，男，49歲，1930年入黨，來校前任西北工程管理局黨委書記、副局長。
曾軍，男，37歲，1938年工10月參加革命，同年11月入黨。入校前任沈陽市物資供應局副局長。
張生強，男，39歲，1937年參加革命，1938年入黨，入校前任甘肅定西專區專員。
張宗麟，男，59歲，1946年入黨，來校前任高等教育部計劃司司長。
趙節，男，40歲，1938年5月入黨，同年參加工作。入校前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華僑部主任。
（二）新聞班
方德，男，43歲，1940年1月參加工作，1941年4月入黨，入學前任新華總社國內部政治組組長。
錢辛波，男，34歲，1949年8月入黨。來校前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組副組長。
姚北樺，男，35歲，1948年8月參加革命。1948年10月入黨，來校前任南京新華日報秘書長。
尤力，男，34歲，1946年8月參加工作，1949年1月入黨，入學前任新疆人民播電台副台長。
（三）師資訓練部
黃維忠，男，27歲，1949年8月參加工作，1950年1月入黨，來校前任北京市公安學校政治教員。
金光政，男，24歲，1951年3月入黨，1952年9月參加工作。來校前任旅大市教育局人事科科員。
龍純璋，男，26歲，專科文化程度，1951年參加工作，1952年入黨。來校前任中國人民銀行武昌區辦事處人事科副科長。
壽逢午，男，26歲，1949年參加工作，1953年入黨。來校前任山東省濟南市委文教部幹事。
宋宏釗，男，39歲，初中畢業，1938年入黨，1949年參加工作，來校前任陝西省委黨校總路綫教研組副組長。
宋薑生，男，32歲，1942年8月參加工作，同年9月入黨。 來校前在山東省委高教黨委宣教科任副科長。
易祥，男，32歲，1950年1月入黨，來校前任新疆公安學校理論教研室主任。
周毅揚，男，33歲，1944年參加工作，1945年4月入黨，來校前任上海市委黨校二部教研室教研組長
2014年3月25日整理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