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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極其可貴！
（三）關於延安整風、土改和曆次政治運動的評論
王善玲：康生同誌說1942年整風開始時，就采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事實不是這樣，而是偏差不少，特別是搶救運動中發生逼供信現象，弄得人心惶惶，有的因而自殺，傷害了一些好同誌。現在黨校學習的有些同誌，當時挨過整的，多少還有些不滿。康生同誌為什麽不講缺點呢？沒有自我批評，不能以理服人。
劉漢仁：陸定一同誌關於紀念整風十五周年的文章是不符合1942年延安整風實際的，因而也是不能說服人的。對知識分子那樣整，就是整頓三風？當時不管有沒有材料，都得過一下子，不管有沒有問題就整。沒有挨整的，都是家庭參加革命的或是老陝北人，至於在外邊上過學的學生都得整。組織上讓我組織一些人收集一些材料，我心想為什麽黨還要用這樣辦法，所以我有些也沒有做。不管42年整風結論如何，我是被整了，我是受了罪。你們說42年整風是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保證了我們打勝仗，我看整風不整風也照樣打勝仗。
曾軍：1946—47年，冀熱察在土改中，搞掃地出門，分地主、富農浮財，殺人，把地富的妻子和女兒也分了。我反對這種作法，結果鬥爭我，把我的槍也下了。
楊林：1947年土改三查搞得太過火了。當時提出農民坐天下，貧雇掌印把，群眾要咋辦就咋辦，結果把不該鬥的也鬥了，農村中發生慘死現象。當時所用形形色色的刑法如推肉磨、站老虎凳、鳳凰單展翅等，就是桀紂時代的刑法也沒有這些。土改中的問題，中央應有個總結，向全黨有個交代，但在八大也未提。中央冒進了，領導“一陣風”，有忽左忽右的現象。中央一冒，影響我們各個方麵都冒了。一件事一下急起來，馬上公布動員搞，風過去又放鬆了。
劉德焜：三反運動有很大的缺點和錯誤，後期打虎的結果，浙江省有90％是假虎。毛病出在對情況估計有偏差，由上而下規定打虎數字，要求過急，限期發動，打不出老虎來就撤職。限期發動是強迫命令，提到思想上就是主現主義。打虎的方法實際上是逼、供、信。聽別人說“三反運動是毛主席用鞭子趕上戰場的。”肅反在某種意義上說是重複了三反的錯誤，對情況的估計有擴大化。當時規定5％的數字是不夠科學的，實際上反革命不到1％，這個情況估計是主觀的，不合乎實際的。第一批肅反，批判右傾無邊無沿，憑著群眾熱情去鬥，硬壓，錯鬥了很多人，使知識分子傷了心，加深了黨和知識分子間的牆和溝。現在知識分子的意見都集中在這個問題上，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緊張，這是最主要的原因。在大學裏搞肅反運動，鬥爭麵寬，搞出的反革命更少，傷了許多人，學生們不滿，老師也不滿，這樣搞法不—定必要。胡風案件，群眾要求公布，為什麽不公布？不公布如何向群眾解釋？不公布老壓著是否合乎憲法？《人民日報》公布的三批材料是不足以說服人的。
劉曉晞：報上公布的關於胡風的三批材料，還不足以說明胡風是個反革命。胡風問題長期未予公布，因而引起群眾不滿。
薛一平：三批材料在法律上可能說不服人。曆次運動都是準備不足，幹部都是被迫上馬；往往左右搖擺，先右後左再糾偏，鬧出片麵性。55年肅反仍有這毛病，此次整風又是突然來，思想上沒有準備。
趙節：三批材料不充分，胡風不夠反革命；捕了幾年不公審不合法律程序。從三批材料看不出胡風的具體罪行，也就是看不出陰謀組織活動，即現行反革命活動。
黃維忠：胡風是不是反革命，不能做結論。胡風的文藝綱領與我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相似。
張生強：為什麽各種工作都要采取運動的方式？機關肅反采取運動的方式，多傷害了那麽多人，多得罪了那麽多人，不該死的也死了，又費了許多人力、時間，結果還得調查、對證材料。肅反的錯誤決不是個別的，相當一部分被搞錯了。
高汾：肅反運動擴大化了。別人都可以得罪，高級知識分子可不能得罪，我們建設得靠他們。有曆史問題的，有思想問題的，特別是曆史問題小的，我認為這些人就不該鬥，都是從舊社會來的，誰能沒點曆史問題，老區的同誌看到一點曆史問題就大驚小怪，這是非曆史觀點。我們向鬥錯的人道歉，也有形式主義，向人家道歉，還要首先說人家是錯的。
姚北樺：肅反運動中鬥十個人九個沒有問題，所以應該說90％鬥錯了。如果鬥錯的多了，成績是主要的如何說明呢？是用10％的成績來說明成績是主要的嗎？成績是基本的說法需要分析。1955年肅反開始時就沒有調查研究，沒有材料，是憑印象鬥爭。第一批肅反是從知識分子開始的，打傷了很多同誌，反革命分子沒有搞出多少，應該說偏差是主要的。我從南京到北京，聽到了一片喊冤聲。我看肅反運動一開始就把敵情估計錯了，知識分子有多少人喜歡蔣介石？5％的估計是大了，學生中就有湊數現象。我懷疑肅反運動選擇的時機是否恰當，由文藝思想批判就轉入了政治鬥爭。肅反開始，是從斯大林的學說來的，就是我們的進展愈大，勝利愈多，階級鬥爭愈尖銳。斯大林的理論影響了我們，並不隻是在個別問題上。肅反初期形成了人人自危。不能因為提高了警惕性，就誰也不信任，六親不認。
周毅揚：我看肅反運動中被鬥的人多、查出反革命分子少的單位，就不能說成績是主要的。為什麽說錯誤是難免的？我就不怎麽同意。你可以多調查調查嘛！慎重的處理。為什麽我有右傾思想，而且右傾思想很突出？就是因為肅反我被冤枉，受過打擊。
壽逢午：肅反麵寬了，涉及到知識分子，給人家扣了很多帽子，怎麽叫人家發揮積極性呢？
孫方：肅反有陰暗的一麵，有的單位肅反搞得太粗暴了，反沒有肅出來，反而傷害了知識分子的感情。在外交部的座談會上，有一位在肅反時挨整的幹部對肅反運動提出批評，孫方在會議休息時上前與她握手，問候道歉，並且說：我過去錯了，對不起你們，今天我才對你們的委屈有深刻的體會。
張生強：三反中，上級規定打老虎的數字，並拿著電話，天天問下邊，打了多少老虎？打不出老虎，戴右傾帽子。
王文良：三反中有些同誌被搞得夠嗆，三反是偉大的嗎？我是挨過整的，我認為是錯的。三反雖有成績，但也有嚴重的錯誤。西北軍區的三反是以官僚主義反貪汙，以官僚主義反官僚主義。
楊賡：中央批示的“凡大抵管錢管物者，必有貪汙犯”的批語，說得過於肯定。中央限時限量要老虎，是搞出一批假老虎的原因。肅反運動是勞民傷財，擴大了打擊麵，傷害了一些知識分子的感情。1955年各方麵都反對右傾保守，結果引起各項建設工作的“冒進”，造成1956年財政上和物資供應上的人為緊張，原因是中央掌握政策不穩。
姚北樺：三反、肅反搞得太猛了，這樣搞副作用太大。有些人被冤枉了，鬥得成了精神病。
高朗：過去的運動究竟成績是主要的呢？還是缺點錯誤是主要的呢？很難說，血的教訓太多。上海浙江財務部門三反時打的老虎，90％都是假的。每次運動都混亂了財會製度，打亂業務計劃。財會工作技術性大，業務需要不斷連續，一有停頓，往往花加倍時間也彌補不上，所以財會工作與重大的政治運動間的矛盾是比其它業務工作來得明顯。依靠運動不是辦法，以運動代替業務，以口號、群眾路線代替業務是不行的，要建立長期製度、法治。過去的事過去了，中央是否以後不要搞運動了。
楊成亮：三反時中央向下分配任務指標根據是什麽？如分配那麽多大小老虎，根據是什麽？是否合乎實際情況？我看犯有主觀主義，不摸真情，傷害了不少人。肅反問題，不能因為“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難免的”，就放棄自我批評，自己原諒自己。中央提出5％的界限，究竟是起了防左防右的作用？還是反而寬了呢？搞出個胡風，心血來潮就肅反，缺乏準備工作，摸不清底就搞。在肅反問題上，中央從思想、組織、材料三個方麵準備都不夠，打擊麵寬，打擊麵大，應該是打擊麵小一些才對。
盛堅夫：合作化不鞏固，江蘇、浙江都有大量退社的出現。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提出，江蘇修了多少汽車路，但又無汽車可走，廢了不少農田。有的農村電線和電話機搞起來了，但人民沒有飯吃。
易祥：合作化後農村搞得灰溜溜的，群眾很不滿。農民生活苦，田裏是豐收了，政府得去了好處。
方德：（因“三大改造”後生活上反而不方便了）這樣的社會主義，還是少一點好。老子就不要這樣的社會主義。
（四）對反右運動和右派分子的態度
“六八社論”發表後，風向突變，報刊上對“右派言論”的批判，鋪天蓋地而來；各地各單位大會小會的反右鬥爭如火如荼。但許多共產黨員卻不以為然，一方麵，他們內心對民間的民主呼聲懷有同感；另一方麵，他們自恃共產黨員身份，自覺並無反黨之意，更無右派之嫌，所以在不同場合發表了讚賞右派言論、或同情右派分子的意見。如：
楊賡讚成李景漢說的“溝和牆是學校中的黨團員對老教授不尊重造成的”，同意龐熏琴說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肯定他們都是為了幫助黨整風，克服官僚主義。有的人說“共產黨員沒有人情味”，“六親不認”，楊賡表示自己有同感。
肖魯覺得北大、清華的大字報沒有什麽不正常，認為大字報裏的意見都可考慮。對大字報反映的內容，他感到觸目驚心，沒想到黨這樣脫離群眾，工作搞得這樣糟。
高朗一次談到北大的大字報時說：在帝國主義國家裏，還允許共產黨說話，還可以提反麵意見，英國還有海德公園，北大有自由論壇那怕什麽？
孫方看了北大大字報回來後說：好！罵得好！他覺得人家的冤氣不少，吐一吐也好。
劉曉晞很讚賞社會學家李景漢的文章，認為李的調查研究很好。他對黃萬裏的“花叢小語”也很感興趣，積極介紹給別人看。還認為葛佩琦的發言是有根據的，有群眾的。
王譚認為林希翎、譚天榮的意見不錯，也許萬年之後會成為香花。孫方則認為林希翎抓住我們的小辮子不容易駁倒。
楊成亮非常稱讚林希翎的才華，說她才22歲，懂得東西真多，能在幾千人大會上作報告，真是有本領的。
金光政也很讚賞林希翎。說林少年女子，善於辯論，能說會道，思想開朗，知識廣博。他認為劉奇弟、譚天榮的文章很鋒利，筆法和魯迅的文章一樣尖銳！他很欣賞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說寫得很好，真正反映了知識分子的心情！文章通順，感情真實，有說服力，我一連看了兩遍。
黃維忠認為北京大學大字報是好得很，不是糟得很。看不出北大大字報有什麽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何必大驚小怪！他很欣賞林希翎所講的“大鳴大放是對群眾的考驗，也是對領導的考驗”，認為領導應該放手，無條件地放。他說林希翎年青聰明，知識麵廣，能獨立思考，大膽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揭發了一些事實材料，有很多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林希翎說我們現在的社會是建立在過去封建法西斯的基礎上的，這個問題要好好研究。
壽逢午讚賞黃萬裏的《花叢小語》，認為文章裏提倡的三點意見是好的，應該采納。
錢辛波在一次小組會上說：社會上提出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外人士有職無權、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等言論都是事實，有道理，是幫助黨整風的。雖然有些意見不一定正確，但動機是好的。
龍純璋在小組會上說：《長江日報》也出了右派，就是因為對黨不滿。對黨不滿就是右派？我想不通。黨有缺點提了意見還不改，就可以不滿。要是我遇到這樣的事也不滿。
宋宏釗：右派的話也有合理的部分，有些右派言論正擊中了官僚主義的要害！黨請人家幫助整風，說幾句過火的話有什麽了不起！
壽逢午：“黨天下”、“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馬列主義在中國對不上號”等，隻不過是一些意見，可以接受下來，今後注意糾正，作為教訓。我們確實有宗派主義情緒，隻重視黨員、團員，某些黨外人士有職無權。
王曉天：對右派批評是否過早？社論有什麽根據說右派要推翻我們？從哪裏看得出右派是在進攻？說那樣幾句話就在奪取政權？
張生強針對報上批判右派言論的文章說：人家批評你一下就受不了嗎？過去我們打人家十下子，現在人家打我們一下子，有什麽大驚小怪呢？”
方德：這個反擊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出現（指“六八社論”），像石滾壓雞蛋，是太重了，影響鳴放。
孫方也認為“六八社論”收得太早了，太重了。
（五）對合作化和統購統銷的批判
丁景才：在1956年農業合作化的高潮中，農民進入合作社並不是那麽自願，有很多貧農、下中農是隨大流進來的。如果現在政府下令允許退社的話，就會有50％的社員退社。合作化後，政府對農民經濟照顧不夠，掐得太死，有的副業是政府規定不準搞，有的副業由於政府控製了原料，老百姓也無法搞。商業部門處處想賺老百姓的錢，與民爭利。解放後農產品價格與工業品價格的剪刀差比解放前擴大了。自從棉花棉布統購統銷以後，織布副業停頓了，收入減少了；糧食統購統銷以後，留糧標準隻有300斤，不夠吃，因此農民生活就不會上升和改善。農村中增產而沒有增加收入，農民手中錢少，生活基本上沒有改善，說農民生活好，我是不相信的。農民到領導機關來開會時，有的連兩毛錢也沒有，帶的被子也是破破爛爛的，有的連被子也帶不上。
1956年寒假，丁景才回江西，他母親從家鄉江蘇江陰來幫他帶孩子，對他說：他弟弟丁仁才因為當鄉幹部，帶頭賣糧，每年賣得連自己都不夠吃，隻好常常吃些菜飯，以菜和紅薯充饑，以致她現在看見青菜就反胃，此外還跟他訴說了家鄉許多農民生活情況，而且邊談邊哭。丁景才據此給江陰縣委寫信，反映農民糧食不夠吃、兒童上不起學等情況，建議調查解決，結果被批為向黨進攻。
薛一平：合作化發展太快，社太大，不好領導。合作化以後，看不出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生活苦，沒有零花線。山區人口稀，住的分散，合作化了沒啥好處。
王曉天：合作化的問題很多，我看合作化就沒有優越性。土改才多久，又集體化了，農民沒有意見嗎？
張生強：合作化運動中的問題很多。羊、牲口入社後，損失不小，鄧老（鄧子恢）報告說華東地區死了一百五十萬頭牲口，全國不知死了多少！果樹入社後，損失得多了，副業生產上損失也很大，搞得太快了，如慢一點，問題就不會這樣多！中央發下《1956年——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以後，下邊的腦子熱了。我們專區的打井工作，很多井都打瞎了，能用的很少，勞民傷財。造林的成活率很低。據某縣報告，造林27萬株，隻活了一株，浪費了多少勞動力呀！合作化後，婦女出工，有不少在打井、修壩中小產了，還有人累死在工地上。冒進造成了多少損失，浪費了多少勞動力呀！很值得研究。
王善玲：農業合作化高潮時，從初級社轉到高級社有些快了，幹部經驗不足，群眾思想準備不夠，問題很多，鬧社、退社的不少。如能慢一兩年轉為高級社，逐步鞏固起來，問題就會少些。現在工農生活差別大，農民生活苦。
齊佩軒：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當前主要是農民生活的改善問題。目前合作化冒進，社大、幹部弱、力量不足，當不了這個家。農民生活困苦，存在些嚴重問題，複員軍人的問題也比較嚴重。我們的專政不容太平，如不警惕，有流血的可能，可能轉化為對抗性的鬥爭。農民生活比工人生活還是苦，應當承認這個現實。我姐家一年才分到兩塊半錢，有病都看不起，學生上學一年要花一百多塊，上不起學。統購統銷有副作用，農民賣出賤，買進貴。在國家預算上積累多了些，工業化快了些，從農民那裏拿的多了些，如物品差價、購糧。
盛堅夫：統購統銷很緊，每人200斤口糧不夠吃，農民生活確實很苦。
實行統購統銷的第二年，楊成亮在地區會議上聽一個地委書記說，農民一天三頓稀飯，水多米少，難於吃飽肚子。他說，這是因為統購統銷中購得多了，在購銷數的分配上，犯有主觀主義錯誤。
楊林：統購統銷政策在執行中過死過嚴，西安市有的學生餓跑了，工地工人餓得睡不著覺，劇團演員下台後沒有吃的哭鼻子。國家並不是沒有糧食，鐵路沿線糧堆黴爛、隨風飄灑，卻不讓老百姓吃飽。
劉德焜：前年和去年上半年反右傾，什麽都是思想落後於實際，結果我看是冒進了，提出多、好，省、快四字，結果冒了。去年上馬，今年下馬下馬是難的。去年多用了錢，物資緊張，市場緊張，許多工程中途停下來，浪費很大。市場緊張，政治上損失也不輕；今年的鬧事，與去年的上馬、下馬有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