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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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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時黨校刊物上批判肖魯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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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的中央高級黨校禮堂，全校性的大會都在這裏舉行
反“右派”的標語赫然出現在1957年國慶遊行隊伍中
“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運動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它在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心頭留下了難以平複的創痛。探究這場運動的前因後果，總結它的沉痛教訓，對於我國今後的社會發展，將會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遺憾的是，這項工作迄今未能進行。本文記述當年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員如何由整風轉入反右及反右不斷擴大的進程，意在提供一些素材，希望它能對總結反右的曆史教訓有所裨益。
中央高級黨校在轉入反右運動後，參加運動的學工人員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普通班（學員為司局級幹部，共898人）和新聞班（學員為各省市相當於廳局級的新聞單位負責人，共94人），這是高級黨校反右運動的主體，由校黨委直接領導；第二部分是師資訓練部（學員為高等學校和各級黨校的理論教師，及黨委理論工作部門幹部，共538人），由師訓部的分黨委具體負責；第三部分是高級黨校自身的教職員，由校黨委責成機關黨委負責領導。本文介紹的，主要是普通班、新聞班的整風反右情況（當時高級黨校學員還有三個班次：學員為省部軍級領導幹部的研究班，共50人；學員為新疆少數民族幹部的新疆班，共44人；學員為各地理論教師的短期訓練班，共462人。反右開始後，研究班有十來位學員參加校黨委的整風反右領導小組工作，其餘學員和新疆班學員隻是參加學習討論和全校大會，檢查思想，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短訓班則在7月按計劃畢業離校，未參加反右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在此之前，高級黨校已在全校傳達了毛澤東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和3月12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自3月16日至4月底，全校學工人員利用黨日（每周半天）和晚上，學習這兩個講話。4月26日，校黨委決定自5月3日開始，各班學員停課2-3周，集中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但是，貫徹中央關於整風的指示，勢必打亂原定的教學計劃。高級黨校校長楊獻珍（兼黨委第一書記）和副校長侯維煜（兼黨委第二書記）經過反複研究，擬訂了一個“整風學習兩不誤”的計劃，並在5月7日晚上向劉少奇作了匯報。因為自1948年至1953年初，劉少奇一直是高級黨校前身馬克思列寧學院的院長。楊獻珍、侯維煜遇有重大問題，總是向劉少奇請示匯報。劉少奇表示同意，就意味著中央批準，這已經成了慣例。這次楊、侯向劉少奇匯報“整風學習兩不誤”的計劃後，劉少奇讚成把整風和理論學習結合起來。他特別囑咐楊、侯注意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靈活性、多樣性的問題。他說：怎樣避免蘇聯那樣隻有計劃性而沒有靈活性多樣性，使人民生活豐富多彩呢？“一個辦法是要利用、限製自由市場，”“不隻商業有自由市場，而且還要有地下工廠”，“要允許有一部分資本主義商業、工業、地下工廠”，“農業上還要有家庭副業、自留地”。“你們回去要大聲疾呼地提倡大家注意研究這個問題。”
根據劉少奇的講話，楊獻珍、侯維煜修訂了整風計劃，停止原有的政治經濟學和中共黨史的教學計劃，改為圍繞整風的主題，學習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學習黨的曆史經驗。具體劃分四個步驟：從5月3日到7月13日，用三周時間學習文件，提高認識；用四周時間從理論上政策上研究當前人民經濟生活中的重要矛盾；接著四周以黨群關係為中心，研究當前人民政治思想方麵的矛盾，結合檢查克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最後一周寫學習心得整風筆記。
為了配合整風學習，高級黨校邀請了七位領導經濟工作的負責同誌，向學員作了八個專題報告，報告人和時間、題目依次是：
5月21日，薛暮橋講《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幾個問題》；
5月23日、24日，駱耕漠講《商品生產與價值規律》和《經濟核算》；
5月25日、27日，6月14日，鄧子恢講《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
5月31日，劉子久講《工資問題》；
6月4日，姚依林講《商業問題》；
6月7日，宋劭文講《積累與消費的問題》；
6月13日，許滌新講《關於資產階級問題》。
這個時候，社會上已經轟轟烈烈地開展大鳴大放，“風聲鶴唳，草木皆兵”。5月15日，毛澤東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指出極少數右派分子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向黨進攻。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點明“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外，又在黨內）。”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麽？》的社論，在全國範圍內點燃了“反擊右派進攻”的漫天大火。但是，這些都沒有動搖楊獻珍、侯維煜繼續執行原定計劃的決心，他們仍在一心一意地貫徹業經劉少奇批準的“整風學習兩不誤”的計劃。
社會上的大鳴大放，引起了學員的極大關注，大家議論紛紛，在小組會上、宿舍裏、飯桌上、禮堂裏，到處都在談論。除了密切注意報上關於鳴放的消息外，很多學員還利用課餘時間到附近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處參觀大字報和自由論壇。麵對如火如荼的鳴放和紛至遝來的批評，有的學員擔心“反革命分子會利用反官僚主義來反對黨的領導，利用反教條主義來反對馬列主義”；有的學員感到委屈，“現在是四麵圍攻，好像兩塊鋼板夾塊肉”，有的甚至把形勢比喻為“第四次反共高潮”；有些學員認為“這些意見完全違背了和風細雨、從團結出發的精神”，“這樣搞法會渙散組織、損害黨的威信”。這些反應，表現了這些身處領導崗位的黨員幹部對雙百方針和大鳴大放的抵觸與擔心。但是，也有一些學員對大鳴大放表示讚賞，認為“絕大部分意見是正確的”。有的學員說，“人民內部矛盾緊張，不少問題的根子在上麵，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中央，整我們這號幹部不頂事”。“不能樹幹不動，光讓樹梢搖晃。”還有些學員對鳴放中的某些觀點抱有同感，如認為胡風不是反革命，肅反成績不是主要的，合作化違背了自願原則，統購統銷造成了農村緊張，等等。校黨委及時地把這些情況整理成《整風簡報》，陸續上報中央。
6月上旬，有的省市委負責人向中央和高級黨校建議讓學員提前畢業回原工作崗位去，因為下麵既要堅持工作，又要領導反右派，十分緊張，亟需這些領導幹部回去參加本單位反右派的領導工作。高級黨校通過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請示劉少奇後，於6月15日決定普通班、新聞班、研究班、新疆班提前畢業，師資部、短訓班則仍按原計劃到7月下旬畢業。這個決定公布後，這幾個班的學員紛紛會客訪友、購置行囊、攝影留念，準備離校。黨校行政處也立即著手為學員購買車票機票，組織車輛，準備送站。
正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變故，打斷了提前畢業的部署，並且很快便把黨校的整風轉上反右的軌道。
事情是這樣的：高級黨校為了幫助學員了解當前整風反右的形勢，邀請了一些負責同誌來校作報告。為了使他們了解學員的思想動態，黨校把每期《整風簡報》送給他們，供他們準備報告時參考。彭真、楊尚昆已先後於5月28日、6月17日來作過報告，按照計劃，在學員離校前還要請陸定一、康生來校作報告。6月17日晚上，陸定一帶了發給他的《整風簡報》去征詢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此前大概沒有看過《整風簡報》（報送的每期簡報有他一份），聽了陸定一的介紹，大為吃驚，他認為高級黨校學員的這些思想動態反映的不是小問題，而是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它反映了黨內存在的嚴重右傾思想。對這些錯誤思想，不能采取做大報告的辦法來解決，一定要發動群眾，開展批評，明辨是非，不能讓他們帶著這些錯誤觀點回去。毛澤東當時有沒有在高級黨校學員中抓右派分子的思想，現在已經無法查考了，但是，他的談話成了高級黨校學員由整風轉向反右的轉折點，卻是可以斷定的。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中央書記處於6月19日專門開會討論，決定全校學員都留校繼續整風，所有課程都停下來，原定的大報告一律取消，采取群眾路線的辦法，開展大討論，不解決問題不能回去。
楊獻珍、侯維煜在列席書記處會議後，當天下午、晚上和第二天上午連續召開黨委擴大會，傳達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指示，研究貫徹的具體措施。楊獻珍在會上說：“黨外的右傾思想都放出來了，黨內還沒有，隻有高級黨校暴露出很多右傾思想。”“社會上右派的思想，我們這裏都有。”
中央關於學員留校繼續整風的決定傳達後，引起了學員的普遍不安。讚成留下的隻是少數，多數情緒比較勉強，無可奈何。他們說：“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既然中央決定了，留下就留下吧”。有的學員還有相當大的抵觸情緒，認為“曆來整風都是號召大家提意見，結果誰的意見提得多，挨整也最凶。”“把隨便發牢騷的話也當成真實的思想來整。”個別學員指責“中央這一手辦得很拙劣”（陝西省委統戰部長王文良）。
6月20日下午，毛澤東、朱德、陳雲、鄧小平等在中南海接見全體學員和兩位蘇聯專家。這給大家帶來一時的興奮，但沒有消除普遍的不安。
6月25日，校黨委發布新的整風學習計劃，要求全校學工人員以進一步深入學習《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中心，聯係實際，以20天時間（7月1日至20日）討論在前一時期學習中提出的一些政策性、方針性較強的八個問題：①關於黨的整風運動；②關於當前反右派鬥爭的問題；③關於三反肅反；④關於社會主義革命；⑤關於社會主義建設；⑥關於黨同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關係；⑦關於國際關係和民族關係；⑧關於黨的領導與黨內生活的一些問題。計劃要求：通過對上述八個問題的討論，“開展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運動，達到既弄清問題又團結同誌的目的。”
楊獻珍、侯維煜自列席6月19日的書記處會議後，已感到高級黨校學員中開展反右鬥爭勢在必行。他們經過反複研究，在7月初決定把普通班學員王譚、徐盈二人作為反右對象來批判。
王譚入學前是《廣西日報》代理副總編輯。他在1956年夏季入學考試時所寫的論文《學習<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的心得》中，發表了一些在當時頗為令人驚詫的見解。如他認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這篇文章的“最大的缺陷是沒有或缺乏聯係當前革命實際發展作出對革命更有現實意義的自我批評，就是自我批評不足。”聯係到統一戰線問題，他說“怎麽能光說王明同誌而不作自我批評呢？”對於“高饒聯盟”問題，他也提出類似的質問：“何以隻說高的一麵而領導上就沒有像樣的自我批評呢？”他進一步指出：“中央在有些或說在不少的問題上是隻講‘過關斬將’，不講‘敗走麥城’；也有‘講過去不講現在’和‘避重就輕’的不良傾向。”他問道：“蘇聯有個人崇拜，中國是否也有個人崇拜？”“決不能在‘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看法上借機翹尾巴。”並且尖銳地指出：“把自己領導的一切事業都說成共產主義道路上的光輝發展也是有危險性的。”
能夠這麽大膽、這麽尖銳地批評黨中央，而且矛頭直指毛澤東，確實表現了王譚的不同凡響的見識和勇氣。但在當時看來，這無異是大逆不道的謬論。因此，教務處在評閱學員試卷時，便把這份論文抽出來送到侯維煜那裏。侯維煜沉吟良久，叫人把論文打印出來分發給校黨委全體委員。所以，這是一個早已備案的對象。但是，如果沒有反右派運動，也許最後批判一下也就過去了。
不過，王譚之所以被列為反右對象，還不隻是入學試卷所反映的觀點。他在1957年1月哲學學習結束時所寫的《思想總結》裏，提出十點“批評提要”，主張“要煉得出這一種‘評上’的政治品質來。”“決不放下黨在批評方麵已經給的一切權利，做到敢於批評任何一個人。”他把某些占據領導崗位的幹部描述為“對馬列主義妄作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活動的人們”，“形形色色的‘一點論’和對什麽都采取‘唯一主義’的人們”，“抱有‘偽君子之風’和‘阿瞞之風’的人們”，“存心在人民勝利的老堆上‘扒功勞’和碰到人們作支援的財政開支就‘揮金如土’的人們”，“用了‘不知不識，順帝之則’的所謂策術，把人們變作‘井中之蛙，隻見片天’的人們”，“老搞報喜不報憂，‘要什麽報告就做什麽報告’和‘假報告’來騙黨的人們”，“以合乎‘孤意’為則的用人行事，搞什麽‘家天下’的人們”，“唯我獨尊自專和‘甘作獨夫’的人們”，“‘阿Q氣’的人們”等等。鳴放開始後，有學員評論人民大學林希翎、北京大學譚天榮的演講都是毒草，他說：“也許幾萬年後會成為鮮花。”
對王譚的批判是7月中旬開始的。7月11日，校黨委正式通知支委會對他的“錯誤思想”開展批判。從7月19日起，王譚所在支部開了兩天半支部大會，批判他的思想“是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是資產階級右派思想在黨內的反映”。王譚拒絕接受。27日早晨他對正在舉行支委擴大會的十幾位同誌說：“我要向黨聲明，我的動機是好的，就是開一百次會我也要這樣說。”“開全校大會，我歡迎；登報紙，我哈哈大笑。”“王譚是共產主義者，到哪裏也要這樣說。”“你們查吧！我王譚就是這樣一塊共產黨員的骨頭。”“毛主席有不對的地方也可以批判，如果說提意見等於攻擊，又是係統性的、邏輯性的，我不能同意。”“說我放肆，我是在黨內放肆；說我目空一切，狂妄自大，隨便提問題，我五體投地；說我別有用心，這和我王譚毫無關係。”他聲明除承認“目空一切，狂妄自大”外，對其他批判一概拒絕。在如此強大的政治壓力麵前仍能堅持自己的觀點，這是王譚的可貴之處，也是他的可悲之處。他的聲明被認為是“頑抗到底”的表現，從7月30日至8月15日，曾多次召開聯支大會和全校大會，對他開展了更大規模的批判。王譚被迫在8月27日寫出一份題為《一定認錯，一定悔改》的檢討書，承認自己是“黨內異乎尋常的不滿分子”，“黨內的老右派分子”，“反動透頂的反黨分子”。他終於低下了那高傲的頭。但他的檢討仍被批判為隻不過是“三頂空空洞洞的大帽子”，“對自己的罪行抽象肯定，具體否定”。因此，他繼續在9月中旬召開的聯支大會上受到批判。
另一個反右的對象是徐盈。徐盈在建國前是《大公報》的名記者，地下黨員，入學前任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局長。他被列為批判對象並最終被劃為極右分子的根據有三：一是同儲安平等人的關係；二是主張“新聞自由”；三是所謂“第三條路線”的思想。
在這三條原因中，第二三兩條都是在開展批判的過程中提出來的。最初的根據其實就是第一條。作為一個有地位的名記者，徐盈的交遊很廣，而同他最密切的則是儲安平、浦熙修、徐鑄成等。儲、浦等曾誇讚他是“非教條主義的共產黨員”。鳴放開始後，徐盈每個星期天回家，常常去探望儲安平，無所不談。7月1日《人民日報》點了儲安平、浦熙修的名，作為他們的密友，徐盈的右派嫌疑也就確定無疑了。
徐盈的新聞觀點，集中表現為“同人辦報”和“尊重報人”。他主張恢複新聞出版事業的自由競爭，認為“黨委審查，黨組討論，影響報紙的出版、發行及銷路”。他認為今天的記者都“是小媳婦，到處碰釘子”，所以提出記者應當有采訪新聞的絕對自由，不應受官方的約束和限製。他認為“同人辦報”就是“文人辦報”、“民間辦報”，就是“由知識分子一部分人來辦報”，“文人就像帝王時代的非臣子，站在皇帝對麵的‘清議’。”他說：舊社會的同人報紙向反動政府“爭取新聞自由，有進步作用”，“文人論政，好似第三條路線的人。”他還竭力提倡“尊重報人”，認為黨對一些老報人安排不適當，使他們“有潛力不能發揮”，“過去記者的很多東西今天還很有用處。”
徐盈在解放戰爭期間除擔任《大公報》駐北平辦事處主任外，還兼任《觀察》雜誌的特約記者，《新路》雜誌的特約撰稿人。這兩個雜誌在當時是第三條路線的主要輿論陣地，徐盈這個時期在《大公報》和這兩個雜誌上發表的文章，難免帶有第三條路線的痕跡。第三條路線是那個時代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一股思潮，徐盈雖然是共產黨員，但在那樣的特殊環境下生活，有第三條路線思想影響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反右那樣的政治條件下，它卻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徐盈的一條“罪狀”。
對徐盈的批判略後於王譚，批判徐盈的第一次全校大會是8月15日召開的。接著，連續召開了六次有五個支部學員參加的聯支大會。在9月12日的最後一次全校大會上，徐盈被迫承認自己是“章羅聯盟在新聞戰線上反黨集團的策劃人和軍師。”
在楊獻珍、侯維煜的思想上，對普通班、新聞班這些經過長期鬥爭鍛煉的老幹部，還是采取盡量保護的態度的。7月22日，他們向中央書記處上報了四名學員的材料，其中初步確定劃為右派分子的隻有兩人：王譚、徐盈。另外兩名學員，因同情社會上的某些右派言論，被認為有右傾錯誤思想，應當適當批判，但不劃為右派，楊、侯稱之為“標兵”：一個是肖魯，入學前是全國總工會海員工會國際部部長，另一個是王善玲（女），入學前是勞動部的副司長。報告上送後，鄧小平召見楊獻珍、侯維煜。在談到肖魯時，鄧小平說：一個黨員領導幹部，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倒過去了，那怎麽行？他還說：你們高級黨校學員中絕不會隻有兩個右派分子，反右剛開始，你們的思想不要右傾啊！
鄧小平的指示，楊獻珍、侯維煜別無選擇地要執行。8月初，黨內印發了毛澤東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和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使全國反右鬥爭的規模不斷擴大。在這種形勢下，高級黨校也加大了反右運動的力度。為了加強領導（同時也是為了分擔責任），楊獻珍、侯維煜從研究班選調了十來個學員，參加反右領導小組。8月17日，黨委第48次會議初步確定，在全校各部班學員中劃9人為右派分子，其中普通班4人（王譚、徐盈、趙節、高朗），新聞班2人（尤力、姚北樺），師訓部3人（龍純璋、沈銳、黃維忠）。
8月23日，中央書記處在鄧小平主持下開會，討論國家機關黨委、全國總工會和高級黨校三個單位的整風反右問題，楊獻珍、侯維煜應召列席。出席會議的書記們批評了高級黨校在整風反右的領導工作中的“右傾”思想。鄧小平說：“肖魯的問題，你們第一次上報他的材料時，中央就批準把他劃為右派，你們怎麽現在還在猶豫？”“如果這樣的人不劃為右派，黨內就沒有什麽右派了。”“這樣的人不搞出去，他就不知道怎樣才像一個共產黨員。”彭真則在插話時說：“現在的問題不是肖魯是不是右派，而是你們兩個是不是中右的問題。”
在中央書記處的強大壓力下，楊獻珍、侯維煜不得不對高級黨校的反右運動作出新的估計和部署，但他們在思想上仍然顧慮重重，在8月28日的黨委第51次會議上，楊獻珍說：“右派要搞出，但麵不要太寬，既要從嚴，又要慎重，要保存元氣。”
但是，既然像肖魯這樣的“標兵”已被突破，那麽其他情況相似的學員就不得不跟著倒黴，原來作為右傾思想隻須和風細雨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問題，現在很多都作為右派分子向黨進攻來鬥爭。以肖魯為例，他的問題主要是對社會上鳴放的一些觀點表示同情或讚成，如主張取消高校黨委製，實行教授治校；主張從合營企業中撤出公方代表，讓資本家去經營；同意給資本家20年定息；認為公布的胡風三批材料說服力不強；北大清華的有些大字報不好反駁；有些人可能是我們過去把人家整得太厲害了，因此他才出來發發牢騷。這些問題，本來都是作為右傾思想的典型來批判，但8月23日鄧小平定性之後，問題便不一樣了。肖魯所在支部的支部書記惠錫禮在9月6日的全校學員大會上說：“經過進一步的深入揭發、批判和鬥爭，我們逐漸克服了溫情主義，進一步認識了肖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思想本質。我們支部的全體同誌一致認為肖魯是一個黨內的右派分子。”“肖魯與社會上的右派氣味相投，情感相通，一唱一和，互相呼應，這不是反黨、不是向黨進攻又是什麽呢？”這裏的“逐漸克服了溫情主義”一句話，道出了學員們在肖魯問題上的勉強和無奈。
從8月下旬開始，不僅在普通班、新聞班，而且在師訓部和教職員工中，都進入了揭發批判鬥爭右派分子的高潮。9月2日，中共中央又發布《關於嚴肅對待黨內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黨內右派分子與黨外右派分子配合，從堡壘內部向黨進攻。黨齡愈長，職位愈高，對黨危害愈大。指示要求全黨克服溫情主義，不能姑息寬容，特別是對其中的老黨員，更不能惋惜心軟，下
不了手。這個指示使高級黨校的反右運動進一步升溫。在此後兩個多月時間裏，高級黨校完全成了階級鬥爭的戰場，很多重點對象在支部大會批判後，還組織三至五個支部的聯支大會甚至全校學員大會來批判。這些學員究竟有什麽觀點，以致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批判，並且被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呢？現在試舉普通班幾個“右派分子”的材料，來考察當年被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證”：
丁景才（原為江西省農業廳副廳長兼農科所所長）認為：“解放以來工農業剪刀差擴大了”；統購統銷卡得太緊，使農村副業萎縮；供銷社“與民爭利”，使農民收入減少，生活降低。他批評農業合作化“冒進了”，“如果合作化慢一些，規模小一些，增產就會多些”，“如果允許農民退社，百分之五十的農民都會退出”。他還認為“思想改造不能靠運動來解決問題”，“至今還有人認為胡風不是反革命，說明靠運動解決問題是粗糙的”。
劉漢仁（原為長春市檢察院副院長）在1942年延安整風中曾挨整，對此十分不滿，“一提起42年整風就氣憤”。他說：“你們說42年整風是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我看整風不整風照樣打勝仗。”他認為“黨內就是你搞我，我搞你”，“既然高崗的品質很不好，為什麽要提拔他呢？”“三反運動隻反了貪汙浪費，沒有反官僚主義，隻有兩反，沒有三反。”“三反運動是以官僚主義來反貪汙浪費。”他也批評農業合作化冒進，不應該反右傾保守思想。
石天行（原為江西省委工業部第二副部長）說：“幾年來發生的左右偏差實在太大，損失太大，風都是從上麵往下刮的，一級比一級大，不僅思想批判，而且要組織服從，不隨風倒不行。這是一種片麵性，根源在於‘好大喜功’。”“上麵的缺點，都歸結為情況的變化上，是辯證法；有了缺點和錯誤，隻批評下麵。”“頭上長角不容易。不長角還好，長了角不僅會鋸掉角，而且會掉腦袋。”他批評黨內選舉隻搞“等額選舉”，“不許活動，不許競選”，是“形式主義”。他說：“黨內有這樣一些人，在中央反右的時候，馬上可以拿出右的材料，反‘左’的時候，馬上可以拿出‘左’的材料，並且還都有數目字！”
劉曉 ?（原為人民日報社農村工作部副主任）認為我們黨內有個人崇拜，“把領袖偶像化，神秘化，以為領袖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可以獨斷專行，一切成績歸功於他，他說的都是正確的，他寫的文章一個字也不能改。”所以他主張“要破除迷信，不要對傑出人物的革命領袖盲目崇拜；也不能把革命理論當作萬應靈藥。迷信革命領袖，迷信革命理論，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他直截了當地指出：“有些問題是毛主席一個人搞起來的。他想搞什麽，就能搞起什麽來。”“一個人的聰明是有限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也有錯誤。”他還認為《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的三批材料不足以服人。鳴放開始後，他曾向別人推薦黃萬裏的《花叢小語》。
劉德?（原中共寧波市委書記）批評“三反”運動“不符合群眾路線”，是“大規模的逼供信”；批評中央在肅反運動中“對敵情的估計不夠科學”，結果“加深了黨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牆和溝”。他認為“中央缺乏自我批評”，毛澤東“有時火氣太大，不冷靜”，對這次整風運動的領導“要求過急，欲速則不達”，“又要犯錯誤”。
齊佩軒（原為財政部國際財務司司長）認為：財經會議的處理不公平；“八大”代表的選舉不民主；國務院應有“黨外副總理”；“合作化冒進了”；“當前農民生活困苦”，“工農生活懸殊”；“統購統銷有副作用，農村老百姓普遍不滿”。他主張要“有一個全國性的農民團體，好替農民說話”。
張生強（原為甘肅省定西專署專員）批評“肅反擴大化”，認為“搞運動就容易出錯”。認為“1955年農業合作化冒進了”，“農村糧食緊張是人為的，應適當開放糧食市場。”他還說：黨內缺乏民主，“沒有人敢講反麵話。”
這些學員大部分是1938年前後入黨的老幹部，多數是知識分子出身。他們整風中所提的意見，是完全符合整風的精神和要求的。他們對農業合作化、統購統銷、肅反、反胡風等問題的批評，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他們認為黨內缺乏民主，毛澤東缺乏自我批評精神，更是恰中肯綮的切膚之言。這些不乏真知灼見的批評，表現了他們對黨對社會主義的關切和愛護，哪裏有什麽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意味呢？可惜，他們最終都成為“引蛇出洞”的犧牲品。這是他們的悲劇，也是黨的悲劇，更是民族的悲劇。一個政黨連有二十來年黨齡的老黨員的善意批評都聽不進去，甚至對這些實際上都是優秀黨員的批評者進行嚴酷的懲處，這意味著什麽，難道不值得深長思之嗎？
在雷霆萬鈞的政治壓力下，丁景才（見前）和師訓部學員陳友偉（原為華東師大講師，中國革命史教研組組長）於9月16日、19日相繼自殺。不久，10月10日，普通班學員楊賡（原通俗讀物出版社副社長）又自殺身亡。這些不幸事件絲毫也沒有影響波濤洶湧的反右狂瀾，運動的車輪繼續滾滾向前。按照黨內的傳統觀念，丁、陳、楊三人被視為黨的叛徒，開除黨籍。
進入11月以後，凡已劃為右派分子的學員都已在全校學員大會或幾個支部的聯支大會上進行了揭發批判；還有一些被認為有右傾思想的學員也在支部或小組的範圍內進行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在運動已進入尾聲的11月11日，周恩來到校向驚魂未定的學員作了關於國際形勢和整風運動的報告。他在報告結尾時勉勵已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學員好好改造，將來還可以回到黨內來，為黨工作。對於這些不幸的學員來說，這是一次充滿悲涼的安慰。
12月4日，楊獻珍代表校黨委向全體學員作了關於整風反右運動的總結報告。共有63名學員被劃為右派分子，占參加運動的1530名學員的4.12%，其中普通班24人，新聞班5人，師訓部34人。這些人全部都被開除黨籍，行政職務則回原單位處理，一般受到降級降職處分。
學員反右結束時，工作人員的反右鬥爭也已基本結束，共有27名教職員被劃為右派分子。參加學員整風反右工作的部分工作人員集中反右補課，到1958年4月才結束，結果又有5人被劃為右派分子。至此，在教職員中共劃右派分子32人，占參加運動的幹部總數503人的6.4%。
1979年春節前後，胡耀邦以他的卓越膽識和大無畏精神為全國55萬餘名右派分子改正平反，高級黨校學員和教職員中的右派分子無一例外地得到改正。但是，他們最寶貴的年華卻都已經在社會最底層消耗掉了。反右運動使共產黨喪失了一大批優秀幹部，社會上喪失了一大批優秀知識分子；更大的損失是在全黨全國範圍內破壞了實事求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助長了一種謹小慎微、明哲保身的庸人哲學和諂媚事上、相互提防的惡劣風氣，大大加強了專製的極權體製，以致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遺憾的是，反右、文革所帶來的嚴重的社會後果和對黨的腐蝕侵害，至今仍未很好扭轉。這是橫亙在我們前進道路上的嚴重障礙。因此，總結從反右到文革的慘重教訓，從中吸取有益的鑒戒，應成為當前政治思想領域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們不能再諱疾忌醫了。（責任編輯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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