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五十年代共產黨內的民主呼聲 （上）zt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宣告要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接著是大規模的宣傳動員，各級機關、學校、事業單位紛紛召開會議，報刊媒體連續報道發文章，號召各界對黨和政府的缺點錯誤提出批評建議，幫助黨整風。

　　在大張旗鼓的動員號召之下，黨內外都掀起了批評建議的高潮。這些批評建議，就其內容來說，大都是對政治權力的日益專製化而造成的缺點錯誤的批評和改進工作的期待，因而具有反專製爭民主的民主主義性質。所謂“大鳴大放”，就是民主主義高潮的表現形式。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首次民主主義高潮，不論是在黨內還是黨外，積壓幾年的對專製統治的不滿，都在這次“幫助黨整風”的動員令下，或被動或主動地傾瀉而出。這個民主主義高潮雖然在6月8日後逆轉為反右運動，提出批評建議的人員，無不遭到殘酷的鎮壓，被打成右派分子者達55萬多（一說300多萬），但這個具有反封建、反專製精神的民主運動，已經在曆史上留下不容抹殺的記錄。我們的責任是要探尋這些先行者的足跡，繼承他們的精神，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續推進反封建、反專製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

　　在大量“右派分子”中，黨內的右派分子更富於悲情色彩。他們積極參加整風運動，批判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是為了促進黨糾正缺點錯誤，更好地實現黨的領導，這完全符合於黨章的要求，也完全符合於國家的利益。但他們最後卻被判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這當然十分荒唐，然而，這個荒唐的結論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這些黨內右派所批判的、反對的，是日益專製化的黨的領導和實為專製主義的假社會主義；他們所追求的、希冀的，是黨和國家的民主化、現代化。因此，他們的言論，體現著那個年代的黨內民主派的民主要求和民主呼聲。他們代表著共產黨內反專製爭民主的民主派。

　　反右運動已過去57年了，當年黨內的民主呼聲，由於時過境遷，有些已經成為曆史陳跡。但是，這些呼聲的精神和指向，在當前仍然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這是因為，我們現在的指導思想，不論是在意識形態方麵，還是在政治體製方麵，都繼承了反右時代的專製傳統。得不到應有製約和監督的政治權力，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衍生出遠遠超過當年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所產生的惡果。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執政黨拒絕對曆史上的失誤進行必要的反思總結，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以致今天仍然不斷重複57年前的堅持專製統治、以友為敵的錯誤。曆史的經驗教訓是我們民族的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個寶藏應該及時開發，使之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正能量，不能讓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流逝。我的這篇材料性的文章，就是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產生的。

　　本文旨在發掘五十年代的黨內民主呼聲，但當時的黨內右派遍布全國，數量很多，勢難麵麵俱到。我這裏以中共中央高級黨校被劃為右派的學員言論為典型，雖然未能展現黨內民主派民主呼聲的全貌，但也相當普遍地體現出那個時代的共產黨員的民主要求。高級黨校反右運動時在學員中共劃出右派分子63名，占參加運動的學員總數1530人的4.2%。其中入學前原為廳局級領導幹部的普通班學員24人，占全班898人的2.7%；原為各地新聞單位負責人的新聞班學員5人，占全班94人的5.7%；原為高等學校和各級黨校理論教師及黨委理論宣傳部門幹部的師資訓練部學員34人，占全班638人的6.3%。

　　這些學員來自全國各地各個不同部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別是普通班學員，身處中上層的領導崗位，對高層的決策和基層的運作都有所接觸、有所體驗，對民情民意也有所了解、有所思考，他們的批評建議，更能較好地反映出黨內民主派的心聲。但因為這些意見都是在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這個整風主題下發表的，所以內容偏重於批判，建設性的建議很少。這些批判集中於我國社會五十年代中期存在的主要問題，體現出剛經曆“社會主義改造”的時代特色，反映出政治專製化、經濟壟斷化過程中呈現的嚴重弊端。這些見解就其性質來說是反封建反專製反壟斷的，本應成為糾正錯誤、推動進步的動力，卻被認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而遭到嚴酷的批判，發表這些意見的黨內民主派，無一例外地被打入社會最底層，淪為賤民。在這個曆史轉折關頭，中國社會沒有轉向民主和進步，卻朝著進一步專製獨裁的方向發展。黨內民主派提出的批評，不但沒有得到糾正，相反卻不斷惡化。反右運動之後，接著就是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這些社會大倒退、大反動、大災難的曆史教訓，迄今沒有很好總結吸取。五十年代黨內民主派所揭露批判的弊端，有許多依然頑固地出現於當前的社會。因此，再現當年一些黨內的民主呼聲，在目前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本文選取普通班22人、新聞班4人、師訓部8人的“右派言論”，分類匯編。這裏整理的，都是他們的原話，因為把在不同場合、以不同形式提出來的批評建議集中在一起，通篇引號太多，不便閱讀，所以我在整理時把引號全部刪去。最後附列發言者入學前的身份，分別班次，依姓氏的漢字拚音為序，以備查考。

 

　　（一）關於個人崇拜和對毛澤東、黨中央的批判

　　普通班的學員由於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地位和資曆，對黨內情況比較了解，因而對黨中央和毛澤東都有一些看法，但要在整風期間提出意見或在文章裏進行批評，卻需要有足夠的勇氣。

 

　　在這方麵比較突出的是王譚。他在入學論文和學習心得裏，多次表述了他對毛澤東的不滿。如他說：在抗大三期時，毛主席給牆報題詞：一切為了統一戰線，一切通過統一戰線，可見右傾毛主席也有，不能光怪王明。“三反”期間，“深山必有虎”的電報都是毛主席親自批的，為什麽不強調研究？結果打出虎來，80％都是假的，直到現在也沒看到中央的總結，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說成績是基本的！中央沒有錯誤嗎？從遵義會議後中央就沒有犯過錯誤嗎？學蘇聯，中央指示一邊倒，要全麵端過來，結果又批評下邊。一長製是中央批準的文件，光批評下邊，沒有看到中央的檢討。中國黨是不是有類似斯大林的情況，就是說一切歸功於毛主席，出了錯誤就與他毫無關係了？對毛主席是不是有個人崇拜？

 

　　張宗麟：一個人長期地終身地擔任主席，可能要犯斯大林一樣的錯誤。斯大林是暴君，品質惡劣，他殺了那麽些人，這一係列的恐怖，是為了鞏固他個人的專斷獨裁。蘇聯是否憲法規定的製度有問題？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錯誤，就是因為任元首太久。毛主席不應該再連任下去，要不然，就像斯大林一樣了。

 

　　徐光：毛主席不如在延安時期那樣謙虛、謹慎、接近群眾了，現在脾氣大了，不夠謹慎了。毛主席不如革命初期的列寧，列寧雖然被剌後身體不好，他還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還到工廠講演，毛主席僅僅是在節日在天安門向群眾招招手。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勝利後驕傲了，勝利衝昏頭腦了，主觀片麵，好大喜功，批評別人嚴厲，尖刻，有火氣，有脾氣，但自我批評不夠。毛主席批評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右傾保守為“小腳女人走路”是過火了，批評鄧老很嚴厲，批評各部門也很尖銳，結果工作冒進了，毛主席卻僅僅說有上馬就有下馬，缺點都是難免的，這就使人不能心服，覺得不公平。一切都是難免的，那還批評什麽呢？中國黨有個人崇拜的苗頭，毛主席事實上處於不能聽到反麵意見和批評意見的地位。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後期一樣，有個人專斷，毛主席的理論與自己的實踐脫節。毛主席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沒有什麽新東西，意義不大，可有可無，是為了掩蓋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我懷疑毛主席是不是真正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是不是真正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政黨。徐光還認為中國黨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後，在處理國際問題上，主要是與蘇聯關係上有驕傲情緒，翹尾巴。在取得一連串國際國內的勝利後便自負了，是否我們自己想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

 

　　王文良：王明路線錯了，難道毛澤東路線就都正確嗎？左、右，哪一次不是從中央來的啊！中央整下不整上，搞錯了許多人的康生，為什麽在七大時汗毛未動，還選為政治局委員？

 

　　趙節：毛主席1953年在政協會議上嚴厲批評梁漱溟，大發脾氣，有失風度。

 

　　盛堅夫：毛主席沒有什麽了不起，他講到的我也想到了。除四害問題，尤其是消滅麻雀，是缺乏獨立思考，事實上麻雀是消滅不了的，這完全是主觀主義。麻雀並不為大害。毛主席對打麻雀，恐怕走火了。黨內不民主，整下不整上，黨內沒有人敢提反麵意見。八大文件光講正確的東西，沒有自我批評的精神。人都有缺點，錯誤又不可避免，但是到領導那裏就不是這樣了，隻能拿這個東西教育別人，為什麽一般人犯了錯誤又是根源又是分析，負責幹部有了錯誤就什麽都不見了呢？

 

　　劉曉晞：我們黨內對領袖的個人崇拜的程度，已經把領袖偶像化，神秘化，認為領袖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可以獨斷專行，一切成績歸功於他，他說的都是正確的，他寫的文章一個字也不能改。 迷信革命領袖，迷信革命理論，都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當一個領袖人物，他的本領不一定樣樣超過別人，但他能使比他本領大的人，甘為他利用。隻要有一套權術，就能統治起來。有些問題都是主席一個人硬搞起來的，不是主席搞，別人就不一定搞得起來。如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問題，反胡風，接著搞成全麵的肅反運動，都是主席硬搞起來的。主席講他有過好大喜功，一個領導人，這是很大的問題。影響是不小的。農業合作化冒進了，那麽大的事情，不是主席誰敢當家！

 

　　劉德焜：許多問題光怨下邊，如說國民黨作風、知識分子問題緊張、肅反等，中央缺少自我批評，對幾次運動，中央沒有提出過自己的責任是什麽。黨中央缺乏集體領導，毛主席處理案件火氣太大，不冷靜，對三反運動的領導太不穩。中國黨也有個人崇拜。

 

　　石天行：幾年來發生的左右偏差，實在太大，損失太大。風都是從上往下刮的，一級比一級大，不僅思想批判，而且組織服從，不隨風倒不行。這是一種片麵性，根源在於好大喜功。中央自我批評精神不夠。總說成績是基本的，缺點是次要的，有些公式化，到處套用。中央和省的報告往往隻講成績，不正麵講缺點。上邊的缺點，都歸結為情況的變化上，是辯證法，結果有了缺點和錯誤隻批評下麵。

 

　　王善玲：中央政策左右搖擺，工作忽左忽右。一些運動初期總是反右，中間就左了，後來又糾正。農業合作化先是反保守，到高潮時又太快了。基本建設先是反對保守，現在又覺得投資過大了。

 

　　楊賡：黨中央執行政策不穩。這幾年我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勝利，一個接著一個地到來，毛主席是否有點腦子發熱了，驕傲了。中央決定提前整風和采取大鳴大放方針是出自“靈機一動”的決定。

 

　　孫方：中央講一句話影響很大，一陣風應由中央檢查。一陣風怎樣來呢？發展黨員要數字，提拔幹部要數字，此外還有建築方向等等，都是一陣風，這些都是從中央來的。領導上管事不管人，組織部門也隻管組織工作很少管人，對人的關懷也少了。非黨非團更沒人對他們進行工作，運動來了就找中間分子，平時沒人關懷他們。

 

　　楊成亮：向中央寫報告時開頭為什麽要寫主席並中央，中央是集體領導的，中央就包括毛主席在內的。寫了中央何必再單獨寫主席呢。

 

　　楊林：中央給下邊任務太多，中心太多，如增產節約、肅反、審幹齊頭並進，都是中央來的，各講各的重要，都讓首長負責，親自動手，每個工作都設辦公室，忙得要死，還要受上級批評，下級也埋怨我們。我們是兩頭受氣。各部門互相扯皮，各有各的製度，互不統一，這些製度大都是經國務院批準的。這是政出多門，朝令夕改，各搞一套。

 

王曉天（報上刊載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發展養豬的決定後）：中央總是這麽幹，連生豬的問題也要發聯合指示，這有什麽好處呢？這樣的指示到下邊以後，就會造成以黨代政。中央有驕傲自滿情緒，對錯誤估計不足，因此放後就亂了。籠統地說成績是主要的，錯誤和缺點是次要的，不足以服人。”

 

　　張生強：有成績了，是上邊領導的好，錯誤了，就是下邊的。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難道都是下邊的責任嗎？應說與中央是有關係的。中央在掌握運動上，往往是反右的勁頭很大，但防左則注意不夠。上邊風一來，下邊同誌就跟著來。下邊同誌怕批評右，左了感覺不算什麽。黨內很少人敢提反麵意見，誰提了意見，最後還是吃虧。

 

　　盛堅夫：中央的指示和黨報的社論都是老一套，沒有指示也能做好工作。上級沒有對你非常信任，雖然正確也不行；如果信任，錯誤的也是正確的。

 

　　齊佩軒：國務院副總理那麽多，沒有一個民主人士，應當增加黨外副總理。

 

　　方德也讚成增加—個非黨人士當副總理，並且說：我早就考慮過，副主席也可以增加一個非黨人士。

 

　　孫方：關於十二個副總理都是黨員的問題很難回答，其實安置個把民主人士也不妨。

 

　　黃維忠：國務院可以安排一兩個民主人士，這樣作既不影響政權性質，又可以發揮民主人士的積極性。否則如何體現出黨的領導和統一戰線呢？

 

　　齊佩軒：國務院副總理那麽多，沒有一個民主人士，應當增加黨外副總理。

 

　　（二）對黨內生活和社會現象的批判

 

　　張宗麟一次到同仁堂買虎骨酒，看見幾個軍官帶著衣飾漂亮的女人買人參，非常氣憤，回來後說：解放軍的優良傳統消失了，生活腐化，這樣下去，人民要起來革命；人民不革命，我也要革命。現在若幹現象是腐化的開端，衣著、飲食、送禮、宴會、高樓大廈等等，一天闊氣一天，而且不少同誌說起來，就是比幾鑽的手表，比衣料，說吃好館子等等。北京不少高樓、好房子，是軍隊的住宅和辦公室，軍隊與人民疏遠了，生活開始腐化了

 

　　石天行閑談時說：做工作要有“靠山”才能吃得開，有人說黨內要認個“幹老子”才行，我感到也有道理。一次閑談，說起“要堅持原則”，“頭上要長角”。他說：長角不容易，誰敢頂，不長角還好，長了角不僅會鋸掉角，而且會砍掉腦袋。黨內有這樣一些人，在中央反右的時候，馬上可以拿出右的材料，反左的時候，可以馬上拿出左的材料，並且還都有數目字。

 

　　張生強：有些人身上有兩個口袋，裝著好壞兩種材料，上級要什麽就有什麽，作假報告，報喜不報憂，品質惡劣。

 

　　徐光：黨內有一股風的作風，上麵有片麵性，下麵有盲目性。

 

　　高汾：許多問題是否一定要經過運動來解決。一搞運動就是一陣風，副作用很大。

 

　　王譚在一份“批評上麵的提要”裏，揭露了在領導幹部中存在著的九類不良傾向，包括：抱有“偽君子之風”和“阿瞞之風”； 唯我獨尊自專和“甘作獨夫”； 以合乎“孤意”為則的用人行事，好象搞什麽“家天下”； 形形色色的“一點論”和對什麽都采取“唯一主義”； 老搞“報喜不報憂”，“要什麽報告就做什麽報告”和“假報告”來“騙”黨；不管是“自生的”或效顰的卻有“阿Q氣”；等等。

 

　　高朗：隻要能體會領導意圖能拍馬屁的幹部，都能提升；敢於獨立思考真正做工作、積極負責的幹部往往受到打擊。

 

　　曾軍：一對黨委書記提意見，就是不尊重黨，能這樣說嗎？能說毛主席的每一句話都是對的嗎？今天黨內的黑暗麵是正直者罰。建議中央明確規定德才標準。凡是敢提意見，敢吵、敢頂、敢抗上，敢於逆水行舟，不屈服，不怕掉腦袋的，都應當看成是好幹部。對那些吹噓拍馬、人雲亦雲、上呼下應的人，就要降下來。

 

　　王善玲：不僅在黨群之間有牆、溝，黨內上下之間亦有牆和溝，現在黨內不團結的現象比以前多了。科員對科長，科長對處長，處長對司長，司長對部長，層層有意見。勞動部調走的幹部差不多都是鬧別扭，吵吵鬧鬧，甚至哭哭啼啼走的，但有些到了別的機關，工作做得很有成績，成了好幹部。等級製度是引起黨內牆和溝的重要原因，現在住房子，日用家具，坐汽車等等，都按等級待遇，這就使同誌間關係疏遠了。其實“爭名奪利”是因為有了等級製度才有的，沒有級別誰去爭？另一方麵，領導上叫幹部不要爭級別，但許多製度又按級別辦事，這是人為的矛盾，好像鼓勵人家講究級別，如坐火車要十一級才能坐軟席等。現在工資懸殊很大，高級幹部的生活特殊，吃得好，穿得好，還有供給製尾巴照顧著。老百姓反映：共產黨小汽車、小公館比國民黨當官的還多。我認為現在整個國家幹部的生活水平都應當低些，高幹尤其要降低，不要苦樂不均。

 

　　方德：看來有股陰沉不正之氣向中央撲來。黨內有些領導幹部和下級的關係是主奴關係，有的同誌隻能使用奴才，不能使用人才。

 

　　尤力：在我們國家裏已形成了新的統治階層——工人貴族，這個貴族雖不占有生產資料，但在政治上、收入上多方麵特殊的關係，仍然跟群眾隔絕。領導幹部一人飛升，全家享福，在各方麵特殊化，衣（毛、呢）、食（全聚德）、住（高幹宿舍、小公館）、行（小包車）與絕大多數群眾的生活懸殊。他們政治上的衰退——貪圖享樂，不學無術，民主生活不夠——封建主義的特權思想嚴重。因此，要從各方麵展開反專製主義的鬥爭，不讓個人專權獨裁的現象為害，不讓任何人利用國家所給予的權力，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群眾之上，把自己的意誌強加在群眾頭上，橫行霸道，作威作福。黨群關係隔高牆，民主原來未發揚，深坐宮廳聽匯報，偏聽偏信事堪傷。

 

　　龍純璋：高級幹部待遇太特殊化了，孩子、老婆都一齊坐小汽車，還有專門的幹部子弟學校。我們武漢的首長都是一人一個小公館。這不是形成等級是什麽？過去革命是工農群眾流血犧牲，而勝利果實卻為少數人所得。工資高低相差那樣多，這不是剝削是什麽？

 

　　宋宏釗：黨是官僚主義集團的化身，官僚主義在黨內合法，誰得罪了領導同誌，就得挨報複。高級幹部官官相衛，黨內沒公道，沒是非。為了維護高級幹部的威信，不惜冤枉小幹部，大幹部處境優越，小幹部受統治。

 

　　姚北樺：黨內有兩種人：一種是整人的，另一種是被整的。新社會交朋友不自由，甚至不敢交朋友。偶一不慎，在運動中就要受牽連，受審查，挨批評，因而朋友愈來愈少。平常再好的朋友，鬥爭起來翻臉不認人。同誌之間，缺乏友情。有些黨員幹部缺乏最起碼的社會生活經驗，對人冷若冰霜，缺乏人情味，真是“人情薄如紙”。人們之間缺少一根把友誼串連起來的紅繩，缺乏一種推動著相互之間加強接觸的力量。關心人，便是把友誼串連起來的紅繩。因為隻有關心人的人，才能夠得到別人的關心。有了相互之間的關心，便有了接觸，有了了解，有了友誼。

 

　　徐光：黨與黨外人士的關係不好，主要是由於黨組織的領導有問題。

 

　　宋薑生：在大大小小單位裏隻派黨員作領導幹部，沒有黨外人士作領導幹部就是宗派主義，就是不要群眾。

 

　　壽逢午：我們過去集中多，民主少，紀律多，自由少。他讚同“資本主義有民主，所以今天有生命力”的觀點，認為這合乎辯證法，不能一概否定。

 

　　黃維忠：三個主義產生的根源和上層建築某些環節處理不當有關。象行政機構龐大、層次過多、等級製度、特權思想等。前者可能產生官僚主義，後者可能產生宗派主義。社會大變動時期，有些製度要進行根本改革，如工資製度、等級製度等。我們的工資製度就沒有貫徹巴黎公社原則。我們國家的許多問題應該重新考慮，廣西餓死人是因為法製不健全，如果死了人要法律製裁，下麵就不敢胡作非為了。

 

　　王譚：我感到黨內民主基本上要保持兩條：一是各級黨委要經過選舉產生；二是黨委要定期向全體黨員或黨員代表作切實的報告，報告前後要有充分的討論，並經批準。如果沒有這兩點，就忽視了黨內的基本民主。黨內對於某些錯誤的處理，給我的印象好象有算總賬的味道，講理不足。這幾年來，有這樣一種感覺，在同誌之間的批評也好，對同誌出錯誤處理也好，很容易戴上一頂富有政治性、原則性的帽子，道理沒說清楚，就抓上一頂，或好幾頂，其實有什麽好處？

 

　　肖魯：我們盡是說“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難免的”，似乎說不過去。

 

　　宋宏釗：事實上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是很多的，如果光說成績優點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那就不用去糾正錯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