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1
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極其可貴！
正文
知青中有個別所謂成功人士是很冷酷的，多年前我參加過一個座談會，有成功人士說，文革之後大家都有機會啊，恢複高考後每個人都有機會考啊，言外之意是說，你沒考上落到這般田地是你活該，怨不得天也尤不得人。我不這麽看，自五六十年代開始在學校推行階級路線以來，許多優秀青年就被剝奪了深造機會，從初中到高中，或者從高中到大學，他都沒有機會，這不是他水平低下的結果，這是由他的血統決定的。你可以在完全回避這個話題的基礎上侈談文革以後知青群體的分化，但我覺得不夠客觀。文革以後，知青中改觀比較大的，官二代就不用說了，改革開放的所有好處基本都占全了。再有一部分就是像我們這種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文革中經曆的坎坷比較多，畢竟家中的文化傳承比較厚重，最終通過學習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這同時也提醒我們，在任何情況下，不管多困難，都要重視文化的學習。我現在除了在社科院工作，還在外地一所大學兼帶博士生。學校裏的許多學生來自農村，沒有任何家庭背景，走到這個程度已相當不容易，但他們的就業難度遠比城市的同齡人大，更不要說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了。所以我總是向學生強調，外部世界的不公正不是你個人能改變的。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盡自己的一切努力去學習，或可博得改變命運的機會。
“文革”中的知青扮過為虎作倀的角色
邵思思：您說，上山下鄉運動，不僅改變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牽動了億萬城鎮居民的切身利益，還使為數眾多的農民不同程度受到它的影響。對知識青年的影響我們比較容易理解，但“對眾多農民的影響”可能就不那麽容易理解了，請問這些影響主要表現在那些方麵？
劉小萌：七十年代，中國當時的城市人口有1億多，其他都是農村人口，當時的城鎮化程度遠遠落後於現在，農民至少有6、7億，知青群體總共是1700萬。也就是說，除了西藏、青海這些地方，從邊疆到內地，隻要是有公社有大隊的地方，基本都有知青。差異無非是有多少而已。所以上山下鄉運動離不開農村，離不開農民。
毛澤東在1968年號召知青上山下鄉時，他給農民戴了一頂高帽子，讓城市的學生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換句話說，這幫整天頭朝黃土背朝天的老農搖身一變成了教師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教師，是城市學生的教師。這高帽子夠大，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這麽一回事。我們去農村，像我去內蒙牧區放羊，牧民對我們很好，他們非常樸實，我不僅在內蒙牧區呆過，在河北農村也種過地，說農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一點不為過，他們平日與我們朝夕相處，確實給了我們許多實際生活中教育。當然，這些教育與官方所希望的完全不是一碼事。至於說知青到農村去，確實也給農村、給農民帶來了多重影響。
不妨將這些影響歸結為兩條：一條是消極的影響，一條是積極的影響。先談消極的影響，最消極的影響，就是知青下鄉後，成為一支把文革極左貨色在農村中加以推廣的生力軍。因為農村是一個傳統社會，是講究人情的，奉行“打人不打臉，揭人不揭短”的處世哲學，在這樣一個社會裏，想挑起階級鬥爭，鼓動鄉親們撕破臉皮，你鬥我、我鬥你是有一定難度的。農村不僅是一個人情社會，還是血緣紐帶盤根錯節的社會，血緣色彩濃厚的地方，七大姑八大姨，論尊長論親疏，所以即便當政者劃定了階級成分，大力提倡階級鬥爭，但是在農村中還是會遇到阻力。可是知青不一樣，尤其是其中的“老三屆”，都是紅旗下成長的一代，受到 的政治熏陶最深，洗腦最成功，加之文革初紅衛兵運動的洗禮，極左思想已滲透到他們的骨髓，用一句形象的話作比，這撥人都是喝狼血長大的，包括我，都是喝狼血長大的，骨子裏都有那種熱衷造反、鬥爭的基因。說的更直白一點，這撥人當年也就15、16，大的不過20歲出頭，都是光棍一條，無牽無掛，無所顧忌，充滿激情，狂躁盲動，加上人生閱曆的不足，所以許多知青下到農村後就充當了推行極左路線的工具。比如說，一個叫金訓華的知青典型，下鄉前是上海中學紅衛兵的頭頭，當年他領了一幫人去黑龍江農村插隊，到農村幹的第一件事就是積極開展階級鬥爭，他貼出的大字報稱，這兒的農村死氣沉沉，沒有階級鬥爭，好壞人不分，所以大搞階級鬥爭。知青在農村大搞階級鬥爭，把農民分成三六九等，鬥爭一批，利用一批，發動一批，這種現象並不是個別的，勢必傷害一部分無辜的農民。熱衷於階級鬥爭當然不是一個金訓華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村子或一個知青群體的問題。包括我在內，我們這些知青，在農村都曾或多或少地參加過這類活動。我們北京知青到牧區後，就卷入了“挖肅”運動，整過一些牧民，說他們要叛國，大隊組織的鬥爭會我也參加過，後來把一些無辜牧民作為壞人集中起來監督勞動，讓知青看著他們，我也是其中的一員。所以反省起來，我也有過為虎作倀的經曆。許多知青在農村都有類似經曆。所以當你談到你的苦難時，別忘了在某個場合或某個時段你也曾為虎作倀過，你也或多或少傷害過別人。這不是知青中的個別現象，而是群體現象，而這個群體現象的形成與當年的政治教育、近乎胎教的說教，尤其階級鬥爭理論這種狼血對我們的灌輸是分不開的。所以我要首先指出知青給農村帶來的消極變化，這也是現在某些人有意無意回避的話題。
當然，消極的影響還有，比如說，在極左思想指導下，不顧農村的實際情況盲目建設，給自然生態帶來長久的消極影響。內蒙古牧區的自然環境本來不適合農業生產，但我們知青到牧區後就積極響應領導人“牧區也要學大寨”的號召，學大寨嘛，就是把大片草場改造成農田，然後種糧食啊，修水庫啊，包括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在沿邊地區搞大規模的農業建設，結果造成大片草場的沙化。諸如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的毀林種膠，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在三江地區開展土地開發，使許多“濕地”毀於一旦。這種對自然環境的大規模毀壞，不是知青所能左右的。可是作為知青上山下鄉的一個副產品，其消極影響畢竟不能回避。
再有一個消極影響，就是對農民利益直接構成傷害。知青到農村是去幹嘛去了，他是為了生存去了，為生存就得掙工分。工分從哪兒來？從誰那兒分？說得形象點，就是從農民的碗裏分一杯羹。各地農村的經濟狀況千差萬別，我在牧區，相比其他農業地區，還是非常富裕的。我們當時一天的工分是3塊多，那時的3塊可比現在的100塊值錢。我在牧區插隊，從來沒有為錢發愁過。我們放著生產隊的羊，殺一隻大羊，隊裏也就扣我們3、4塊錢，可是我把羊皮賣到公社供銷社是4塊錢，相當於肉白吃，賣羊皮的錢還可以買月餅。當然像我們這種經濟條件的地方，在全國堪稱鳳毛麟角。後來我轉回河北保定完縣老家插隊，當地一天的工分才1毛4分錢，我勞作一年，起早貪黑，年終結算還不到20塊錢。那已經很貧困了。可是與其他農村知青的狀態比，情況還算比較好的，大概屬中等水平。像在陝北、山西插隊的北京知青，有的一天工分才3、4分，即使連軸轉，卻連自己的口糧都掙不出來。知青經常抱怨自己的收入太低，可是你別忘了，你的收入是從農民碗裏分出來的。換句話說，一個玉米麵餅子原先是農民自己吃，現在起碼有三分之一給了知青。這能不影響農民收入嗎？能不損害他們的切身利益嗎？
到文革後期，這個矛盾不僅沒有緩和反而更加嚴重。文革初期老三屆下鄉都是分配到邊疆去，當時的口號是“越是艱苦的地方越是要去”。可是在實施過程中卻發生種種問題，如經濟問題、管理問題、受迫害問題、患病問題等等，家長有意見，知青有意見，結果鬧得滿城風雨，對當局產生很大的壓力。所以到了1973年，國務院召開第一次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就調整知青安置政策，把原來的邊疆安置改為就近安置。所以後來的那些知青，我們叫作小知青的，就不把他們弄到邊疆去了，改在城市郊區插隊。這個好處是什麽呢，知青離家近，便於照顧。郊區農村原比邊疆經濟發達，生活比較富裕，交通條件、文化環境相對較好。但是這一政策調整又帶來一個新問題，就是城市郊區普遍存在農田較少與人口較多現象。本來就“狼多肉少”了，又去一大幫知青，農民本來沒有補充勞動力的需求，官方卻通過行政手段將知青強行安置在當地。實際就是變相減少農民收入，且增加他們的負擔。雖然知青到農村去國家按人頭撥給少量安置費，但是隻負責第一年的口糧，以後就任由知青掙工分。等於國家把自己的困難轉嫁到農民身上，造成農民收入的減少。這個問題到文革後期越演越烈，中學畢業生在當時極左形勢上不能不讓他下鄉，這是“反修防修的必由之路”，怎麽能不讓他們去呢；再說，如果不讓他們去，豈不是證明以前的政策錯了嗎？如果錯了的話，豈不是應該讓在農村的知青返城嗎？所以當權者隻有在這條錯誤的道路繼續走下去，而繼續走下去的結果，就是越來越多的知青下放在郊區，引起農民強烈不滿，最後起來抵製，所以到文革結束前，對上山下鄉運動就形成了一股全民的抵製：知青們抵製，許多老知青在農村近十年了，結不了婚啊，許多是30來歲的大齡女青年，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家長當然更不滿了，當時一般的家庭都是三個孩子左右，大部分甚至全部都給送下鄉了，別說感情上受到的傷害，就是經濟上的壓力有多大，本來收入就很低，所以知青的父母對這場運動普遍反感。農民也是，覺得身上的壓力太大，所以有些地方的農民就造假，采取消極的抵製，比如知青下鄉，國家會撥給社隊幾百塊錢安置費，按規定社隊必須給知青蓋房，可農民覺得我本來就虧了，憑啥給你蓋好房，所以消極抵製，比如蓋房偷工減料啊，甚至直接讓知青住破窯洞，克扣知青工分啦。他抵製的對象本來是國家，但是高高在上的國家他夠不著，知青好對付，這樣又產生出許多新矛盾。
上山下鄉運動有沒有積極影響，我想還是有的。看待畸形時代的社會現象，也不能簡單化。知青到農村去，在當時農村貧苦落後的情況下，在傳遞城市文明，在發展農村教育、醫療方麵，一些知青確實做出了有益貢獻。比如當年好多農村醫生，我們叫“赤腳醫生”，都是知青。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知青給農民看病送藥，解除他們的病痛，我想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當年知青教過的農民孩子，現在都已經成人了，他們特別懷念那段經曆，他們說，正因為我的老師是知青，才打開了我的雙眼，讓我知道了外麵的世界，並成為他們後來到外麵創業的動力。確實也湧現了一些成功人士。前些年遇到一位搞攝影的小夥子，叫黑明，陝北人，他就有這樣的經曆。後來他專門搜集關於知青的照片，出過這類攝影集。所以知青在農村的這些作用，是產生過積極影響的。
可是不能因為有這些影響就來肯定上山下鄉運動。首先，少數知青在農村的有所作為，是以絕大多數知青的無所作為為代價的；其次，任何以中斷學生受教育權為代價所取得的一點成果，顯然得不償失；再者，對上山下鄉運動的否定與對知青貢獻的肯定是性質不同的兩個問題，不應該混為一談。不妨舉個例子，曼德拉為爭取黑人的平等權力坐了半輩子的牢，你可以說監獄生涯鑄就了他事業的輝煌，並塑造了反抗專製的巨大精神力量，可是你不能因此就頌揚監獄對無辜者的摧殘。這個例子很極端，但足以駁斥那些似是而非的怪論。
上山下鄉運動是一場反社會的運動，因為它跟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是背道而馳的，所以盡管它以強大的專製力為動力，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可即便是這樣一場運動，也不是說作為參與者的知青沒有做過有益的事，沒有做出過難能可貴的貢獻。這完全是兩碼事。談到這個話題，要分清什麽是主流什麽是支流。現在有個別人在評價上山下鄉運動問題上有意本末倒置，把支流誇大為主流，或者一葉障目，掩飾曆史幕布後麵的黑暗，我覺得這是不可取的。自從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麵貌已發生巨大變化，但是歸根結底，農村發生的這些變化既不是上山下鄉運動帶來的，更不是毛澤東階級鬥爭帶來的，而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可見，一個好的製度、一個好的政策、一個正確的方向，要比上山下鄉運動這種付出巨大代價而換來的一點所謂好處要重要的多，所以製度設計是最重要的。
上山下鄉與人性背道而馳
“文革”中的官方宣傳畫
邵思思：當年下鄉的知青有些是背著父母，吵著鬧著要去的，但是後來卻請願要求返鄉，甚至有些知青還采取了遊行、下跪、絕食等舉動要求返鄉，為什麽上山下鄉的知青沒能融入農村社會？
劉小萌：上山下鄉運動是跟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進程背道而馳的。我們從現代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來講，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是民主社會還是專製社會、是一個現代社會還是前現代社會，城市化都是一個基本發展進程，沒有說逆向倒退回去的。上山下鄉運動卻反其道而行之，將城市中最有希望代表未來的一部分青年強製性送到農村去，這不僅跟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向悖離，且有違個人生存的價值，因為對每個人來講，他的人生追求都包括希望一生幸福、接受更好的教育、擁有更多發展空間。但我們那時候卻沒有個人選擇的自由，我們的選擇權被剝奪了，我們隻能去農村。教育權是與生俱來的，而我們的教育權也被剝奪了。以我自己的經曆為例，我14歲時爆發文革，就中斷了教育，初中教育尚未完成，更何談高中教育？後來即便上了大學，甚至讀到博士，但知識結構其實是畸形的，因為這中間很長一段時間中斷了教育，損失的光陰無法彌補。許多知青身在農村，還是希望將來有深造的機會，可是由於種種原因，家庭出身的原因，年齡的原因，身體的原因，最終希望成為泡影。許多知青對愛情和婚姻的憧憬也在漫漫長夜中破滅了。那一代知青有多少人懂得什麽是戀愛？多少知青在這個問題上被延誤了？文革結束後知青大返城，相當一部分大齡知青在婚姻問題上遇到了難題，因為在農村呆了多年，包括有些知青上大學時候年齡已大，尤其女孩子，讀完大學有30來歲、40多歲的，到哪裏去尋覓愛情的港灣？所以當時引起社會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大齡女知青的婚姻。像我也是晚婚的，那並非我的意願啊。我有時開玩笑跟朋友說，因為結婚晚，我連孫子輩都耽誤了，我29歲結婚，30歲生孩子。在知青裏，比我晚婚的其實非常多。這跟現在的小白領們晚婚晚育根本不是一回事。對許多知青來說，人的基本權利，諸如教育權、遷移權、追求幸福的權力、奮鬥的權力，乃至生兒育女的權力，都是在上山下鄉運動席卷下，化為烏有了。這種違背人性的運動根本沒有合理性，所以它失敗了。有時候我覺得很可笑，包括知青聚會，總有人提問，你怎麽看上山下鄉，應該肯定還是否定。我覺得都這把年紀了還在重複這個老掉牙問題，說得不客氣一點，實在是有些弱智。這場聲名狼藉的運動，已經被千百萬知青的社會實踐否定三十年了，已經被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遠遠拋在了身後，還能說它是正確的嗎？
喝狼血長大的“老三屆”
邵思思：您一直提到“老三屆”，他們是一批比較特殊的人群，也是比較受關注的群體，您認為“老三屆”跟之前上山下鄉的知青的區別在哪裏？他們有什麽特點？
劉小萌：我就是老三屆的一員。老三屆有400萬人，在1700萬知青中，或者再準確點說，在文革中下鄉的1400萬知青中，他們的人數最集中，共性也比較明顯。
老三屆初高中畢業生的年齡從最高到最低相差是6歲，就是16-22歲左右的青年。這個年齡段的學生在1949年前後出生。我們現在看，有優勢也有劣勢。從政治上講，他們是受政治灌輸最成功的一代，階級鬥爭的狼血喝的最多，可是另外一方麵，在文革1400萬下鄉知青中，老三屆又是接受學校文化教育最係統的一批。像我是1966年讀到七年級，起碼下鄉之前受過7年正規教育，至於老三屆高中生，則受過10年以上的正規教育，在1400萬文革知青中，他們的文化基礎是最好的，這就是優勢。像後來的小知青，他們雖然不少被冠以高中生，實際接受的是文革教育，整體水平還不如我們初中生。所以當1978年恢複高考以後，一旦機會來了，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還是老三屆。包括現在，不管是官場、還是學界，許多還是這批人。這就是老三屆的一個優勢。後來的小知青比較可悲的是，他們一跨入校園就處在動亂的年代，雖然他們也叫“知青”，也掛著初、高中畢業的牌子，可是沒受過一天係統教育，在文化知識的積累上比老三屆欠缺。這就是區別。
當然，老三屆的劣勢或者說局限也非常明顯。它不僅是官方教育最成功的一代，也是經曆最坎坷、命運最曲折的一代。過去有位海外學者寫過一本書，叫《毛主席的紅孩子》，指的就是這撥人。他們從五十年代的紅孩子，再到文革初的紅衛兵，再到後來的下鄉知青，構成一部相當完整的人生軌跡。當然，能夠成為紅衛兵的隻是老三屆中的一部分，但是即便當年因為家庭出身沒有資格成為紅衛兵的，也並不意味他們的思想意識與紅衛兵有本質的區別。這撥人，即便不是紅衛兵的話，也都是從一個模子刻出來的，紅衛兵的所作所為，包括類似的極左活動，大都參與過。現在來看，老三屆的經曆有其比較積極的一麵，即我們這批人一旦反省，會反省的比較深刻，疾惡如仇，眼裏揉不得沙子。因為他知道狼血是什麽毒性，喝了狼血的人會如何癲狂，以致喪失人的本性，會對社會造成怎樣的嚴重危害。可是這段經曆也給老三屆帶來明顯的局限，即狼血已滲透到身體的每個細胞，不管你如何標榜自己早已覺悟，其實體內還是自覺不自覺地積澱了許多汙垢，所以我們這撥人，不管是否所謂成功人士，你以為自己早已擺脫思想的禁錮了，早已掙脫精神的枷鎖了，可是你使用的語言、使用的思維方式往往還是舊的。你不妨聽聽那些高官的講話，很少有新的思維、活的語言，幾乎都是同一種呆板保守單調平庸的語詞在陳述，所以要用行政命令召集許多“會托”在台下給他捧場。老三屆的聚會也是一個縮影，因為他們宣泄感情的方式往往就是唱紅歌，當年薄熙來在重慶大搞“紅歌台”，十之八九就是為這撥人設的。當然不應因此苛刻他們，因為除了紅歌他們確實不熟悉其他的歌。所以我覺得在老三屆身上，優點和缺點都很清晰。一個是他繼承傳統的東西比較多，一個是極左的烙印將伴隨他終身。老三屆想要超越上述局限，唯有多接觸年輕人，多接觸新事務，多呼吸外來新鮮空氣，並且獨立思考，勤於學習。
希望知青領導人能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
邵思思：十八大後，我國現在的領導人許多都具有知青背景，比如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您覺得“上山下鄉”這個經曆會對他們的執政理念、政策關注點產生什麽樣的影響？
劉小萌：新一屆的領導人多有知青經曆，差不多都是老三屆。我覺得他們出身不管是不是官二代，至少都接觸過社會底層，都親身體驗過文革極左路線對全社會的巨大傷害。而他們本人，比如習近平，本身就是極左路線的受害者，我想這是他們的一個共同點。
另外，我覺得許多老知青，當然也包括你提到的領導人，其中絕大多數，因為當年的經曆，對農民、對下層百姓都有一種很深厚的感情。這一點，跟曆史上那些從小錦衣玉食、長大不食人間煙火，聽說百姓的疾苦就問“何不吃肉糜”的紈絝子弟是有明顯區別的。即便是官二代，如果當過知青，起碼他有一段苦難的經曆在裏麵，這段經曆不僅豐富了他們的人生閱曆，更重要的是使他們懂得：當年文革的真相是什麽，毛澤東那套究竟是人民之福呢還是禍。其實對這個問題，曆史已有蓋棺論定。我希望那些有過知青經曆的新一代領導人在曆史的關鍵時刻能夠認識到自己肩負的重任，把握時機，把中國社會引向一個更合理、更順暢的軌道，那就是巨大貢獻了。
我路過香港，看到海外對現任領導人是知青這個話題也很感興趣，書店裏擺著好幾本這類的書。領導人有過知青經曆固然好，但僅憑這一點並不意味著一定就能把中國社會引向一個健康的、現代化的社會，像我們希望的那種發達的、民主的、能夠得到世界各國普遍尊重的具有普世價值的社會。近期，我們看到的往往是一些混亂的信息，一方麵，放出一些推動改革的豪言壯語，另一方麵，舊的神壇、神像重新被祭起，不能不給人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所以，我覺得對領導人的執政走向還是要看，要繼續觀察，中國的情況很複雜，形勢很嚴峻，積弊叢生能否倒逼改革，至少目前不要妄下斷語。
另外，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你是知青也好，老三屆也好，年老的也好，年輕的也好，不要把改變現狀的希望隻寄托在上頭。在推動中國社會進步上，每一個人都應該盡自己的綿薄之力。天下沒有救世主，與其相信上蒼，不如相信自己。比如說當下的霧霾，造成眼下談霾色變的程度，當然是官方長期決策失誤導致的，不管你認不認賬，這個第一責任人的身份是推不掉的。但換個角度思考，每個市民在減少霧霾問題上也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盡自己的一點努力，上下兩方麵的努力是缺一不可的。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是這樣，領導人的作用是一方麵，國民的努力是一方麵。現在的中國早已不是帝製時代，與其把希望寄托在某個人或某幾個人身上，不如你自己行動起來，盡一點努力，這樣的努力多了，匯聚到一起，形成巨大的聲勢，形成巨大的輿論，中國的前景或者還有希望。
“回鄉知青”是兩元體製的受害者
雲南西雙版納東風農場的知青墓群
邵思思：您在您的著作中還提到了“回鄉知青”（指原來就是農村戶口，在城鎮上學畢業後回原籍務農的青年）這個群體，他們比起“下鄉知青”受到的關注更少，且所受的待遇更差，您認為這是什麽原因造成的？又帶來了什麽後果？
劉小萌：現在我們說的知青，一般是指原來戶口在城市，以後下放農村邊疆的知識青年。回鄉知識青年則是另外一層意思了，他們的戶籍本來就在農村，或者說他們的父母是農民，以後在城鎮學校接受初、高中教育，畢業後又回到農村，換句話說，就是從農村來又回到農村去，這部分青年就叫回鄉知青。
雖然他們都冠以知青的名義，但在中國改革開放前的舊體製下，他們與城市知青分屬兩種不同的人群。最基本的區別就是一個是城市戶口一個是農村戶口。由於這個區別，就造成了兩種知青在身份上的差異。城市知青下鄉，無論落到哪，國家是要付一筆安家費的，因為你是城市青年，國家就要“統包統配”，哪怕是去當農民。下鄉第一年，住的、吃的都是國家發的安置費。通過這一年國家的扶植，你掌握了基本的生產技能，有了自理的能力，以後自食其力。至於回鄉知青，就享受不到這個待遇。官方覺得你是從農村來的，你就應該回到農村去，這是天經地義的，因為你的根就在農村，所以在安置政策上，他們享受不到城市知青的待遇。
像城市青年在農村期間，比如生活有困難，是可以找組織的。當年從公社、縣、地區上到省市，一級一級到國務院，都有“知青辦公室”，負責知青工作。雖然你離開城市到農村了，但是你還是國家的人。有專門機構--“知青辦公室”管著你。上到國務院下到鄉縣，都有這麽一個機構，一直延伸到基層。比方說，在農村時，每年冬天都得燒煤吧，知青辦就規定，把國家的平價煤、按便宜價格賣給你。知青有的窮得揭不開鍋了，可以到知青辦申請補助。國家花了大錢配置這麽個機構管著你。當然除了生活管理也有政治管理，大體流於形式。但是回鄉知青就不是這樣了，知青辦不管他們，他們不屬於國家機構的管理對象。他們的疾苦，無人關心。
兩類知青的最大區別，還在於國家的選調、最終的出路。青年人最在乎的還是出路。城市知青有選調，所謂選調 ，一個招工、一個升學，是知青脫離農村回到城市的基本途徑。為了保證知青利益，國家從農村招工、征兵、招生，要特別從中劃出一部分名額留給城市知青。回鄉青年相比就比較弱勢了。當時的招生也不是絕對排斥農村子女，出身好的貧下中農子女也有被選調的，但是與其龐大人群相比有機會上學的人比例很小。尤其文革後期，國家為了減少推進上山下鄉運動的阻力，從農村招工、征兵、招生，在相關計劃中城市知青都是單列比例。換句話說，城市知青從農村出去的機會相對於回鄉知青要大的多。回鄉青年，如果他的父母是村幹部的話，機會相對多一點，他們還經常冒充頂替城市知青身份，以脫離農村，但總數還是比較少的。所以從下鄉安置，在農村的生活，再到從農村選調，在知青下鄉的幾個基本環節上，兩類知青的待遇明顯不同。於是，城市的1700萬知青，雖然經過了很多坎坷，最終還是回到了城市。相對於城市知青，回鄉知青人數更多，因為當時農村人口的基數很大，所以回鄉知青的人數要數倍於城市知青，至少也有3000-4000萬吧。這些青年雖然也讀的初、高中，可是他們的宿命都是一輩子務農。城市知青的孩子還是城市戶口，農民的孩子還是農村戶口。這種世襲身份以及相應的待遇差別，不過是城鄉兩元社會結構的一個縮影。
是啊。
我們胡同裏的知青大哥大姐們對上山下鄉的總結就是，好好地被發配到鄉下勞改了幾年。
成功的知青當然有，習大大和王岐山都是太子黨，老鬼也是作家名人之後，全都繼承了父業，普通人根本沒有可比性。
張抗抗說得很好。
正是如此。
老三屆人不喜歡說“我”，總是說“我們”“我們的”，因為那個時代沒有“我”隻有“我們”。我們缺少個性崇尚集體精神。這種老三屆人固有的群體意識，是長期高度集權國家遺留下來的文化心理。
既然是“我們”，那麽我們的過失甚至罪孽，都讓“我們”一起承擔吧！
我們這一代人經曆的苦難，已被我們反複傾訴和宣泄；我們這一代人內心的傷痛和憤懣，已激起世人的廣泛關注；我們這一代對於曆史的質問，已一次次公之於眾；然而，臨近20世紀末，我們這一代人，是不是能夠低頭回首，審視我們的自身，也對我們自己說幾句真話呢？
不要再用“知識青年”這樣自欺欺人的詞語了吧。能不能平心靜氣地撫心自問：我們這一代中的大多數人，可曾真正擁有過文化和知識？
如果我們敢於正視自己，我們應當承認，老三屆這代人中高中生的比重隻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都是初中文化程度，而文革前的初中教材，過分強調意識形態的灌輸，在知識結構上具有極大有缺陷。我們知識沉澱最“厚”、烙印最深的那部分，並非人類優秀的經典文化，而是“階級鬥爭”、“知識無用”、“革命的螺絲釘”等教條主義，是紅寶書的語錄，是樣板戲的歌詞，是大串聯中抄寫的大批文章。有人說這一代人是喝“狼奶”長大的，其實還應加上泡飯和鹹菜——蛋白質含量太低。
我們的大部分知識，都是在“文革”結束後，依靠頑強的自學，支離破碎地拚湊起來的。所以也可以說，這是嚴重貧血的一代人。
不要再僅僅說我們這一代人是“文革”的犧牲品，是政治的殉葬物。不要忘記“文革”中抄家、破壞文物的紅衛兵是這一代人；不要忘記“文革”中打死老師的革命小將是這一代人；不要忘記瘋狂地鼓吹並推行血統論的也是這一代人。紅衛兵的法西斯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實，已是昨天的噩夢，但有多少人真誠地懺悔過，用心靈去追問我們當年為什麽受騙上當，為什麽如此愚昧無知？
老三屆是曾受極左意識形態毒害最深的一代，然而許多老三屆人至今還不敢正視自己曾誤入的歧途，而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了社會，便輕易讓自己解脫。就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有的人永遠無法原諒自己，並用後半生的善行去贖罪和賠償；但是有的人，隻是怪罪於領袖的鼓噪使他們暫時失去了理性。
不要再僅僅說我們這一代人曾無私奉獻、改天換地；不要再僅僅說我們那年代的人與人之間是多麽真誠和純潔。如果你真誠，你應該承認在那個年代裏，我們老三屆人中也有出賣和告密——為了入黨、升學、招工、提幹的極其有限的名額，為了渺茫的前途，我們被人傷害也傷害別人——那所謂的純真摻雜了多少虛偽和醜陋。我們一腔熱血戰天鬥地，為了那些美好而可笑的宏偉目標，大肆砍樹燒荒打獵，那時候我們義無反顧地破壞著自然環境，卻麵不改色心不跳。還有多少在我們的嚴厲批鬥和打擊下喪生的“落後分子”和“地富反壞右”分子……
不要再僅僅說我們這一代人吃苦耐勞、克己奉公，是中國各個社會階層中的支柱力量，是最“優秀的一代”了吧。盡管老三屆中湧現出了許多人才，從車間主任到經理到學者到市長，各界都能幸會我們的同學和“戰友”。但老三屆中，從事高科技、高級經貿活動的人才和高級管理人員，比例極小。那是一個人才的斷層，是老三屆難以攀登的高峰。這一代人幾乎都有未能熟練地掌握一門外語，本人即是一例。大多數人隻能從事普通的熟練勞動，成為這個社會金字塔的底座，如今已麵臨著下崗和退休。
由於共和國十七年教育和“文革”十年的經曆局限，我們這一代人正在不知不覺地退出社會，離社會的主動脈越來越遠。我們的知識結構和意識形態在本質上同市場經濟難以相容；我們已經習慣了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適應了“大鍋飯”的勞動報酬和生活方式，於是同今天的自由競爭原則產生了劇烈的抵觸和衝突。我們已經或即將被有知識有文化的一代年輕人從頭頂上無情地跨越，正在一天天陷入被淘汰的尷尬處境。我們是一隻蠶蛹，被困於黑暗中，但我們已無力咬破繭子。我們失落，我們抱怨，而我們卻無可奈何，因而我們的痛苦是雙重的。
所以，不要再僅僅說我們這一代人是“最後的理想主義者”，我們已擔負不起這樣崇高而光榮的使命，況且那隻是一頂虛妄的桂冠。我們曾經有過的革命理想，早就崩潰坍塌了，可惜那僅僅是出於對個人前途和命運的絕望，而不是出於對世界的整體認識。自從失去信仰，我們便從此變成了一個迫不得已的現實主義者。
事實上，我們這一代中的大多數人，在這顛沛流離、動蕩不安的幾十年間，當務之急是吃飯，是工作，是住房，是病痛，是養育子女，是侍奉父母——我們始終在為生存而拚搏，我們早已喪失了選擇職業和愛好的自由、機會和能力。“理想”成為一種遙不可及的幻影，所謂的“精神”寄托，隻能寄托於我們的子女……
說什麽“青春無悔”——一個、一代人所犧牲和浪費的整整一生的時間和生命，竟然能用如此空洞而虛假的豪言壯語，強顏歡笑地一筆抹去的嗎？
才真是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悲哀。
老三屆人的老三屆化，這一代人固執的“老三屆情結”，是近年來深深困擾著我的一種憂慮。我寫下這些也許觸痛老三屆人傷痕的文字，正是因為許多人尚在違心地用“無怨無悔”的結語，逃避對自身的清理和整合。我惟願我們這一代人能走出老三屆的陰影，在“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中年，融入改革進步的大潮，從容地邁向二十一世紀。
我們還能為社會做些什麽？我們怎樣才能對得起剩下的歲月？
我們不再是“我們”，我們將是每一個獨立的個體。
我將與老三屆一生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