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也不想提荒唐歲月裏的這些破爛事,讀了馮(憶荒唐歲月荒唐事)的這篇文章和另一條"地主"線的帖子,不由得勾起往事,文革和那些荒唐至極的歲月畢竟改變了我的人生,也影響了我對很多事情的看法:
文革時家裏遭殃,1966年9月3日,來我家抄家的隊伍說是抄出了我父親藏有的"變天賬"。當時的"變天賬",一般是指地主過去的地契房契之類的東西,藏有"變天賬",那是想要"複辟變天"的彌天大罪。
我的祖父母是地主,老家在蘇州附近的一個鎮上,家裏有祖上傳下來的一些田地,但祖父抗戰初就去世,於是老家所有地產事情,祖母均委托他人管理。我父親小學畢業後就離開老家去蘇州住讀中學,後來又到上海讀大學,抗戰前就在上海畢業工作,屬於當時的白領中產階層,幾十年從來不管老家的事情,根本不需要用老家的銭,也不可能去接觸什麽地契的東西,他怎麽也弄不明白為什麽上海的家裏會發現有地契。但抄家後,專案組曾出示過一個抄到的牛皮紙信封給父親看,當時被鬥得七葷八素的父親確實看到信封上有自己的親筆"內係地契"四字,於是專案組要他老實交代這個"變天賬"的事,而且說,要視父親是否老實交代來給他定罪。
這種情況下,盡管父親怎麽說都沒有用,他也實在交代不出有關地契的任何"罪行"。文革前我的兄姐都已離家工作或上大學,文革初我沒下鄉前,家裏隻有我陪伴著父母。我一麵安慰他們,擔心他們受不了百般折磨而自殺,一麵我想盡辦法,幫父親回憶細節,看看有沒有這種可能,不知什麽時候,老家的什麽親戚無意中帶了些地契來上海家裏,這樣也好"老實交代",減輕些罪名。但父親說他對此全無印象,一般說也無此可能,因為他少小離家,自己連"地契"長什麽樣都沒有見過。這樣,我就堅持讓父親對專案組實話實說,沒有就是沒有,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千萬不要無中生有亂交代,否則會更加說不清楚。
抄出"變天賬"這樣的大事發生以後,我們全家就在"漏網地主""反革命""資產階級"幾頂大帽子的威脅下,惶恐不安,度過好多年。我們一直不知道,一旦定罪戴帽,今後會如何發落地主這個頭號階級敵人(當時地主是要被遣送回鄉,我一直擔心,他們如果被遣送回到鄉下,二個老人如何活下去)。
文革後期,父親才從牛棚裏放出,沒事了,但"他們"也不給平反,因為說"地主""反革命"這二頂帽子一直僅僅是懸在父親頭頂,但是並沒有給父親真正戴上。這是當時毛親自欽定的北京六廠二校"清理階級隊伍"時的經驗之一,叫做"帽子拿在手裏,不要急著戴上,讓被審查人天天過著坐立不安的曰子"。所以專案組說:"關你是對的,放你也是對的,一直沒有給你戴上帽子,你要感謝黨的英明正確政策"。這真是當時流行的一句話:"墨索裏尼,總是有理"。我們也一直沒有弄明白,這抄家抄出的"變天賬"究竟是什麽東西,是怎麽回事。
很久以後,專案組內部才有人透露出來,說那張所謂的"變天賬",其實是老家當地人民政府發的一張收據。我父親這才想起來,土改時祖母繳清了所有地契房契和稅銀,掃地淨身出戶後,人民政府發了一張收到地契房契之類的收據,我父親將祖母接到上海居住時,也帶上了這張收據,此收據後來被放在一個牛皮紙信封裏,他隨手在信封上寫"內係地契收據"六字,十幾年後,早就忘了此事。文革抄出此信封,批鬥時,專案組將後麵"收據"二字蓋住,隻讓父親看前麵四字,從而逼迫他交代還藏了多少"變天賬"!這也是為什麽專案組從來就沒有把信封裏"鐵證如山"的所謂"地契"攤出來給父親看過,大概他們也感到,把"人民政府"簽發的收據,說成是"變天賬"也實在有點攤不上桌麵!但我們全家在文革期間,卻因此苦頭吃足,每天惶惶不可終日,竟是因為父親留下了一張"人民政府"發給的收據!
那你說,這收據到底是該放好還是不該放好?
比起千千萬萬受盡寃屈迫害的人和家庭,我家還是幸運,因為父母至少保全了性命,文革後,他們總算是過上了很多年安穩的生活。
"他們這些當權當政的人"不講理,喜歡變態地折磨老百姓,看老百姓過著生不如死的日子為自己的賞心樂事,還感到"其樂無窮",這是我對"他們這些當權者"的認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