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萌：不要美化“上山下鄉” (上）zt

 

受訪者：劉小萌，男，河北完縣人，1952年3月生於北京市。曆史學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專業研究方向為清史、滿族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代表作為《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1998年，劉小萌和定宜莊出版《中國知青史》，成為知青研究領域最權威的研究者，這部以史實全景式記錄知青史的作品，被譽為“了解當代中國的必讀書”。   　　采訪後記：       　　采訪劉小萌老師是件很愉悅的事情，用他的話說，在國外帶過學生，知道怎麽把課講的生動，講的人願意聽。   　　劉老師是曆史學者，也是“知青”，更是“知青”的研究者。他說很多人覺得他有“知青”情結，他卻說自己沒有這個情結。他反複強調，他研究知青，隻不過是想要“做點事情”，做點應該做的事情。       正文中圖片由劉小萌老師提供。     　　“全國六億人口我們統統管著”   　　邵思思：您曾提出“上山下鄉首先是個經濟問題”，但在後來的發展中，上山下鄉日益與意識形態結合在一起，成了政治問題，您覺得從經濟問題到政治問題的轉變中，是什麽在起主要作用？   　　劉小萌：我覺得上山下鄉總的來說是一個製度問題。中共建政後幾十場政治運動，包括現在麵臨的諸多積弊，歸根結底還是製度問題，這是我的一個定位。事實上也是這樣，不單純是某個個人的問題。法國有位研究知青史的學者中文名字叫潘鳴嘯，我的好朋友，知青都親切地叫他老潘，老潘認為上山下鄉運動的動力政治因素是第一位的。在海內外知青史研究者中，他的觀點屬“非主流”。因為他強調政治作用，強調毛澤東的個人作用。我始終認為，這不是個人因素能決定的，而是一個製度問題。這是我跟他的一個分歧。但同時我們在觀點也是一種互補關係。因為絕對講上山下鄉運動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政治問題，我覺得都不準確。除了經濟方麵的因素、製度方麵的因素，政治方麵的因素也很重要，如果沒有毛澤東極左的那一套，這場運動不一定能夠發動的起來，即便發動起來，延續時間也不一定那麽長，也不一定發生那麽多現在看起來非常怪誕的現象。可是要強調是緣於個人的因素，實際就回避了一個更深刻的原因，製度的原因。從上山下鄉運動的興起、發展、到最終失敗，充分證明這個製度是沒有出路的。這是我在《中國知青史》中貫穿始終的一個基本觀點。   　　我在書裏確實強調經濟的因素，但是我指的“經濟因素”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政策，還包括經濟製度。為什麽說上山下鄉運動的興起是一個經濟因素呢，首先是由於就業的壓力才提出的上山下鄉運動。   　　上山下鄉運動是從50年代中期開始的，然後到56年1月才明確提出“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而在此之前，最早動員下鄉的對象並不是我們這種城市的學生，而是在城市裏接受完中等教育，家在農村的學生。這部分青年，我們叫“回鄉知青”。官方最早樹立的一批知青典型，從徐建春、韓誌剛、柳昌銀到呂玉蘭、邢燕子，都是回鄉知青。到57年，針對中小學畢業生升學就業中出現的空前緊張形勢，就進一步明確提出，到農村從事農業是包括城市學生在內所有畢業生的主要就業之路。總起來看，這一時期城市青年上山下鄉的還比較少。到1962年是關鍵點，因為這一年官方正式把動員城市畢業生上山下鄉列為國家計劃。換句話說，真正的上山下鄉運動是從1962年開始的。   　　這場運動出台的背景為什麽說是就業問題？首先50年代，當局的執政理念就是“打碎一個舊世界”，這個舊世界就是私有製。建國後為了實現這個政治理念，在城市和鄉村開展了全麵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村的改造是從50年代初期土地革命開始的，以58年建立所謂“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為高潮，進而宣布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麵完成。在城市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是從50年代初期開始，消滅私人工商業改造成“國營”，在這個過程中，把形形色色、作坊式的小企業，以及民族資本家的大企業，全都實行國有化。國有化的直接後果，就是毛澤東非常得意的說的“全國六億人口，我們統統管著”。   　　50年代中期全國大約有六億人口，無論城市鄉村還是從事什麽職業，都全部管起來了，企業基本實現社會主義改造了。企業的生產，從原料采購、產品生產到銷售的全部環節統統控製起來了，商品流通實行了“統購統銷”。青年人就業由國家嚴格控製，叫“統包統配”，意思就是由國家大包大攬，負責安排你的就業出路。不久，又通過反右運動在意識形態領域強化了全麵控製。一個高度集權的社會控製係統就這樣建立起來。我們知道，城鄉人口的就業從來是依托於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在升學問題上，則依靠相對說來比較公平的科舉考試。在傳統社會，農村的小知識分子、小青年先考秀才再考舉人、進士，通過自己的努力，在社會階梯上一步步往上爬，各階層間的人員是流動的，身份上基本沒有限製。而當局在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之後，就對全社會實現了史無前例的全麵控製了，包括升學就業。這個控製不單單是經濟方麵的，還有思想政治方麵的，最明顯的就是57年反右，通過“引蛇出洞”，把一代知識分子的脊梁打斷了。可是呢，當它大包大攬把全國人民控製起來之後，緊接著在就業領域就出現了嚴重問題。本來在市場經濟調控下，人的就業渠道是多元的。一旦由國家嚴格控製經濟，表麵上說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優越無比，實際上起決定作用卻是最高統治者的個人意誌，統治者的頭腦發熱，一意孤行，不能不造成對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破壞。這方麵的例子很多，從1956年工業的“盲動”，到58年大躍進。幾次大冒進，以及冒進之後通過行政手段實施的“緊縮”政策，都直接導致對教育事業、對青年就業的衝擊。比如說58年掀起“大躍進”狂潮，農村幾千多萬人被弄到城市當工人，而隨之到來的“三年困難”時期，國家發現沒有糧食養活這麽多的城市人口，於是一聲令下，又把這些人轟回農村去。周恩來當時還感慨說，下去這麽多人，等於一個中等國家搬家。言外之意，中國老百姓真好。   　　所以，上山下鄉運動在五六十年代愈演愈烈的一個基本背景就是青年在就業、升學問題上遇到了空前困難。再進一步說，為什麽就業、升學出現了空前困難？就歸結到前麵提到的，當權者通過所謂城鄉社會主義改造，把人員的就業、升學全麵控製起來，名義上是國家的“計劃”，反映在實踐上就是領導人個人意誌的“盲動”，每一次大的盲動勢必造成嚴重後果，形成對就業、升學的嚴重衝擊。我為什麽強調上山下鄉的動力是經濟因素、是製度因素，原因就在這兒，他不是某個人決定的，不單是毛澤東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他一直在推進上山下鄉，包括劉少奇、周恩來，他們在上山下鄉運動過程中，都是有力的推動者。所以這也說明是製度問題，不是某個人的問題。   　　當時的領導人覺得他們的製度是全世界最優越的，所以盡管中國社會在就業問題上背的包袱越來越重，但是他們從來不會歸結到製度原因。舉個例子，中國到改革開放之後都沒有“失業”這個詞，因為“失業”是屬於資本主義世界的，我們叫“待業”，80年代還叫“待業”，意思就是，你不會沒有工作，隻是暫時找不到工作，國家會給你安排的，不過你要耐心等待，這叫待業。所以盡管中國在五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存在升學、就業問題，但是他們一直回避這個話題。“我們社會主義製度是不存在失業問題的”--這是一個當時的共識。   　　為什麽說推動上山下鄉運動的既有經濟因素又有政治因素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共執政的前二十年，就是毛澤東在世的時候，國內的政治趨向基本是日趨極左。從50年代開始搞政治運動，一場接著一場，然後到60年代初期，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國家機器日益亢奮，但是他還不罷休，到66年又發動文革，十年浩劫！以此為背景，他的極左思想在上山下鄉運動中也得到了最淋漓盡致地暴露。比如說，從50年代中期到文革前，當時動員上山下鄉的理由還比較平實，就是說我們國家在經濟上遇到了困難，既然國家有困難，年輕人就應該分擔，所以有一部分人需要到農村去。當然也會給上山下鄉貼上一些絢麗的標簽，什麽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啊，做社會主義的新式農民啊，不過與後來的宣傳比還是比較平實。但是到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提法就不一樣了，因為毛澤東正提倡“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矛頭直接指向教育領域。他提出一個基本觀點，而且是一個非常荒謬的觀點，即他認為中共執政前十七年，即從1949年建國到1966年，這17年的教育是修正主義的，是資產階級在統治學校。所以對這個製度要徹底砸碎。對從事教育的工作者，從小學老師到大學老師，他的定性很簡單，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需要改造。至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教育出來的學生，他提出的任務就是進行“再教育”。所以毛澤東在1968年發動知青上山下鄉高潮時，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從此上山下鄉運動就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了，而是被高度的政治化，盡管在它的背後還是有就業的巨大壓力。因為毛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後，幾年之間，工廠不招工，學校不招生，像我們老三屆的400萬人在城市中根本就找不到出路，怎麽辦？現成的思路就是轟到農村去。所以盡管它的背景是就業壓力，可是從宣傳口號來看，卻是被高度政治化的，除了“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還用一些冠冕堂皇的政治口號進行動員，比如，既然過去的教育是修正主義的，那麽就要實現無產階級的教育革命，革命的途徑是什麽？就是把我們這些舊式的學生下放到農村去，在所謂三大革命（“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試驗”）中鍛煉自己、改造自己、培養自己，終極目的是把自己培養成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這些口號很冠冕堂皇，當時我們這代人都覺得自己要革命，要爭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怎麽才能成為接班人？隻有上山下鄉。對知青來說，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隻是任務的一方麵，而通過到農村去，通過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把自己鍛煉成無產階級接班人，又是一個神聖的任務。可這還不是極端的表述，最極端的表述發生在70年代，隨著文化大革命肆虐全國，隨著毛澤東的思想理論愈發極端和昏聵，到70年代中期就把上山下鄉運動拔高為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一個重要措施。這些極端表述，跟當時的政治運動有關，跟毛澤東在1975-1976年發動的批判鄧小平的所謂複辟翻案風有關。那時候的上山下鄉運動就被進一步高度政治化。你上山下鄉以後，是不是堅持在農村，或者說，你願不願意在農村紮根一輩子，都被提到“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高度來認識。實際上在那個時代那種語境下，沒有任何人敢對上山下鄉運動有一點異議，因為它已經被高度政治化了。   　　我在《中國知青史》裏用過一幅照片，照片內容就是“批判破壞上山下鄉犯”的鬥爭會，為什麽批判？他們根本不敢反對，不過就是發點牢騷，可是發牢騷就不行，這麽一場神聖的革命運動，怎麽能允許潑髒水呢？所以從上山下鄉運動的整個進程來看，到文革十年，就從原先比較單純的解決城市青年就業、升學壓力的官辦活動，演變為轟轟烈烈的高度政治化的運動。這一蛻變，與文革日趨瘋癲的政治形勢是相得益彰的。   　所以我想再次強調，當我們說到上山下鄉運動的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時，千萬不要把它們分割開，實際上它們是一種互補關係，從經濟因素講，如果沒有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沒有對六億人民“統統管起來”的高度控製，我想這個上山下鄉在50年代、60年代就不會發生並且愈演愈烈。可是單純強調經濟因素，忽略政治因素也是不全麵的，因為從上山下鄉的指導理論看，一直可以追溯到毛澤東早期的思想。舉個例子，我們下鄉的時候，我是67年16歲時從北京去內蒙牧區插隊的，從景山學校畢業時，畢業證上印著鮮紅的一段毛語錄，“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分界，就是看他是否願意並且實行與工農相結合”。這是毛“鬧革命”時說過的一段話，幾十年後非但沒有失效，反而益發法力無邊，用在這個特定場合，實際就是說你是否願意上山下鄉，就是判斷你是否革命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唯一尺度。   　　不要美化那個時代   王國斌的油畫《我的前夫》。初展時很多知青在這幅畫前泣不成聲。據說這是近三十年中看到的最令人震撼的現實主義藝術作品。那個時代有多少女知青被結婚，被強奸，千萬別忘了那個命運被無奈改變的年代月。     　　邵思思：上山下鄉的原因有多種多樣，有的是因為家裏貧窮吃不起飯、無法就業，有的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有的家庭出身很好、但是聽從宣傳口號去農村等等，這種出身的不同或者說上山下鄉的動機不同，有沒有對知青產生分化或者影響？又是怎麽樣的影響？   　　劉小萌：上山下鄉的動機和知青的分化實際是兩個問題。首先說這一代知青吧，比較主體的一部分就叫“老三屆”，就是文革初期即66年到68年那三年下鄉的四百萬人。這部分知青不管他家庭出身是什麽，有一個共同特征，都是在中共建政前後出生的，準確點說都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生的，可以這麽說，從他們呱呱落地到上學成長，都在共產黨製度下，過去概括成一句話：“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所以被視為共產黨教育最成功的一代，情況也確實如此。比較我們父輩一代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民國時期接受的文化是比較多元的，既有中國傳統文化也有西方來的文化。再說我們的下一代，即改革開放以後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盡管他們在信息來源上仍受著種種有形或無形的限製，但是畢竟生長在網絡傳媒時代，接受的是多元文化，因此具有一定的獨立判斷能力。唯獨我們知青一代人，是在一個高度封閉的社會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我們接受的教育隻有一個來源，就是官方的正統說教。從童年少年直到成年，十幾年中，無時無刻的反複熏陶，以致達到刻骨銘心的程度。所以無論你的家庭出身是什麽，從總體上來說，你的知識結構、你的觀念、你的思維方式、乃至語言工具，都是一個模子脫胎出來的，千部一腔，千人一麵，大抵如此。所以當上山下鄉運動來臨時，盡管作為當事者的知青未必都是自願下鄉，可是從觀念上說，都是想通過這場運動改造自己，同時改造社會，並在這個過程中，把自己鍛煉成所謂無產階級接班人。我想這些思想觀念在一代人裏，包括我本人，當時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我覺得在討論知青下鄉動機時，要充分考慮到個體的複雜性，即便那是一個極端抹殺個性的時代。從群體上講，在經過官方長期思想熏陶，或者用西方人的話講，在被徹底“洗腦”之後，知青下鄉的基本動機當然是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這就是當時的“集體無意識”吧。但是具體到某個個體，動機實際是很複雜的。知青無論主動要求還是被動接受上山下鄉，除了這是當時體製下唯一具有合法性的選擇外，其實在內心深處也都他理性或者說投機的一麵。比如說1968年毛澤東關於上山下鄉的一條語錄，對我們這撥青年影響尤深，他說大學還是要辦的，尤其是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的，但是隻能從有過革命實踐的工農兵中選擇大學生。我們的理解就是，如果你不上山下鄉，就意味著你已經失去日後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我當時下鄉是16歲，雖然經過文革幾年的思想改造，但骨子裏還是願意有朝一日上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盡管我們是主動要求下鄉的，還有同學為此寫過血書，但是潛意識裏都希望，這是將來入學深造的必經階段。那這是不是個人考慮？當然是。所以還是回到我剛才說的那句話，具體到每一個人，他的動機都是很複雜的，既有當政者長期思想灌輸的影響，也有個人利益的考量。再比如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他留在城市麵臨的生存壓力非常人所能想象，那種對人的摧殘、歧視、淩辱，往往是一個脆弱個體一個稚嫩靈魂所難以承受的。他們為了尋求一個起碼的生存環境，必須脫離家庭，而脫離家庭的唯一選擇就是上山下鄉。當然，他在申請下鄉時，不會說我是為了逃離家庭，而是用一種冠冕堂皇的政治語匯來包裝，諸如我願意跟著毛主席鬧革命那，我希望跟反動家庭徹底決裂那，實際上是要尋求一種解脫。我接觸過不少出身不好的知青，他們覺得到了農村至少沒有在城市那麽大的政治壓力。在城市，如果一個人的父母是黑五類的話，那他的子女總是低人一等，壓力非常大。我希望現在的年輕人多去了解那個時代的真相，切不可把那個肆意踐踏人權的時代理想化。那個時代對人的摧殘，無論就其肆虐時間，還是殃及人數上說，在人類史上都是空前的。   　　前些天我寫過一篇《文革前學校教育的階級路線問題》，裏麵提到，五十年代初期，僅農村中的地主、富農分子至少就有二千萬人，什麽是地富，其實就是農村中比較富裕比較有知識比較有經營頭腦的那部分人，傳統社會叫“鄉紳”，換句話說就是農村中的精英階層。土改遭清算後，他們成了政治上被壓迫的對象，如果加上他們的子女，至少也有六七千萬吧。此外如城鎮中企業家、工商業者，過去叫資本家，文革中在“資本家”的前頭又加上“反動”二字。還有幾千萬知識分子，文革中被醜詆為“臭老九”的，他們的子女大多也背負著家庭出身的枷鎖。這麽大的一個人群，身份世襲，長期受到政治歧視，甚至被剝奪做人的基本權利，淪為社會賤民。這種現象在人類社會中有過嗎？！在階級鬥爭、階級路線的車輪碾壓下，這部分人長期受到政治歧視、壓迫，從1949年到1979年，整整30年，至少殃及兩代人。我們在農村下鄉的時候，周圍都有一些農村地富子女，其中多數是比較優秀的，可是在文革時期就出現一個普遍的現象，這些人中的男青年在農村找不到對象，娶不上媳婦，誰會跳那個火坑？生了孩子還是“狗崽子”。地富家的女孩子勉強可以嫁給貧下中農的男孩子，因為在父係社會中家庭出身畢竟是按男係確定的，但那麽多男孩子就隻能打光棍了。難以想像，如此荒誕的對人權的踐踏竟然持續了那麽長時間，一直到1979 年給殘餘的六百萬地富分子“摘帽子”。這個曆史遺留問題才算解決。但另一方麵，還是得慶幸文革隻瘋狂了十年，如果時間再長一點，十五年、二十年，也並非沒有可能，如果始作俑者繼續“萬壽無疆”的話。可是那樣的話，真不知道會有多少人為了那場“革命”殉了自己的一生，並且搭上自己的子女。劫後餘生，即便是在文革收場近三十年的今天，我們仍不能不慶幸1976年10年浩劫的結束。   　　“先淘汰後下鄉”與“先下鄉後淘汰”   下鄉知青參加批判鬥爭“破壞上山下鄉犯”   　　劉小萌：要了解毛時代，要了解那個時代的真相，就不能回避家庭出身的問題。因為它直接關涉到很大一部分國民的命運。我在《中國知青史》裏談過這個問題。當權者發動每一次運動，都講究要孤立打擊人群中的那個“百分之五”，可是你別忘了，他先後搞過大大小小幾十次政治運動，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會傷害一批人。五十年代初，先在城市、鄉村劃定階級成分，劃完了再搞政治運動，再劃再搞，再搞再劃，於是有了“黑五類”，即地富反壞右，文革中再擴大，什麽“死不改悔走資派”“曆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    “五一六分子”，打擊麵越來越寬，早已不是那個策略性的5%，所以胡耀邦總書記說過，文革中受到傷害的至少有一億人。還是那句話，這麽大的規模，在人類社會有沒有？   　　話題再回到出身不好的那部分知青。從1962年到1966年這幾年下鄉的知青，我們叫“文革前下鄉知青”，按官方統計，文革前下鄉的城市知青約有120多萬。主體部分是文革中下鄉的，大概有1400多萬。   　　這兩部分知青不僅在下鄉時間上有差異，在成分構成上也有區別。因為62年開始大抓階級鬥爭，同時加大在學校中貫徹“階級路線”的力度，即以家庭出身劃線，把學生劃為三六九等，各項待遇均對號入座。對家庭出身不好的初高中畢業生而言，直接的影響就是越來越難以升學就業，那麽這些學生怎麽辦呢？當局就給他們指引了一條革命大道也就是上山下鄉。所以，我把文革前的知青概括為“先淘汰後下鄉”，即先把城市畢業生按家庭出身劃線，好多品學兼秀的學生隻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就剝奪他們在城市升學就業的資格，強製性的送到農村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知青，文革前規模最大的下鄉活動就是上海十萬知青去新疆，據後來一些資料披露，他們中間大概有70%屬於家庭出身有各種問題的。近代以來上海是一個發達的工商業社會，所謂的資本家、商人啊、文化人啊、舊官僚、華僑啊，自然就多一些，這些人都被劃入不好的家庭成分，子女則背上“黑色”的包袱，在城市沒有出路，隻有下鄉一途。再如文革前長沙下鄉知青、北京往山西插隊知青，出身不好的比例更高，這種情況，在文革初期知青的紅衛兵小報裏均有披露。所以叫“先淘汰，後下鄉”。   　　那文革中呢，就換了一種方式。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革，此後三年積壓了400萬初高中畢業生，工廠不招工，學校不招生，沒有別的出路，隻能送往農村。這400萬知青就叫“老三屆”，指的是1966、1967、1968這3屆初、高中畢業生。這400萬知青是在沒有升學和就業機會的背景下送往農村的，換句話說，你出身家庭好也罷，壞也罷，反正都要走。除了老三屆，1979年的畢業生，基本是“大鍋端”，一個不留，統統送到農村去。所謂大浪淘沙，隻能順應潮流。但知青到農村後，還是要按家庭出身排隊，從農村招工招生沒有不選家庭出身好的，幾年下來，留在農村的知青中出身不好者越來越多，所占比例越來越大。成為文革後期的普遍現象。所以，我把文革中的知青下鄉叫作“先下鄉後淘汰”。其實，貫穿上述兩類下鄉模式的共同點隻有一個，即在階級鬥爭理論鼓動下腐朽“血統論”的病態發作。   　　不妨去查查當年知青的簡曆，包括知青中的官二代，一下子就能發現其中的差別，有的人下鄉一兩年，有的三四年，我屬於五年、六年，還不算長的，知青中在鄉十幾年的有的是，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當然有多種，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家庭出身。文革是極左路線的高峰，“血統論”的實施最為肆無忌憚。同樣是在農村，出身不好的知青表現再優異，不要說上大學，就是招工也鮮有機會。我舉我自己的例子，我父母都是教師，父親是大學老師，母親是小學老師，父親在50年代就外派莫斯科大學教書，早就入了黨。但是我的出身也是不夠好，因為我父母都是知識分子，脫胎換骨還是“臭老九”，當時沒有上大學的機會。我是文革後恢複高考，才通過自己努力把自己的受教育權利找回來的，所以我在這個問題上不感謝任何人。有的人感恩戴德說，因為恢複了高考自己才有了出路，但是我不感謝，因為這不過是把我們被剝奪的權利還給我們了，而且還的太遲了。何況許多比我優秀的青年因為年齡過線或其他一些原因，沒能趕上高考的末班車，留下永遠的遺憾，他們的權利永遠的被剝奪了。我幹嘛還感謝你，我不感謝！實際上下鄉時間最短的，往往是些官二代，基本就是一兩年，然後走後門當兵，接著走後門上大學，盡享社會稀缺的資源，而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則長久留在了農村。及至文革結束後他們曆經磨難回到城市，已經身心俱疲，有的30多歲、40多歲回到城市，一技之長都沒有，從下鄉到下崗，就成為他們的宿命。上山下鄉運動對這部分人的影響最大。如果去做一個社會調查，現在城市的底層，被邊緣化的貧民，很多都是當年的知青。前幾天看到知青作家梁曉聲有個談話，他說85%的知青處在社會底層。落入底層的原因當然有多種，有的原本就是工農子女，家境差、文化水平低，又沒有可以利用的社會關係，他們在農村呆的時間較長，後來沒能升入大學；再有就是他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接觸過這類知青，他們說，不僅我們被耽誤，連子女也被耽誤了。有些知青回城後，子女都是初中、高中了，他們在農村、邊疆受的教育，回到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後怎麽能跟當地孩子競爭？家庭出身的影響波及的不僅是他本人，還包括他們的第二代。所以我覺得不能忘記這些人。他們落到今日的境地，當初政策的製定者要負很大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