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必須替徐純合說話？

為什麽必須替徐純合說話？

 

程寶林

 

中國大陸網絡上關於徐純合事件的聲音，差不多歸於沉寂了。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情。不讓議論了，就不說了罷！

但還是忍不住要再說幾句——我們為什麽要為徐純合說話？他已經死了。他的死，必將和死在廣州的大學生孫誌剛的死一樣，成為中國法治史、人權史上的一座紀念碑，盡管，這是血鑄之碑。

我很久以前就說過，是中國底層的小人物，用他們卑微、淒慘的命運，在推動著中國社會的全麵進步。 “我以我血薦軒轅”。他們把自己的一腔血潑在中華大地上，用自己的生命，為中華澆灌出明日的自由之花。從林昭、卞 仲耘、張誌新，到今天的徐純合。他們的死法各有不同，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他們都本不該死，但他們都無不慘死。一種我們渺小的個體生命所無力反抗的巨大力量，毫不遲疑地剝奪了他們的生命權。

社會穩定的保障是什麽？——社會各階層、群體，對這個社會總體上認可並維護，在認可和維護中促使其變得更好，更和諧。社會矛盾的解決之道，畢竟要靠釜底抽薪，而不是揚湯止沸。不計成本地強力維穩，不惜暴力鎮壓，就是政治目光短淺的 治標之舉，圖的是今日無事。至於明日後日是否無事，且不管它。1983年的“嚴打”，以戕害法治精神為代價，換取了片刻的震懾性社會治安好轉，而今如何呢？

 2015年5月2日發生在黑龍江慶安火車站的徐純合事件，稍具常識、常理及基本人性，就可以判斷，這一悲劇本當避免。悲劇既已發生，官方如果采取有力措施，將事件真相迅速告知公眾，並針對涉事警察個人和其單位，給予法律規定範疇內的合情合理的處理和公告。這樣，何至於網絡上，乃至全球重要媒體，都在關注這一悲劇，又何至於需要中央電視台來剪接視頻，欺騙公眾？

古語說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間俗話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 如果配槍的警察，在完全可以用非致命暴力對涉嫌“鬧事”的民眾加以控製的情形下，不假思索、毫不猶豫地拔槍就射，一槍斃命，那麽，勢必激起民間的巨大反彈。缺乏法治意識的老百姓，麵對勇於開槍的警察，不外乎兩種結果：怕死，或者，玩命。

要想中國社會長治久安、和諧吉祥，必須花大力氣提高全體國人的素質。沒有從小學生開始的法治教育，根本就無從說起。就以今天我看到的一則新聞為例。杭州一名五、六歲的女童，怡然淡定地坐在自己九樓的窗台上，雙腳吊在窗外。窗下，許多人揪心圍觀，孩子的爸爸買早點回來，見此情景差點癱倒！原來，他將自己的女兒獨自留在家裏，自己下樓買早點去了，所幸虛驚一場。如果在美國，他絕對不敢將自己6歲的孩子獨自留在家中，無人看管，因為法律規定，12歲以下的兒童，不準獨自在家，否則，父母要吃官司，鄰居也會舉報。

在一個尊重人權的法治國家，警察槍擊任何人致死，都是一件大事，需要公平地調查起因、過程，並作出相應的處理。這既是對公民生命權的保護和尊重，更是對警察執法權和開槍權的監管和約束。在徐純合事件中，一方有槍在手，子彈上膛；一方連遭棍擊，頭破血流。在徐純合已經跌坐地上，失去攻擊能力時，警察李樂斌不是撲上去，將他按倒在地，而是退後一步，在一米的近距離內開槍擊斃，這叫Executive Shooting ，也就是“處決式擊斃”。 這是將盛世中國打回血腥野蠻、無法無天亂世的一槍。它說明了一點：當政者為了維穩的政治需要，可以犧牲一切，包括法治精神、公平理念、人倫情懷。 母前殺子，子前殺父，這是日本鬼子曾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靠工人、農民等“無產階級”奪取江山的政權，如今對於徐純合這樣純粹的“無產階級”，似乎已無須任何同情和憐憫。

替徐純合說話，就是替自己說話。古語不是說過嗎？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當年進城時，也曾“簞食壺漿“；幾十年統治下來，變得“道路以目”。何以如此？順乎天道則存，逆乎人心則亡。“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盛衰興亡，為天下蒼生計，趨盛避衰，統治者還是少鼓勵警察殺人為好。

 

2015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