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程寶林
楚人，學於京，徙自蜀，媒體人，翻譯匠，現居德州，教書為業，作文自娛。有著作22種。
正文
“公知囂囂”乎？
程寶林
最近，在一個微信朋友圈裏，看到一位赴美未久的文學博士的一段留帖，用“公知囂囂”這樣的詞，指斥國內某些公認的或自認的“公共知識分子”就中國公共事件的發言。 這位比我年輕一些的博士，庶幾可算我新結識的文友。我估計她的專業應為中國古典文學。從她的留帖中，很容易就可看出其頗為深厚的國學功底。那麽，我就本著她和我都或許讚成的中國古代獨立知識分子“ 和而不同，同而不黨”的精神，和她商榷一二。
中國的公知，大抵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孔慶東之流的，位居廟堂之上、食祿於朝，卻妄想將中國拉回無法無天的毛時代的“極左”知識分子。這一序列的人物中，近年來甚囂塵上卻毫發無傷的，有睡女生的吳法天、打老人的韓德強、與薄氏走狗王立軍稱兄道弟的司馬南等。這群人中，我最為不齒的，當屬孔慶東。在我的心目中，他們都是毫無知識分子氣節和風骨的、利用極左言論和行動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勢利小人。他們深知，隻要毛像仍然高懸城樓，毛屍仍然高臥廣場，中國的任何經濟改革都很可能流於統治階級籍以自肥的良機。甘做受統治集團意識形態需要所驅策的走狗，使他們對浩浩蕩蕩的世界民主自由人權的潮流視而不見。另一種公知，或許就是這位博士文友所說的“囂囂”之士吧！我可以開出一份長長的名單來，但我知道，國家安全部門、國保部門所掌握的監控名單，要比我的名單更長。在我所見過的人中，就有中山大學的艾曉明教授、拍攝《追尋林昭的靈魂》、《我雖死去》的獨立製片人胡傑、曾受牢獄之災，文字和思想深受我推崇與敬重的作家野夫，還有被稱為“民主小販”的留澳博士楊恒均等。在我的朋友中，險入牢門的作家冉雲飛、重病瘐死的詩人力虹，都屬此列。
幾年前，我曾看過一個流傳到海外的視頻，是被軟禁在家的某“異議人士”所拍攝：在北京某小區，八名穿黑色製服的國保人員，四人一班，24小時晝夜監視，坐在他樓下的草地上打牌，輸者的臉上貼滿了紙條。他的妻子去上班，馬上就會有一輛黑色的無牌照汽車緊緊跟隨。最可笑最可氣的是這樣一個鏡頭：這位丈夫被幽囚在家的妻子，走過小區時，一位黑衣人一步一趨地跟在她身後，下作地模仿她走路的步態和姿勢。代表國家權力的這些黑色製服，就這樣成為今天鉗口消音的象征。中國是“沉默的大多數”最多的國家。中國也是愚民和暴民最多的國度。每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如這位博士，都應該有對社會不公、不平發出抗議、呐喊的道義責任和良知勇氣。但事實上，囂囂者寡，而寂寂者眾，有多少人願意拿自己的家庭、職位、職稱、地位冒險、開玩笑？25年前那個夜晚之後，高價贖買的貨幣化知識分子政策，已經成功將“愛國情懷”、“祖國的驕傲感”，深植入中國的學者、教授、博士的價值係統中，從而對生命個體、社會地層的掙紮和呼救，視而不見、聽而未聞了。
和這位剛剛來美的博士一樣，我也走過類似的心路曆程。2000年，台灣大選，見海峽對岸的民眾，對著鏡頭怒吼：“X匪來吧！”我甚為憤怒，曾撰文《匪夷所思》，在世界日報言論版發表。幾天後，一位身曆民國和新朝的七旬老者，撰文駁斥我，標題就是《不是匪是什麽？》。而今，10多年過去了，所讀、所看、所想，我不得不承認，即使他們社稷在握已經凡60餘年，但政治文明的底線還尚未劃定。你看看浙江樂清錢雲會村長被工程車壓成肉餅、官方結論卻為“交通事故”的那張傳遍世界的照片，你身為中國人的驕傲感，是否會蕩然無存？記得剛來美國的時候，和一位作家朋友談起張學良和西安事變。我腦子裏，仍然是“西安事變是偉大的曆史事件，從此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國高中曆史教科書灌輸的曆史知識。當這位朋友痛罵張學良是禍害中國的千古罪人時，我立刻和他辯論起來。 後來，當我讀到更多的史料，當我得知延安免遭日機轟炸的秘密交易、南泥灣遍種鴉片的公開貿易、王實味因文賈禍大刀砍頭等真相後，乃至後來，當我在夏威夷帶學生參觀張學良墓時，我的觀點發生了巨大的逆轉——張學良確乎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這位博士文友在和我第一次見麵時，說過這樣一句話：“來美國宛如重生”。對這句話，我深以為然，因為，我以前說過類似的一句話：“美國使我脫胎換骨”。來美國之前，祖國的榮譽感，祖國的驕傲，遠在祖國人民作為生命個體的苦難之上。居美10多年後，祖國，作為政治意義上的概念，在我心中已無足輕重。無論在任何地方、任何情景下，高高飄揚的血色旗幟，再也無法喚起我內心的莊嚴感和神聖感——因為我不僅閱讀了，而且親自見證了無妄的殺戮，在那麵旗幟之下。讓統治者少生殺心，讓老百姓遠離暴戾，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言責，所謂“鐵肩道義，辣手文章”之謂也。當一個坐享美國民主自由人權諸般好處的遠愛中國的愛國者，易；當一個坐享美國民主自由人權諸般好處且不憚言說，希望自己的同胞也同享的“囂囂”者，難。 輕者，有國難回；重者，鋃鐺入獄。縱觀今日之宇內，還有哪幾個國家，是僅僅因為言論就要將人關進大牢囚禁10多年的？而這不殺之恩，還要拜改革開放之賜呢！
2014年6月3日，San Angelo, TX
程寶林
最近，在一個微信朋友圈裏，看到一位赴美未久的文學博士的一段留帖，用“公知囂囂”這樣的詞，指斥國內某些公認的或自認的“公共知識分子”就中國公共事件的發言。 這位比我年輕一些的博士，庶幾可算我新結識的文友。我估計她的專業應為中國古典文學。從她的留帖中，很容易就可看出其頗為深厚的國學功底。那麽，我就本著她和我都或許讚成的中國古代獨立知識分子“ 和而不同，同而不黨”的精神，和她商榷一二。
中國的公知，大抵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孔慶東之流的，位居廟堂之上、食祿於朝，卻妄想將中國拉回無法無天的毛時代的“極左”知識分子。這一序列的人物中，近年來甚囂塵上卻毫發無傷的，有睡女生的吳法天、打老人的韓德強、與薄氏走狗王立軍稱兄道弟的司馬南等。這群人中，我最為不齒的，當屬孔慶東。在我的心目中，他們都是毫無知識分子氣節和風骨的、利用極左言論和行動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勢利小人。他們深知，隻要毛像仍然高懸城樓，毛屍仍然高臥廣場，中國的任何經濟改革都很可能流於統治階級籍以自肥的良機。甘做受統治集團意識形態需要所驅策的走狗，使他們對浩浩蕩蕩的世界民主自由人權的潮流視而不見。另一種公知，或許就是這位博士文友所說的“囂囂”之士吧！我可以開出一份長長的名單來，但我知道，國家安全部門、國保部門所掌握的監控名單，要比我的名單更長。在我所見過的人中，就有中山大學的艾曉明教授、拍攝《追尋林昭的靈魂》、《我雖死去》的獨立製片人胡傑、曾受牢獄之災，文字和思想深受我推崇與敬重的作家野夫，還有被稱為“民主小販”的留澳博士楊恒均等。在我的朋友中，險入牢門的作家冉雲飛、重病瘐死的詩人力虹，都屬此列。
幾年前，我曾看過一個流傳到海外的視頻，是被軟禁在家的某“異議人士”所拍攝：在北京某小區，八名穿黑色製服的國保人員，四人一班，24小時晝夜監視，坐在他樓下的草地上打牌，輸者的臉上貼滿了紙條。他的妻子去上班，馬上就會有一輛黑色的無牌照汽車緊緊跟隨。最可笑最可氣的是這樣一個鏡頭：這位丈夫被幽囚在家的妻子，走過小區時，一位黑衣人一步一趨地跟在她身後，下作地模仿她走路的步態和姿勢。代表國家權力的這些黑色製服，就這樣成為今天鉗口消音的象征。中國是“沉默的大多數”最多的國家。中國也是愚民和暴民最多的國度。每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如這位博士，都應該有對社會不公、不平發出抗議、呐喊的道義責任和良知勇氣。但事實上，囂囂者寡，而寂寂者眾，有多少人願意拿自己的家庭、職位、職稱、地位冒險、開玩笑？25年前那個夜晚之後，高價贖買的貨幣化知識分子政策，已經成功將“愛國情懷”、“祖國的驕傲感”，深植入中國的學者、教授、博士的價值係統中，從而對生命個體、社會地層的掙紮和呼救，視而不見、聽而未聞了。
和這位剛剛來美的博士一樣，我也走過類似的心路曆程。2000年，台灣大選，見海峽對岸的民眾，對著鏡頭怒吼：“X匪來吧！”我甚為憤怒，曾撰文《匪夷所思》，在世界日報言論版發表。幾天後，一位身曆民國和新朝的七旬老者，撰文駁斥我，標題就是《不是匪是什麽？》。而今，10多年過去了，所讀、所看、所想，我不得不承認，即使他們社稷在握已經凡60餘年，但政治文明的底線還尚未劃定。你看看浙江樂清錢雲會村長被工程車壓成肉餅、官方結論卻為“交通事故”的那張傳遍世界的照片，你身為中國人的驕傲感，是否會蕩然無存？記得剛來美國的時候，和一位作家朋友談起張學良和西安事變。我腦子裏，仍然是“西安事變是偉大的曆史事件，從此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國高中曆史教科書灌輸的曆史知識。當這位朋友痛罵張學良是禍害中國的千古罪人時，我立刻和他辯論起來。 後來，當我讀到更多的史料，當我得知延安免遭日機轟炸的秘密交易、南泥灣遍種鴉片的公開貿易、王實味因文賈禍大刀砍頭等真相後，乃至後來，當我在夏威夷帶學生參觀張學良墓時，我的觀點發生了巨大的逆轉——張學良確乎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這位博士文友在和我第一次見麵時，說過這樣一句話：“來美國宛如重生”。對這句話，我深以為然，因為，我以前說過類似的一句話：“美國使我脫胎換骨”。來美國之前，祖國的榮譽感，祖國的驕傲，遠在祖國人民作為生命個體的苦難之上。居美10多年後，祖國，作為政治意義上的概念，在我心中已無足輕重。無論在任何地方、任何情景下，高高飄揚的血色旗幟，再也無法喚起我內心的莊嚴感和神聖感——因為我不僅閱讀了，而且親自見證了無妄的殺戮，在那麵旗幟之下。讓統治者少生殺心，讓老百姓遠離暴戾，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言責，所謂“鐵肩道義，辣手文章”之謂也。當一個坐享美國民主自由人權諸般好處的遠愛中國的愛國者，易；當一個坐享美國民主自由人權諸般好處且不憚言說，希望自己的同胞也同享的“囂囂”者，難。 輕者，有國難回；重者，鋃鐺入獄。縱觀今日之宇內，還有哪幾個國家，是僅僅因為言論就要將人關進大牢囚禁10多年的？而這不殺之恩，還要拜改革開放之賜呢！
2014年6月3日，San Angelo, TX
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環境中，最不缺的就懷疑力。我深信不疑的事，自然會有一堆人懷疑。我不想引導任何人，隻想把我的思想自由地表達出來，如果我說的是謬誤，自然有人糾正，有什麽可怕的。但共產黨怕的正是這個。
這就是佛家所謂的知見障。你以為你在所謂的開放媒體就可以獲知真相，其實稍加引導，真相就南轅北轍，而你卻自以為了解，反而更容易迷失，連懷疑的能力都喪失了。
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裏，公知們正反兩方麵的觀點都可以自由表達，各方的信息資源公開，普通民眾會有足夠的判斷力。這正是中國政府絕對不能允許的。現在共產黨壟斷絕對的說話權，又實在無話可說，毫無自信，隻能靠封殺別人的說話權，真可憐！
其實也好理解，在國內聽慣了一邊倒的信息，出了國，突然接觸到相反的信息，一下子就驚歎，哇，我發現真理了！然後就不辯真假，全盤接受。
程先生談到了“公知”中文科男的問題，其實，那些在台上的，知名度比所有“公知”更大的“權知”（理工男居多），他們的社會責任心更差。若論對中國社會的危害，孔慶東、司馬南們的跳梁之舉，不過是皮毛之傷；而江澤民、胡錦濤、曾慶紅、李長春這些工程師領導，手握重權，肩負著國家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的重任，卻不能有效地預見到盲目工業化會給中國帶來物欲橫流、霧霾滿天的災難，他們的失職之害，才是膏肓之傷。
很高興在文學城能遇到程先生這樣善於思考、勇於擔當的骨感文人。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