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貴的昨天——改革開放的曆史

郭文貴的昨天是中國近40年改革開放的一個縮影。綜觀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走過了“摸著石頭過河”，“白貓黑貓”抓鼠，“三個代表”先進性，“和諧社會”，到今天的“偉大複興”的“中國夢”。

如果從1949年開始，到2012年習近平出任國家主席來計算的63年中，盡管有6位元首（以軍委主席位定義），但這一甲子剛好完成了從第一代執政者到第二代的轉移。如果從曆史的角度去看，尤其是從中國曆史的角度去看，似乎是一個必然。這個必然，恰恰是和共產黨所信仰的原則背道而馳的。盡管這個背道而馳，有點掛羊頭賣狗肉（也許今天用“掛狗頭賣羊肉”更貼切）的味道，但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其必要性的與否是一個公婆之爭的話題。如果我們對中國（以俄國為例）無論如何要成為自己的一個例子的話能有所了解，那我們對出現郭文貴的必然性就能了解。

今天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資本主義，其根本是資本的自私（或用資源的占有欲來代替）（原因）和不斷擴大的兩極分化（結果）。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能以正常的方法，完成從社會的底層到頂層的過程，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結構的日趨“完善”，這會越來越不可能，甚至可以說越來越會是一個人無法在一生完成的事。讀者可以看自己周圍的兩極分化和中產階級的平窮化（Middle-Class Povertization）。然而郭文貴先生以短短的30年完成了這一華麗的轉身。這一成功的例子，是因著他個人天才和他所在的這個特定的社會條件的結合而成就。這也決定了郭文貴先生對中國的寄生性（非貶義，隻是沒有更合適的詞。如用“共生性”的話，則關係有點不對）。他成為企業家如何利用執政者的典範。郭文貴先生利用執政黨的品牌效應，迅速的聚集財富，完成從社會的底層到頂層的過程，這樣的例子是很難複製的。從另一方麵講，這也是習主席王書記所要打破的。

郭文貴先生的“爆料”，有意無意中透露了他的發家史，但中國文化中的以成敗論英雄，而不講究“程序正義”，使郭文貴先生不論他願不願意，甚至他一直強調“不反黨”“不反習”“不反國”，但他畢竟成了一個反對共產黨的英雄。並在“反王”的過程中，主管或客觀的走向“反習”“反黨”“反國”。亞當斯密斯的宏觀經濟學（或其馬克思演繹的“政治經濟學”）講到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郭文貴先生用自己的經曆最好的演示了這一理論在個人身上也可以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