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諸葛亮——伊朗核計劃的解決，看美國的戰略思維

事後諸葛亮——伊朗核計劃的解決，看美國的戰略思維

 

兩個星期前的2015年7月13日，通過7國會談的結果，美國和伊朗達成了解決伊朗核計劃的協議。作者這樣講有違各大媒體甚至各國的官方聲明，但事實的確就是，其它都是打醬油，真正的主角，隻有美國和伊朗。

 

我們對伊朗國內的反應看到的隻是片言隻語，知之甚少。相對對美國了解多一些。美國從總統Obama開始，到國務卿Kerry，又到中情局副局長Cohan，每個人都在“發誓賭咒”說，這是a good deal。中文將“a good deal”翻譯成“一樁好買賣”。那Obama，Kerry，和Cohan在“買”什麽，又在“賣”什麽？作者可以毫無懸念的說，他們早就買進（buy in）和平而非戰爭的方法解決伊朗的核問題。其蛛絲馬跡，可以從今年1月中，以色列總理Benjamin Netanyahu對美國的訪問中看到。作為世界上以色列人最堅強的後盾的美國，在以色列總理來訪時，美國總統請他吃閉門羹的時候，他堅持來訪——以色列人知道，這樁買賣已快要將以色列出賣了，或者已經出賣了。

 

那麽Obama，Kerry，和Cohan究竟在賣（兜售）什麽，向誰賣（兜售）？

 

表麵上看，Obama在向美國人民兜售“和平”，將伊朗核問題的引信拆除，其實質是將這一問題延後，讓以後的總統來解決——Obama不願這個問題在他手裏沒有一個結論，但又不願發動另一場戰爭——所以“和平”解決伊朗問題是唯一的選項。這一方法和毛主席，鄧小平的“50年後再解決”有異曲同工之柮（the author respectfully disagreed）。中國“50年後再解決”的問題，沒有一個解決的，更談不上“解決好”。習主席在一定的程度上，摒棄了這個理念，以隻爭朝夕的方法解決中國國內國外的問題。作者看到這一切，隻能感歎，真是“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

 

主觀上的不願意，並不等於（沒有能力）不能。作為一個“事後諸葛亮”，我們到底學會了什麽？第一，2003年，當美國準備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時，美國媒體上的兩個最常出現的詞，其中一個是“preemption”（事先的，預防性的）。對一個無核武無化武的一個地區大國動用除了核武器以外的幾乎所有的武器。但現在的伊朗，很顯然，至少有核的“潛力”，美國不再需要“preemption”了。所以，我們學到的第一課是，“打，可以沒有任何理由；但不打，一定有原因”。第二，那時用的多的另一個詞是，“兩個同時的戰爭”。環顧今天，美國沒有參與大的地區或全球衝突，難道不能用可以“打兩個同時的戰爭”能力，擺平一個已被美國和大多數國家製裁了快20年的國家嗎（從1995年計）？那為什麽美國在伊朗問題上，選擇“和平”？英文的智慧說，“If you can not say the reason, then there is an untold reason”（“如果你說不出一個理由，那一定有一個沒說的理由”）。

 

我們來猜一猜這個沒說的理由。出身海軍陸戰隊的Joseph Dunford上將，在國會對他將要成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聽證會上列出，俄國，中國，朝鮮，和伊斯蘭國對美國的威脅，這不是他的個人之見，這是美國國家戰略的表述。俄國在烏克蘭和西線對美國和其北約的針鋒相對，成為美國目前最大的威脅。但Dunford在講中國時，說的是“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力量”對美國的威脅。設想美國和伊朗進入戰爭，即使美國贏得戰爭，其國內對戰爭的持續能力會一落千丈，更不要說外部力量的從中作梗。一旦美國和伊朗進入戰爭，美國還要麵對的是對伊斯蘭國的戰爭。美國會麵臨一個兩麵作戰，兩麵不討好的政治不正確的境地。

 

如果你我是Obama或是Dunford，我們會怎樣使用日益衰落的資源。和俄國幹，後麵由中國幫，和朝鮮幹，後麵好像還是有中國。如果和中國幹，後麵可能不會有俄國或朝鮮。所以南海問題不是一個偶然的或不得已的答案，而是一個將“日益增長”的對手扼殺在搖籃裏答案。但問題是美國還沒有認識到，中國已經不在搖籃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