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習主席見安培首相看中日關係（之二）——關鍵在中國

中日關係從中國的曆史的角度看是，當中國強時，中日關係則順。反之，當中國弱時，中日關係則逆。

日本在19世紀中葉開始的明治維新，是一個長期在內憂外患的困擾下的對國家改革的選擇。這個改革，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和中國在上世紀開始的由鄧小平領導的改革有異曲同工之妙。奠定了近代日本強盛的基礎。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對中國雖偶有騷擾，但以誠服為主。除了明朝時期的日本海盜以外，總體而言日本對中國的威脅沒有上升到國家行為。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雖然加入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掠奪，但以“跟班小弟”的角色出現。但在19世紀末道20世紀初，日本連續主導了兩次海戰，中日甲午戰爭（1894年）和日俄戰爭（1904年）。中日甲午戰爭，是日本第一次逆轉了長期以來中日關係中的主次關係。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除了主次關係的逆轉，這一戰略層麵的變化之外，使中國在以後的150多年的曆史中，猶如一隻非洲草原上在流血的牛，任何食肉動物，大到獅子豹子，小到豺狼飛鷹，都在伺機在中國這行將就木的軀體上，咬一口。中國的亡國隻是時間問題。

這一問題得到扭轉，雖然在曆史上不能和以色列人亡國近3000年後在1948年重建國家相提並論，但也是人類曆史上的一個奇跡。日本在戰後和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認識到。這也是日本在戰後的大部分首相希望改善和中國的關係的基本原因。這一政治正確，並不保證日本對中國的憂慮，尤其是當中國一再強調以史為鑒。

中國重新主導亞洲事務所要等的時間不會太長，因為中國一直以來，除了清末到民國以外，都是在主導地位。並且，中國對亞洲事務熟門熟路，了解亞洲各國的人文經濟。對於同是在中華文化圈內的日本，南北韓，東南亞，具有幾乎不可抗拒的優勢。日本即使不走下坡路，隻要其發展趕不上中國的速度，中國強過日本是曆史的必然。

日本在國體上的衰落已進入不可逆轉。其標誌之一，就是日本已經不得不在釣魚島問題上，拉美國來和中國對抗。當一個國家還沒開始打仗，戰鬥的意誌已沒了，這樣的國家的結局是可以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