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新嚐試

中國的現行體製，在現代政治學中，學者應該認真的去研究。大部分學者研究陷入一個太過容易的誤區——以朝代來劃分。作者用一個非專業的學者，嚐試用不同的方法來看中國，即在動態中看中國的發展。

 

清末民國之初，中國的單一領袖的體製的失敗，其原因是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已積蓄了大量的能量。這些被壓製的能量，以從明末清初開始的資本的原始積累，和官僚體係之間的矛盾的無法調和，加上知識界極力引進外國的科學和文化，又成為二級能量。即使在沒有外國列強進入中國的情況下，清王朝的體製被改變是曆史必然。

 

由於長時間的能量積蓄，這個改變帶來的能量釋放是難以想象的。從1911年孫中山先生的共和到1949年中，近四十年的動蕩是對中國長期以來，尤其是自清王朝以來的單一領袖體製的否定和清算。但1949年以後的中國，中國似乎又回到了單一領袖體製上。到底這一次又有什麽不同？

 

實際上，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以前，幾乎都是以多頭領袖的體製存在的。即使到了解放初期，至少表麵上，黨內除了毛主席以外，還有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黨外有宋慶齡，沈鈞儒，張瀾等人。這一多頭領袖的政治局麵，是一個極佳的時機，設立一個猶如美國建國時的政治氛圍。也許可以做的更好。但黨內將權力迅速地集中到了毛主席一人手中。黨外過度的相信共產黨的能力和“崇高品質”，將一個原本可以具有平衡能力的，並具有比人民代表大會更高的權利機構——政協，很可惜的變成了一個沒有功能的政治機構。加上毛主席本身對權利的熱衷。一個原本可以以多頭領袖的平衡體製，快速的完成了權力的集中。

 

這一單一領袖的體製，在中國新一代的領導人身上，開始發生變化。這一變化發生以習（近平）王（岐山）李（克強）為一個穩定的結構的新嚐試——一種新型的多頭領袖的體製——黨務（國政，軍政，外交）／監督（法務，檢察）／行政（內政，經濟）。這種新型體製的可行性，持久性，對最關鍵的人物——習近平，是一個極大的考驗。這會不會成為像中國，印度這樣的人口密集型大國的國體的一種選擇，我們拭目以待，但更多的是，希望中國能探索出一條合適自己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