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君
生於七十年代，農村人，學習差。執著從軍，終遇出路。。。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2年第6期，原題為“蔣介石對失去大陸的檢討”
1956年，也就是朝鮮、越南先後停戰，英法中東敗走，蘇共二十大推行新政，這個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年，蔣介石把他的思考寫成了《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曆紀要》一書出版，檢討在大陸失敗的教訓。國民黨在中國的失敗，有各種機構、各方人士的許多研究成果，著名的有艾奇遜主持美國國務院編的白皮書，而中國兩位最主要的當事人之一的蔣介石（另一位當然是毛澤東）的著作，自然是研究中國這一時期曆史的最重要文本。作為國民黨反動派的代表，蔣介石是站在自己的立場為失敗找原因，他找的原因不管是否符合曆史真實，其一家之言也是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史料。
從《蘇俄在中國》這一書名就可以看出，蔣介石把蘇俄對中國的影響，蘇聯對中國共產黨各種形式的支持認作他和國民黨政權失敗的主要原因。蘇維埃俄國和後來的蘇聯的支持，確實對中國共產黨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俄國送來的不光是主義和精神，近年解密的檔案表明，對中共也一直有金錢等物質援助。
蔣介石說，1923年1月孫中山與越飛達成協議，“俄共對孫先生領導的中國革命，允予援助”，這就是國共及中俄之間“和平共存”與合作的開端。他在這本書中寫的“三十年經曆”，大約就是20世紀20年代初至50年代的30年。蔣介石把這30年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24年國民黨聯俄容共，到1927年全麵清黨，中俄斷交；第二階段從1932年中俄複交及1937年“中共的乞降投誠”（文中此類用語，是引蔣介石書中所言，目的是為客觀敘述，不代表作者立場，下同作者注），到抗戰結束；第三階段是1945年至1949年。這30年，正是共產黨從成立、發展到取得全國勝利的過程，也是各種版本的中共黨史的主要內容。蔣介石說的前兩階段是大陸史書所稱第一次和第二次國共合作，後一階段即是從重慶談判到解放戰爭勝利的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
在書第一編的緒論中，蔣介石談到寫書的目的時說：“我們中國這三十年來，所受的慘痛教訓，我深望其能對今日同遭共產主義的威脅的國家及其領導者，有所裨益。我以為蘇俄的武裝暴力，亦與世界曆史上野心侵略主義者一樣，並不足畏，且必歸失敗，但是他的武裝暴力，乃潛存於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內。自由國家的領導者甚難洞察其危機之存在，比及發覺而奮起抵抗，則為時已晚。我深恐今後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陸，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轉而為害於世界人類而無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將本書公之於世。”並說“倘能以此對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亞洲非共國家，有所貢獻，那就是我民族曆史上這一最大犧牲的代價，乃獲得了補償，而我對於世界反共鬥爭，亦克盡其應盡的責任了。” 文中的“和平共存”即大陸譯的“和平共處”，蘇共二十大表示堅持對不同社會製度的國家奉行“和平共處”的方針，蔣介石的書也是一種適時的應對。蔣介石還說：“我發表這一記錄之時，衷心充滿著悲痛無比的情緒，也懷抱著堅強不移的信心。”
這本書的第一編題為“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發展及其結果”，文中蔣介石概述了30年的曆史，從原因講到結果；第二編“反共鬥爭成敗得失的檢討”今天看來是更為精彩、更值得研讀的內容。
在第二編中，蔣介石先是總結了國民革命各戰役的成敗得失。對第一戰役北伐戰爭，他認為，在北伐前戡定中山艦事變，北伐中全麵清黨、肅清了共產分子，並“粉碎了蘇俄赤色帝國主義建立東亞新殖民主義的陰謀”，北伐才取得最後的成功。第二戰役，蔣介石稱“長江剿匪戰爭”，即毛澤東說的“十年內戰”的後半期，中共黨史中的“五次反圍剿”。蔣說，國民政府麵臨與日軍和共產黨兩麵夾擊的形勢，行動受限，前三年的第一次至第四次圍剿“都未能收得預期的成效”。而第五次圍剿，采用了正確的思想和策略，才“肅清了長江七省匪區的大小巢穴，徹底粉碎了共匪蘇維埃傀儡組織”。他說的政策方針有：“先安內而後攘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戰略取攻勢，與戰術取守勢”等。軍事上有步步為營、節節築路、劃區兜剿、分進合擊等。共產黨的總結正相反，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圍剿勝利，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對第三戰役抗日戰爭，蔣介石寫道：“我們中國是一個弱國，無論經濟、工業、科學、技術，以及軍隊、武器，都不如日本。因此九一八以後，我們忍辱負重，與日本談判和平，六年之中，並不輕言宣戰。但是戰端一開，我們隻有不惜‘向國內退軍’的焦土政策，而以三民主義的新精神，和國民革命的新戰法，來對日本軍閥，作絕對性的戰爭。我們堅持這一戰略原則，全麵抗戰至八年之久，其間雖經過蘇俄無數破壞的陰謀，和共匪積極反動的叛亂，但最後終能與世界大戰，獲得共同勝利的結束。”對第四戰役“抗戰勝利後反共鬥爭的挫折”，蔣說，“抗日戰爭勝利之後，蘇俄與中共得以施逞其侵略計劃，而我們反共戰爭，竟遭受悲慘的挫折。三十年來國民革命之傳統精神，被其”喪，民族固有的德性幾乎毀滅”。
接著，蔣介石以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分門別類地檢討各個方麵的失誤。
檢討的第一大部分是“我們反共組織和技術上的缺點”。蔣介石說在這部分中，他是針對俄共的行動規律來檢討自己方麵的缺點和錯誤。
在（甲）“反共組織不能嚴密而警覺不夠提高”中，蔣說，中國人處世的道理是隱惡揚善、不念舊惡，國民黨是以傳統的倫理觀念和民族意識為其組黨的基礎，重倫理、講信義，對中共如此，對蘇俄亦是如此。“哪裏知道共黨終竟是共黨，他對於國家社會，事事都是陰謀，處處都有陷阱。”他的具體論述又分兩點，第一點說“我們對共匪應該認為非法集團，而且予以絕對的隔絕和封鎖，不使他有公開活動的合法地位。”“但是到了民國二十六年，我們仍然接受他停戰乞降的要求，並且對共匪局部開放其宣傳與組織的自由。我們在政治上和社會上，一經有了空隙，也就不啻給予他滲透、潛伏、發展蔓延的大好機會。”蔣介石認為，尤其是1924年後和1946年後，國民黨兩度陷於動搖分化的困境，“這更是由於本黨組織不夠嚴密，警覺不夠提高”，使共產黨有可乘之機，“乃是我們一個重大的錯誤”。第二點是“我們應該防範共匪在政治上和社會中的轉變作用”。蔣介石說，30年來，共產黨依附國民革命而破壞國民革命，所用的戰術，對一般群眾是轉變經濟鬥爭為政治鬥爭，轉變其合法運動為非法鬥爭；而對國民革命是轉變民主革命為社會革命，轉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蔣介石說，對於共產黨的戰術，他不僅目睹其事，並且身親其役，當然認識得清楚。便是一般人士，甚至國民黨黨員“仍然認識不清，警覺不夠，甚且舍己從人，隨聲附和”。他說，很多人因此被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統一戰線、聯合政府等欺騙。蔣介石寫道：“到了他奪取政權之後，不僅質變為‘人民民主專政’，並且再質變為‘社會主義國家’，而成為蘇俄的附庸，最後就要把中國大陸，送入蘇維埃俄國的赤色版圖。這種轉變，到今日固已成為一種最明顯的事實，但在當時，一般人對共匪認識不清，警覺不夠，竟使其陰謀詭計得以施逞，而整個中國大陸就是這樣演變成了空前的浩劫。這是反共鬥爭中最大的缺點。”
共產黨對自己的敵人是認識得清清楚楚，毛澤東早在1926年就說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在（乙）“宣傳不能主動而理論不夠充實”中，蔣介石說，1927年清黨的成功，1935年圍剿的勝利，使“匪黨及匪軍已走到完全絕滅的境地”，國際共產黨卻製造了一些論點，向社會和政府散布，“而我們的宣傳不能主動，理論亦缺少戰鬥性”，“屢次下定決心，而又複隨時動搖，不能堅持到底”，而讓共產黨成功。他舉的共產黨的論點第一個是“反共即是法西斯”；第二個是“共產黨可能消滅，共產主義不能消滅”；第三個是“共黨不是軍事所能解決，而必須求政治解決”。分析第一個論點時蔣介石說，本來蘇俄的共產主義和德意的法西斯主義都反民主的極權主義逆流，但希特勒興起，1935年共產國際指使各國共產黨與社會黨乃至民主黨派結成“統一戰線”，以致各民主國家在共產黨的煽動下，造成對法西斯的恐懼，在“反共就是法西斯”的“假邏輯”下，國民黨沒能徹底消滅潰敗的共產黨及其軍隊。抗日戰爭結束後，又是共產黨攻擊國民政府為法西斯統治，“牽製了我們的反共鬥爭，使我們不能不與共黨以對等的地位而進行和平談判與政治協商”。蔣介石以這兩個實例說明宣傳的失敗，並說這是“反共過程中自認為重大的缺點”。蔣介石“批駁”第二個論點說，共產主義“是徹底反人道主義的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的思想係統”，在當年剿共成功和抗戰勝利時，國民黨的宣傳沒能打破共產主義不滅的論點，致使其廣為傳播，“不僅保持了中共的生存，並且動搖了社會上對我們徹底解決中共的信心”。對於軍事解決和政治解決，蔣介石說，共產黨全力向國際社會散布軍事方法隻能解決共軍而不能解決共產黨，散布軍事解決必使國家財政艱難，人民生活困苦。蔣還說，共產黨的論點使社會和國際人士認為隻有政治解決一條出路，使“剿共戡亂的政策為之根本動搖”，於是造成不戰不和，邊打邊談之局，最後讓共產黨“單獨使用武力，來推翻政府”。
國民黨的宣傳確實不如共產黨成功，毛澤東有名言：“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共產黨從來都是這樣做的。
在（丙）“反共意誌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夠徹底”中，蔣介石說共產黨的唯一目的是為了準備暴力，為了最後決戰，而國民黨卻手段不徹底而招致失敗。他分四個方麵論述。一、“我們是以有限戰爭對共黨的無限戰爭”。蔣說，因受國內外現實環境的牽製，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的影響，不能調動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各種力量，結成統合戰力，隻能作有限戰爭。所以“不能對付共匪無限製使用暴力的總體戰”，而注定失敗。二、蔣介石認為，他們自信太過。他寫道：“從今日回溯當時的情景，可以說是我們對於‘民族至上’的原則，自信太過，…因而對待他都是寬大為懷，而不用徹底的手段 ，於是又授予共黨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陰謀，得以死灰複燃，竟為我整個中國大陸招致今日這樣空前的災禍。”三、“我們對共黨防範較嚴，而對其外圍組織及同路人過於輕忽”。蔣介石說，共產黨有很多外圍與群眾組織，從中吸收黨員、訓練幹部，而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不夠重視，沒有破壞共產黨潛伏和發展的基礎，以致“共黨及匪軍雖經多次被我擊滅乃至敗亡，而他仍能借屍還魂，貽害國家”。四、“我們的國民心理不夠健全，而精神動員未能貫徹到底”。蔣介石認為，中國百年來受不平等條約束縛，以致國民喪失了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所以國民革命救亡圖存，就是要重建民族心理，抗戰前的新生活運動，就是心理建設的努力，激發了抗戰中的民族精神。而抗戰後，不平等條約廢除，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尚在萌芽中，由於受國內共產黨宣傳民族失敗主義和國際共產黨對“我國家的信譽加以誣”，“而我們心理建設的一切努力，都為其所抵消，而歸於失敗”。“而我政府剿共戡亂的政策，也就在這樣無法全麵動員來支援前線的情勢之下，招致失敗了。”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寫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共產黨及其軍隊都明白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對國民黨是鬥爭到底，“宜將剩勇追窮寇”。
在（丁）“外交陷於孤立與經濟陷於崩潰通貨惡性膨脹”中，蔣介石說這裏的失誤有三個方麵。一是對蘇俄的交涉總是陷於被動，而莫斯科對條約總是隨手簽訂，又隨手撕毀。二是與各友邦總是立場和意見分歧。蔣介石說，斯大林離間中美關係，試圖先影響美國輿論，再在戰場上擊敗國軍。他說美國共產黨和同路人，“抨擊我國民政府，尤其對我個人的誹謗，幾乎用盡了字典上所有惡劣的名詞”。國際上的挾製，使國民政府陷於孤立。三是通貨惡性膨脹，結果是經濟陷於崩潰。蔣介石說，抗戰勝利，本應軍隊複員，各安生業，國家建設，亟待進行，但共產黨挑起內戰，而打仗要浩大的軍費，因此造成戰後建設資金短缺。他說在國內是共產黨破壞經濟建設，國際上是莫斯科破壞中美經濟合作，使得美國多次將已商定的貸款無限期停止。蔣介石也承認戰後的三屆行政院都有經濟政策的失誤，這些因素的影響，使經濟形勢日益惡化，而無法遏止。國民黨大佬陳立夫在晚年的回憶錄《成敗之鑒》中，也認為經濟崩潰是國民黨失敗的重要原因，而他把抗戰後經濟失誤的原因歸罪於曾任行政院長的宋子文，認為宋子文滿口洋腔而不懂國情，他的經濟政策一無是處。
檢討的第二大部分是“我們反共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蔣介石認為，上述四點反共組織和技術上的缺點還可以設法補救，隻要戰略和政策沒有錯誤，雖是以拙製巧，仍能爭取最後的勝利，而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則是致命的。毛澤東也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蔣介石說，一般認為，接受雅爾塔密約，接受美國對國共衝突的調停，剿共未成就實行憲政是國民黨的重大錯誤，而他不這樣認為，他總結的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是：甲、對俄複交，乙、收編共軍，丙、對東北問題的處置，丁、對停戰協定的方針。
蔣介石談到對俄複交時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莫斯科為了阻止日本北進，希望與中國複交，中國極為慎重，直到1932年12月才宣布複交。接著他分時間段論述道，1933年至1937年這5年，兩國關係沒有任何進展，“而蘇俄反而力謀與日本接近，最明顯的就是他出賣我們中東路予偽滿洲國”。到1937年以後，中俄兩國訂立了互不侵犯協定和易貨協定，但“事實上蘇俄對我國輸出的貨物，所索取的條件至為苛刻”，武器也沒有零配件。1941年4月，蘇俄與日本訂立中立協定，鼓勵日本的侵略，中俄和平共存已喪失其根據。蔣介石還說，蘇聯派駐中國的使領館和貿易機構都是其部署間諜組織、指揮中共“顛覆我國家的機關”。“上海的蘇俄領事館不僅成為中共對日軍特務機關的聯絡處，並且代表莫斯科給予汪偽組織以鼓勵和支持”；“駐迪化（今烏魯木齊）的領事館更是製造新疆一切事變和糾紛的指揮台”。他寫道：抗戰前後十四年的經曆，說明了“隻有聯俄才能抗日”是一種幻覺，“也說明了我政府為了抗日而對俄複交，乃是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重大錯誤”。
說到收編共產黨的軍隊時，蔣介石說，1934年“剿匪”勝利後，著手對中共政治解決，七七事變後，進而收編共軍，這雖是日本侵華所迫，而“我們誤認中共‘團結抗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勝過一切’的自信太過，而予以接受”。蔣說，這使得中共利用國軍集中力量抗戰之機，擴張其武裝。他認為，事實證明，收編共軍，容許共產黨以同等地位參加抗戰，對抗戰是無益而有害的，這是“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根本錯誤”。
對東北問題，蔣介石寫道：1945年至1946年，“蘇俄對東北既顯然違約背信，我們亦決定了停止接受東北的計劃，最後又複動搖，仍然與他商談，並繼續進行接收”。他認為這也是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重大錯誤。蔣介石反思，東北問題是一個國際安全問題，當時既不能單獨解決，就應該停止接收，將東北問題提交聯合國公斷並公諸世界輿論。這樣在國內能集中兵力於關內，“戡定中共的叛亂”；在國際能暴露蘇俄獨占東北的企圖，以阻止其東進太平洋的野心計劃。而國民黨受國際國內牽製，決定之策不能堅持，同時將國軍精銳調赴東北，陷於一隅，“最後東北一經淪陷，華北乃即相繼失守，而整個局勢也就不可收拾了”。
對停戰協定，蔣介石說當時國民黨政府太顧慮對外關係，以致處處被動。要是集中力量，執行1946年1月的停戰協定，“對於共軍違背協定的軍事行動，加以嚴厲的製裁，雖發展為全麵戰爭，亦所不顧，那還是可以獲得最後勝利的”。他說，不幸對內決心不夠，對外中途動搖，鑄成大錯。
蔣介石總結說：“我們中國立國處世的道理，是‘厚於責己，而薄責於人’。若要追問過去大陸上反共鬥爭失敗的責任，隻怪我們國民革命尚未成功，國家建設沒有基礎，因之對強權侵略者，沒有維護我們領土主權的力量。更隻有怪我個人自己，在這長期反共鬥爭中，應該見到的，未能預見，已經見到的，又未能取信於人。”他還說，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隻要能痛定思痛、提高警覺、埋頭苦幹、雪恥圖強，就能抗俄複國。
蔣介石所說的錯誤和失敗都是共產黨的正確和勝利，他越是痛切的懊悔之處，往往正是毛澤東最為成功的得意之筆，正好從正反兩個方麵說明這兩個對手對同樣問題的認識。當然，還有許多國民黨政權失敗的重要原因蔣介石沒有說，比如，20世紀前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和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讓很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和青年人信仰社會主義；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沒有符合廣大民眾向往民主自由的願望，沒有順應社會進步的潮流；各級官員貪汙腐化，讓百姓怨聲載道；大多數農民生活貧困，對現實不滿；等等。對這些問題，不知蔣介石是沒有認識到，還是不想這樣說。
“1945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跟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承認維持外蒙被蘇聯控製並駐軍的現狀，同意於1946年舉行外蒙全民公投，以決定是否獨立，1946年外蒙公投通過脫離中國版圖獨立，國民政府將外蒙地區移出版圖。
1949年，中華民國遷台，中共建政，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與蘇聯簽訂1949年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新約，承認維持1945年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舊約所規定，承認外蒙獨立，自此外蒙不再包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內。
1952年，台灣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向聯合國提出控蘇案，以蘇聯不遵守國民政府與蘇聯的1945年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支持中華民國的反叛組織為由，要求聯合國譴責蘇聯未履行條約。聯合國以25票讚成，24票棄權，9票反對通過譴責。隨後，1953年中華民國以控蘇案被聯合國通過為由，宣布廢除1945年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將外蒙重新劃進中華民國版圖內。
1961年，時為聯合國中國席位代表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美國壓力下，放棄阻止外蒙加入聯合國，使外蒙得以加入聯合國，自此，外蒙獨立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但中華民國內部仍將外蒙列為自己國土。
2002年起，中華民國不再將外蒙列為自己國土，不再將外蒙地區包括在中華民國版圖內。”
我就佩服蔣介石的縮頭烏龜精神，打不過，就寫日記泄憤，割讓了外蒙，內戰打敗了，就後悔，印地圖，有個屁用？
MLGB， 仁慈到扒了黃河大堤，淹死數十萬！ 是不是把黃河南岸人口都淹死完了，才算合格啊？
說得太對了。如果老蔣學周恩來的樣，對共產黨滿門抄斬，學毛澤東的樣，在全國按比例殺人，學鄧小平的樣在大街上殺人，學胡錦濤的樣把和平獎得主關進監獄，學習包子的樣把刀把子握在手裏，中國現在也不至於落得成為現在這個爛國家。
高，實在是太高了！
中國人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用老百姓的話說是，賤。毛把中國整得像人間地獄，反倒坐穩了江山。
1945，8月20日，” 共產黨跋扈鴟張，存心割據，要日軍向彼投降，要自己選出代表參加聯合國會議，------乃內戰又如箭在弦上，苟非別有心肝之人，無不痛恨共產黨者，此真有禍中國者也，國民黨固不滿人意，但今日之中國實不容分裂。”
1945年，10月31日:
“自勝利後，共產黨軍拚命搶地盤，為恐國軍之到，盡力破壞交通，故長江以北，各鐵路俱不能通，複原工作因此延緩。日來共軍攻打察、綏兩地甚急，蓋急欲與內蒙打成一片，以之銜接蘇聯之外蒙也，國共之戰以此起。“
1945年，11月14日:
“聞熊式輝自東北歸，謂中央派往接收人員，到東北後隻容在兩所洋房裏，不能自由行動，執行政務。蓋蘇聯以日本軍械發與共產黨，以張學詩(注，張學良之弟，亦名張學思)為之魁，在其未布置就緒前不讓我方活動也。” 中央接受大員，在東北也動彈不得。
1945年，11月29日:
“ 蘇聯本身元氣未複，已務侵略，在我國則蒙古、滿洲、新疆，無不染指，------美國站在盟主地位，與蘇聯衝突乃必然之事。而在我國，則蘇聯與共黨勾結騷擾，尤為心腹之患，解決愈遲則受苦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