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君

生於七十年代，農村人，學習差。執著從軍，終遇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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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是如何毀滅蒙古族的

(2015-01-19 16:10:54) 下一個

自建國起，滿清以史為鑒，大喊滿蒙一家口號分化漢族和蒙古族。實行滿蒙結盟，乃是整個清代的國策，清廷根據蒙古封建主原來地位的高低和對其效忠的程度、功勞大小，分別授予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台吉等各種爵位，使他們享有各種政治和經濟特權。1648年(順治五年)又規定，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年節來京朝覲，稱為年班。是清朝統治者為蒙古王公們所安排的禮遇，也是進一步籠絡、爭取、感化他們的特定的措施和政策。此外，政府每年要撥出大量銀兩、緞匹，以及俸祿等形式，賞賜蒙古貴族。清朝統治者還通過滿蒙親貴世代互通婚姻的辦法，緊密雙方的關係。

看起來，滿清朝廷非常優待蒙古，但實際上滿清在一方麵籠絡蒙古貴族的同時，另一方麵讓大量的蒙古牧民如同羔羊一樣軟禁在羊圈裏，同時用喇嘛教讓蒙古人變成寄生人口，從而讓整個蒙古草原性病泛濫。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事實上，滿清對蒙古的控製是非常嚴厲的。在康熙以後，幾乎每年都有大批內地民戶流遷到關外東北、口外蒙古以及新疆等地。對於內地民戶，清朝政府都用設置府州縣廳的辦法，與蒙古等盟旗製度，分別進行治理。象熱河設承德府，察哈爾地區設張家口、獨石口、多倫諾爾、豐鎮等廳，在土默特歸化城地區建薩拉齊、托克托、和林格爾，清水河等廳，新疆有鎮西府、迪化州，等等。清廷的此種做法，根本意圖還是想要嚴格區別移居漢民和原住民族，隔絕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不致互為影響。並且規定蒙古人到內地隻能從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殺虎口六處入關。入關時登記人數，出關時仍照原數放出，而且除以上六個關口外，不得從其他關口出入。

同時，禁止蒙古人學習和接觸漢文化。嘉慶二十年諭：近年蒙古漸染漢民惡習，竟有建造房屋演聽戲曲等事，此已失其舊俗，茲又習邪教，尤屬非是，著交理藩院通飭內外劄薩克部落，各將所屬蒙古等妥善管束。道光十六年規定，嗣後蒙古人，隻準以滿洲蒙古字義命名，不準取用漢人字義。十九年又規定，蒙古王公台吉等不準延請內地書吏教讀(學漢文)或充書吏，違者治罪。其公文呈詞，也不得擅用漢文。而且還禁止內地人出關種地和經商，內地出關經商者必須持有理藩院發的票證，而且限定一年期限，不準滯留各部娶妻生產，不準取蒙古名字等等。其目的在於強化封建統治，防止蒙、漢人民聯合反抗。

滿清通過這些嚴格的法律來隔離蒙古與內地漢族地區的交往，嚴格的遊牧界限強化了草原民族的生態封閉性，而這一點恰恰與遊牧社會的生產力要求不相符合，從而使蒙古人民無法獲得漢族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始終處於遊牧的地位，三百年不能進一步的發展。

但最狠的還並不是限製了蒙古族的文化和經濟發展，而是通過在蒙古地區大力提倡喇嘛教，以宗教之名對蒙古實行一場長期的計劃生育。

在清代，尤其康熙朝後，清朝有目的地撥款興建以及王公、平民捐資興建的色彩鮮豔、造型奇特、宏偉壯觀的大小廟宇，遍布了蒙古各地。康熙至乾隆年間，在內蒙古宗教中心多倫諾爾以及熱河，清朝先後撥款興建了匯宗寺、善因寺、會心寺、溥仁寺、溥善寺、普寧寺、普佑寺、安遠寺、普樂寺、普陀宗乘廟、須彌福壽廟、廣安寺等20多座廟宇。撥款十萬兩銀子興建的善因寺賜予內蒙古宗教首領十五世章嘉呼圖克圖。順治至雍正年間，內蒙古西部以呼和浩特為中心，先後大興土木築建了多個大小廟宇，喇嘛數達到三千餘人。在阿拉善一帶也築有30餘座寺廟，盛時喇嘛數達到1萬餘人。據不完全統計，在漠南大小寺廟共1000餘座，喇嘛20萬以上。漠北喀爾喀從康熙朝起所興建的大小寺廟約有700餘座。這些寺廟共有喇嘛10萬餘人。喇嘛被免除兵役、徭役和賦稅負擔，這一政策實際上鼓勵了廣大平民棄俗從僧，使大批為生活所困的阿勒巴圖，雲集各廟宇，念經修佛，極大地阻礙了蒙古族經濟文化的發展。

在清朝三百年中，朝廷規定一戶蒙古人如有三到五個男子，就必須有二到三個出家當喇嘛。而喇嘛是不能娶妻的，長此以往，人口必然下降。再則，男不婚女不嫁，自然導致不正當的性行為，造成性病流行，嚴重的影響人口增長。

《馮玉祥自傳》中曾有這樣的記載：“談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萬人。在滿清長期統治之後，今已減少至五十萬人。滿清利用喇嘛教以統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須當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須當喇嘛；僅有一人可為娶妻生子的平民。當喇嘛者有紅黃緞子穿，又可坐享優厚的俸祿。女子沒有充當喇嘛的福氣，但又難找得相當的配偶，於是都做了內地人泄欲的對象。因為由本部內地來的文武官吏及軍隊、商人，都以道遠不能攜帶家眷，他們都可以在這裏找到臨時太太。一方麵是七八個蒙古男子僅有一個妻子，一方麵是一個蒙古女子，有若幹的內地人為她的臨時丈夫，事實上形成一個亂交的社會。同時男女衛生都不講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後，惟有聽其自然。當時活佛即患梅毒，爛塌了鼻子。據說目前檢查結果，蒙古青年十七歲至二十五歲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歲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這種現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繼續存在，馬上就會有滅絕種族的危險！那次和蒙古國民黨的朋友談及這個問題，他們把這一點也作為他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理由。他們說：‘你看，中國政府就這樣防製我們，使我們即要滅種，使我們民族無法生存，你看我們怎麽還能和你們在一起？’馮玉祥詫異道：‘你這是什麽話？這明明是滿清政府防製你們的，怎麽說是中國政府？我們中國內部的人民，不是和你們受滿清政府同樣的壓迫和虐害的嗎？’”

正因為如此，蒙古族下層人民開始萌發同同盟會聯合反清的鬥爭思潮，《民報》發表了以蒙裔多分子署名，題為《蒙古與漢族結合共伸討滿複仇大義之宣言書》一文：

“滿洲分割我蒙古部落，建汗封王，以相牽製，使勢力消散。除此之外，置將軍，都統，辦事大臣於各地方。以握我實權，製我死命。而設喇嘛教一端，設計之毒，以滅我蒙古種族。期間曆史時間之長，非數萬言不能磬，實與吾蒙古不共戴天之仇也。吾蒙族不排滿複仇則已，如排滿複仇，舍與漢族結合其誰與歸。今吾與漢族同患難，共死生，同謀大舉。則異日漢族之於我同幸福，同樂利，同居於平等地位，同建一共和政府，同行一共和憲法。自今與往吾蒙族之生命，生則與漢族同生，死則與漢族同死。吾蒙族之土地，存也願與漢族同存，亡也願與漢族同亡，兩族一心，同謀複仇，同謀排滿。”

綜上可見，一個人口眾多而又十分強悍的蒙古族，曾經一度征服過歐亞許多國家，建立過一個近百年之久的蒙古大元王朝，在經過滿清三百年的統治後，人口由清初一千多萬下降到辛亥革命時期的一百多萬，整個民族被製服成了一個一蹶不振，不相統屬，人口下降，貧窮落後的弱小民族。有人說，充足的人力資源才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競爭力的優勢，未來將進入人口爭奪的高峰期。誠然，如果計劃生育仍然不放開，國家又哪來的年輕活力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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